（先閱讀本專題上篇：準備 DSE 變流亡台灣　勇武少年和他的抗爭傷痕）

來到清水灣道 399 號，下午的時間很冷清，一般人不會來到這裏，間中只有下班的懲教人員和探訪人士由監獄正門大閘離開。

這是壁屋監獄，也將會是今屆文憑試（DSE）考場之一，在囚和正還押的應屆考生將會集中到這裏應考。過去三年，分別有 19、16、14 名在囚人士報考 DSE，今年此試場應考的人可能較往年多，當中包括那些反送中運動而被還押、正等候上庭的中六生，如阿傑和 Tommy（均為化名）。

還押考生的掙扎

「他們作為 DSE 考生，想要做好學生本份，盡力爭取好的考試成績；同時作為一個抗爭者，他們也會用自己方法，希望爭取達到『光復香港』的目標。」

蔣旻正剛剛從壁屋監獄完成公務探訪，他除了是新任北區區議員，也是大型補習社的中文導師。雖然上水往返清水灣車程要花近三小時，但他隔周就會到壁屋，探訪因反送中運動而被還押的學生。踏入 4 月考試臨近，他儘量每週都來，跟進中六生的溫習情況。 

他定期探訪的中六生，叫阿傑和 Tommy。蔣旻正透露兩人被控的罪名較暴動更重，因此已被還押數月，不准保釋。

過去數個月，Tommy 和阿傑的經歷和其他參與抗爭的中六生相似 — 大部分時間都投入社運，讀書的時間減少，有段時間連學習的進度也完全停止。當然現在兩人的心情比其他中六生更複雜：若應考公開試是大家公認人生中一個重要難關，他們既要背負沉重的案件，又要應考，無疑是難上加難。

蔣旻正形容，Tommy 一直猶豫、躊躇不定：考唔考 DSE 好呢？「佢話自己的進度一早比其他人落後得多，怕考完成績不好。」蔣旻正游說他，揀選自己較喜歡的科目去考，不用計較成績，就當是一個給自己的挑戰。最終 Tommy 決定選自己最有興趣的一科，應考今屆 DSE。

阿傑目標則清晰得多，首次與蔣旻正見面，他已經肯定地表示會考 DSE，「這科想攞 5、英文想攞 4⋯⋯」蔣引述阿傑的豪言壯語，每一科他都有明確的目標。蔣旻正形容，阿傑甚至會對他說，「這份卷的 MC 我已經操到好熟，想要更多長題目的練習。」蔣旻正也答應要求，找來更多 past paper、其他補習老師和日校老師的教材。

懲教署為中學生提供課堂，但課程安排落後，一星期只有 2 至 3 堂，每堂約一個半小時。初高中各只有一班，由一位老師負責教授各個年級的全部科目，明顯難以兼顧不同程度的學生。由於署方只提供兩個高中選修科的課堂，部份在囚或被還押的中五、中六學生無法繼續修讀他們本來的科目。蔣旻正又指，獄中選修科課程的教材只有一張工作紙，完全不足以應付公開試，這也促成了蔣旻正的公務探訪，持續關注還押學生的學習進度。 

由於公務探訪時限只有 15 分鐘，每次蔣旻正均要在短時間內跟進學習進度、即場講解，甚至是「補習」，「其實去到好似交代一張目錄而已，『中文有邊年 past paper』，『英文筆記有講不同 tense』，『通識有無甚麼題目想練多啲？』⋯⋯」交代完一次，已餘不多的時間。然後還要趕緊講解較艱深的文言文文章、練習口試題目（按：訪問時 DSE 口試未取消）。準時 15 分鐘後，Time’s up，探訪人士就被請離開。

餘下的時間，阿傑和 Tommy 就得靠自己的努力，蔣旻正表示，二人要求索取的筆記和教材，都會認真地完成。如遇上不明白的地方，他們則會在每日「自由活動」的兩小時中，向其他同樣因反送中運動而被還押的大學生請教，「他們在入面守望相助，我拎筆記入去，有位哥哥會教他們。」

沒有時鐘怎樣考？

蔣旻正稱，所有收押院所和監獄都不設時鐘，偏偏時間分配是考試重要的一部份。例如中文科聆聽綜合卷三時間緊湊，沒有時鐘，還押的中六生可以如何備試？

答案是不少抗爭者都嗤之以鼻的 TVB 劇集。

每一晚，在囚人士有兩小時自由活動時間，電視機正播放八點半劇集，中六學生就用電視劇作指標，每一節劇集完結（約 11 分鐘），就要完成一段卷三的「整合拓展」、或「見解論證」。蔣旻正認為，在不利的環境下，這做法尚且有助還押考生備考，然而獄中的種種限制，對這班可能正面對人生最重要考試的人並不公平。

應考公開試困難重重，蔣旻正形容，他接觸的還押考生仍保持積極正面，「他們很關心自己學業上可以怎樣做得更好⋯有沒有方法可以解決現時的教材問題。」他則希望讓被還押考生知道，外間有很多人在支持，「希望他們努力完成目標，無論結果考不考到大學、成績如何，其實都不太重要。」

「他們好想去努力，無論是抗爭，抑或學業，為了自己和社會的目標進發……當然兩者之間，社會可能更危急，於是他們選擇先去抗爭。但他們都清楚知道，學習是他們的責任。他們都很好學，也享受學習的過程，尤其現在還押當中，時間都被控制，不能自由地運用。抗爭方面他們正在休息，但他們明白，讀好 DSE 其實也是一條戰線。」

這個想法，跟很多這一年投入反送中運動的中六生相似。

不同的是，大部份中六生準備 DSE 期間，都會期盼考完試的一天，對於自己的將來也有各式各樣的想像。

但對阿傑、Tommy，和其他正還押候審的中六生而言，這種對將來的想像，恐怕是奢侈。「其實他們的控罪都……不太樂觀，如果罪成，坐監的刑期可能會很長。」對於還押中六生而言，當下每一刻都只能見步行步。蔣旻正說，假如他們今次 DSE 能考到理想結果，以後總有機會用成績鋪平前路。

記者／梁天心
攝影／Joey Kwok

— 【最崎嶇的中六】專題完 —

（先閱讀專題上一篇：小息唱榮光、陸運會揮旗、請病假上街…　DSE 考生抗爭到抗疫的一年）

中六生 Red 拖着裝有十多件衣服及日用品的行李喼趕到香港國際機場。往機場途中的這段北大嶼山公路，窗外遠方的海灣風景，早在去年8月參與「和你飛」行動時他就看過無數遍。只是他沒想過再途經這條路時，並非為了期待已久的畢業旅行，而是和香港告別。

2019 年 11 月某天，當同學還在課室上課，身穿便服的 Red 到校務處辦理退學。還沒來得及和好友說再見、拍照留念，他的六年校園生活就在一片從課室傳來的喧鬧、轉堂的鐘聲中，戛然而止。

Red 很記得，家人在機場送別一刻，自己尚未哭，母親及女友已在默默淌淚。「小心啲，記住 keep contact，要報平安啊…」是父母的最後叮嚀。他和家人逐一相擁，攜着背包走到關口時忍不住回眸，大家正向自己揮手告別。

身為勇武示威者，Red 去年 10 月曾因「非法集結」罪名被捕，離港前則從理大逃出生天。一踏入機艙、找到座位，他頓時舒一口氣 — 終於不用再提心吊膽過日子，不用再憂慮警察會突然現身，拘捕自己。

以往 Red 只跟過家人到泰國、日本、韓國旅遊，這是他首次獨自到異鄉生活。飛機在跑道緩緩滑行一刻，他在想，寧願保留自由之身，也萬萬不能在監倉虛度光陰。但他亦清楚自由的代價，就是這輩子或許再不能踏足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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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或讀書

香港烽煙四起前，Red 的日常生活和其餘中學生沒兩樣 — 上課伏在桌上呼呼大睡，下課後和女友到自修室做功課，假期和朋友到旺角睇衫、買鞋、食飯。學生哥的話題往往只圍繞着打 PS4、考試、選哪間大學。政治呢？「有留意時事，但嗰陣我會覺得（政治）唔輪到我哋決定，可能口頭鬧兩句就算。」

現在回想，這段日子至今才不過一年，他有點黯然：「都懷念（校園生活），因為可以無憂無慮，好似細路仔咁讀書、同 friend 出去玩，好放鬆、唔使日日擔驚受怕。」

2019 年6 月 9 日，這段無憂時光從此改寫。那天 Red 剛考完中五期末試，和朋友第一次上街示威。他目睹有比他更年少的示威者為別人擔遮、囑咐人們小心，這幕使他自問：「點解會由佢哋去做呢樣嘢，而唔係由更有能力嘅我哋去保護佢哋呢？」三日後的 6.12，他在金鐘首嚐催淚彈的滋味，眼前煙霧彌漫，他霎時感到頭暈、眼淚直流、呼吸困難。無數張慌張臉孔湧入中信大廈一幕更觸怒了他：「唔明點解警察做出嚟嘅行為係咪想殺死啲人？」他說，受夠了這一切，於是決意走上前線。

Red 的父母認為和平抗爭更為可取，當然不支持他做勇武示威者。他們苦口婆心地勸說：學業要緊，萬一被捕鋃鐺入獄，打斷溫習進度，怎麼辦？ Red 沒聽從，每逢要外出抗爭，他就向父母訛稱只是到現場義務急救：「我企得好後㗎！」

暑假完結，9 月開學，雖然距離 DSE 不足半年，應屆考生的課業日趨繁重，幾乎隔日就有測驗，但 Red 還是將學業拋諸腦後，事無大小的抗爭行動也會到場。於是，「裸考」測驗、因欠交功課被罰留堂少不免，他甚至連自己欠交了甚麼功課也不清楚。身在學校心在街頭，腦海常閃過抗爭時目睹的風風火火，他想着想着就掉淚。難以集中精神下，中六到底學了甚麼？他也說不清。

由於因抗爭晚歸，Red 有時拖着疲憊身軀回家後還要溫習，小睡 5、6 小時後又要起床、換校服、上學。睡眠不足，他唯有在上課時「搵周公」，以老師的念叨聲伴隨入眠。有老師知道他常出外抗爭，沒怎麼打斷他睡覺，但亦有老師會堅持叫醒他，他只得不情不願地坐直身子：「扮聽都要聽吓。」

又有時，由於抗爭後實在太疲倦，甚或受重傷，Red 索性勸服母親致電學校請病假。母親通常不太情願，但眼見兒子沒精打彩的樣子，也無可奈何。Red 三個月內向學校請了足足十多天假期，病假彷彿成了他抗爭的必需品。

去年十月初一次警民衝突，Red 被捕後在警署待了 40 多小時才獲保釋，被迫缺課一天，要請假。另一次在荃灣的警民衝突，Red 先是肋骨被橡膠子彈擊中，非常紅腫；手被玻璃刮傷，要縫幾針；同日晚上被追捕時更遭警棍多次打中。周身傷痕下，他向學校請假半天看診，看完醫生卻沒回家休息，反而回校如常上課，因為怕請太多假會被校方處分。

DSE 步步進迫，有同為中六的好友想專注讀書、考入大學，故漸漸淡出抗爭。Red 亦想制訂時間表，自我監督溫書進度，問題是這場抗爭行動從不固定，不少更屬臨時「快閃」。Red 只好斷斷續續地溫習，每日花約兩小時在學業上。他不奢望做狀元榜眼，能達到每日設下的複習目標，所有科目都考到第 4 級成績就心滿意足。也所以，Red 沒報讀大型補習社的課程，也不下載那些稱有助專心學習的「種樹」App；即使家中堆滿課本、補充練習、past paper，他卻沒怎麼翻閱：「都係想考完 DSE，有個可以到外國讀書的成績就足夠。」

Red 從沒考慮留港升學，一心想出國修讀心理學，然後順理成章地於外地工作、落地生根。他說香港社會金錢掛帥，不少人窮盡一生只為上車買樓；他不喜歡這種生活模式，對未來心灰意冷；又認為政府政策非以民為本，最終只會令香港崩壞，淪為內地城市，因此寧願早日一走了之。訪問中 Red 不斷強調，就算這場運動沒發生，遷到外地的理想亦復如是。

但由始至終都想遠走他鄉的話，為何甘願為運動付出這麼多？

Red 沉默半响，答：「我對香港又愛又恨……會想留住同自己一齊抗爭、或者出一分力的人，但同時無可奈何香港唔係由你決定嘛……」

即使在抗爭現場多麼勇武，Red 說到底還只是一個中學生。他本來很期待一月尾 last day和同窗在校園留影，於畢業禮從校長接過畢業證書，還有5月考完DSE後和朋友去畢業旅行，到英國遊玩，看看博物館。可是，那些和好友抓緊時光、共渡青春的美好想像，最終卻因理大一役而化為泡影。「宜家真係無咩可能。」他苦笑。

報廢的回程機票

19 歲，才剛過了合法飲酒、賭博的年齡，Red 已下定決心為人生押下賭注。他靦腆地說，這是他人生第一個交叉點。

去年 11 月理大一役，Red 幾經辛苦離開現場，回家後還沒透過氣來，心底就湧現對未來的躁動不安：萬一警察秋後算賬、上門拘捕怎麼辦？如果這次是被控以更重刑罰的暴動罪，又點算？

那晚，哥哥勸他：先過去台灣會穩陣啲。

女友、父母沒異議，更把兩萬多台幣的零用錢塞給他 。於是，就算國語不太靈光，就算從未到過台灣， Red 情急之下決定先逃出香港，到彼岸避一避風頭。

最初他買的是來回機票。避風頭嘛，他以為只是為期數周的事，打從心底裏，他還是想回家。可是在台灣待久了，當他知道與自己出外抗爭的隊友紛紛被捕後，心頓時涼了一大截。

那張回程機票終究還是報廢、沒用上。

逃避與執著

有一晚，Red 恍惚之間見到，數十催淚彈迎面而來，放眼盡是煙霧彌漫，氣味嗆鼻。行人天橋上的防暴警察頃刻間衝落地面，將近百人困着、圍捕。眼前幾乎所有路段都有警察佈防，他怎樣也逃生不及，就這樣被拉入封鎖線中……

然後他從夢魘中驚醒。

即使到了異地，那些似曾相識、埋藏在腦海深處的回憶，還是不經意在半夢半醒間竄出來。台灣生活這幾個月，Red 按捺不住逃到異地而生的愧疚、無力感，那些在前線抗爭的片段就如潘朵拉盒子，一被打開、喚起，積壓的情緒就傾瀉而出，一發不可收拾。

有時他在電話剛好掃到香港新聞，又或觀看有關逃生的動漫情節，也會使他憶起抗爭往事，繼而哭起來：「宜家諗返，如果嗰陣出去抗爭每樣嘢做好少少，就唔駛搞到宜家咁…」他也覺得自己不負責任，「有些手足被控以更重罪名，我都係非法集結啫，就咁快決定過嚟台灣，好似一走了之咁。」

於是，Red 選擇逃避。他在台灣向當地人介紹自己時，從不提及抗爭者身份，而是謊稱自己為留學生 。他也再沒如以往般經常瀏覽連登、Telegram，那些滿載抗爭回憶的衣物、裝備，他早就丟了；即使買了幾本《榮光歲月》、《六月圍城》的抗爭圖輯留念，他亦不敢翻閱，連包裝袋都未拆開。他擔心，閱後會悶悶不樂好一陣子。

Red 忽然記起，以前在中學弦樂小組拉小提琴的點滴。他興致勃勃地說，這是在中學留下的最美好回憶。他很享受畢業典禮或週年表演前，與隊友練習曲目然後一同上台表演的時光。整段中學生涯一起夾歌的隊友們，紛紛成了他的摯友。可是，當他現在想拉小提琴解愁，才醒覺原來小提琴被擱在香港的家中。

結果，打機成了他的救贖，讓他得以與世隔絕，忘卻抗爭。他從香港搬來 PS4，縱然和好友未能在現實相見，也阻不了他們在虛擬世界見面。遊戲砰砰砰的槍聲中，大夥兒談時事、談讀書、談前途。唯有這樣在半實半虛中，他好像才能稍為正視現實。

由於簽證所限不能工作，Red 現時在台灣靠家人寄生活費維生。他很清楚，即使到了他鄉，自己仍和香港藕斷絲連。到了台灣後，他不用再着緊 DSE，反而多了時間閱讀政治書 — 《極端政治的誕生（Prius or Pickup？）》、《邱吉爾與歐威爾（Churchill and Orwell: The Fight for Freedom）》成了他的讀物。他正鑽研《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很想知道今天香港政局由何造成，又何去何從。他說從沒後悔為香港捨棄這麼多，遷到外地後也不會捨棄香港人身份。

「至少我無後悔過做任何事…反而如果我（當時）做返一個普通人，淨係顧慮自己前途而無出過去，我覺得我會更後悔。」

人在台灣，Red 喜歡在平板電腦上畫素描，以一筆一畫舒緩情緒。半年來在抗爭現場的所見所聞 — 撐着雨傘的黑壓壓人群、揮動汽油彈的示威者，均成了他筆下題材。其中一張畫作旁，他寫上：勿忘初衷。

文／任蕙山

預備公開試的日子，是少數能讓大部分香港人都產生共鳴的話題。

那些青蔥的片段大同小異 — 去邊度印 past paper 好？紀念冊自己整定買好？最後一次參加 Sing Con（歌唱比賽），唱咩歌好？Grad din（畢業謝師宴）去邊度搞好？溫書去 M 記定 Starbucks？

這一年的中六生，若在未來說起這段日子，卻將迥然不同。他們煩惱的是：圍人鏈，條路線點 gen 好？罷課安排咩活動好？如果唔返學，去抗爭，請幾多日假先唔會畀人踢出校？咩話，仲去 M 記、Starbucks 溫書？不了。

活躍於反送中運動前線、缺課多日的應屆 DSE 考生 Nok 便在訪問中感嘆：「我成日都唔喺度（學校），所以我對中六的校園生活，已經沒有特別深刻的回憶。」

時代的考驗接踵而來，這群「被選中的細路」並沒有好好告別校園的機會。持續九個月的烽煙稍微散去，武漢肺炎疫情的烏雲又逼近，連期盼已久的 last day 也被迫取消。

作為「細路」中最年長的一輩，他們站在青春的第一道警界線上，跨過公開試，就要成為「被選中」— 或是「被淘汰的大人」。社運不會排斥人，但考試制度會。

本年度 DSE 延期開考，預備考試的空窗期較往年更長。這段時間，《立場新聞》訪問了近 10 名熱衷反送中運動的應屆考生，了解他們這九個月的心情。有人嘗試在烽煙稍歇之際，整理心情，專注考試；有人被警暴所傷，留下心理陰影，決定放棄考試，到外地休養；有人在抗爭中被捕，仍然還柙監牢，或要在獄中應考；有人已流亡台灣，捨棄的不單是公開試，更是香港。

在這班中六生趕赴人生中另一重要戰場前，我們記錄了他們的回憶與期盼。

（先閱讀本專題上一篇：遭警圍扑頭破血流　棄考 DSE 離港休養　大埔少年人生怎樣被警暴改寫？）

被延長的 DSE 前夕   

3 月 21 日，政府宣布 DSE 將會延期 4 星期，改在 4 月尾開考。

相關的訴求，學生團體「中學生連線」及「中學時政」已在 3 月初提出，現在終於受理。是為時未晚，還是延長痛苦？

阿祺是某中學反送中關注組的發起人，自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起，已很少參與示威。「睇少咗好多新聞，都係留喺屋企溫書；但考完 DSE 之後，想再參與場運動多啲。」

對於考試延期，他坦言多了時間溫習是開心，但覺得取消口試卷很不應該。「有啲可能靠 oral『食糊』嘅考生，就會冇咗優勢。」又指押後考試是亡羊補牢的做法，「明顯就是政府評估錯了。如果堅持要（保留今屆）DSE，幾個月前就應該要封關……確保考生（免受疫情）風險（影響）。」

他說，現在多了時間溫習，考試結束後的休息時間便會相應減少。

「我們可能本身考完試，在放榜前可以去 grad trip（畢業旅行），但現在就沒有了。......只能說這個政府實在太無能，令我們這一班考生在考前一個禮拜才知道要延期，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

— 阿祺，應屆 DSE 考生，中學反送中關注組反起人

但對阿祺和其他人來說，突然多出一個月的溫習時間，大概還是喜多於憂。

這個學年的上半場，他因為日間要外出參與示威，所以一般都在凌晨溫習，直言感到辛苦。即使回家以後，其實也無法平復心情專心溫習。「我看完新聞會有很多的感受。在學校或外面參與完一些活動後，我其實會一路想著那件事，做不到其他嘢......就打文、打字，不斷 repost 好多嘢。」

疫情期間，他卻仍然要在凌晨溫習，因為「早上的時候家人 home office，又不可以外出，因為要節省口罩」，只能趁夜闌人靜時焚膏繼晷。

一係返學，一係上街

讀書？盡公民責任？在過去大半年，這兩件事比任何時候都更處於對立面。

「本身可能夠分（入大學），現在可能不夠了。因為這大半年都沒有受過教育。」常參與前線抗爭的 Nok 苦笑說。

「…...有一段時間，很生離死別。（朋友）總是說『星期一一定要見到你啊，要返來食飯』，我就說『一定返來的』。」

— Nok，應屆 DSE 考生，前線抗爭者

為了參與運動，她多次向學校請病假，但又怕請假日數太多被處分，因此一直小心翼翼地「計到盡」。校方要求學生有八成出席率，「不上學 20 天是 maximum，我沒有上 17 天。」

同樣常上前線、身為學生運動員的阿套搲搲頭，煩燥地計算自己缺課的日子「一定多過三十日」，甚至曾在考試中途跑去上街。

「（6 月 12 日）嗰陣係考考下試，考咗一科，第二科冇考，就跑咗出去。......考完試 break（Reading 同 Writing 卷）中間，一枝箭跑咗返屋企換衫，之後就出咗去。......因為我覺得林鄭唔理我哋民意會比較大鑊啲。我嗰陣睇，送中喎，改哂好多嘢喎。如果真係過咗，其實會無咗香港本身應有嘅自由。......朝早，考緊 Reading 已經喺度諗，話唔話去個厠所，中途走出去？......（最後）忍唔住跑出學校。（第二場）開考嗰陣，老師見唔到我就打比我。我話：『唔呀，我上咗車喇，bye bye。』」

某些時候看來，自己的未來和香港的未來之間，居然不是因果關係，而是二擇其一。阿套說得非常赤裸，「我覺得......香港第時冇未來，你讀書幾叻都冇用。」

聽起來瀟灑，但兩者之間的平衡不是說放棄就放棄。

阿套不上學，是因為體力實在透支。即使上課，精神也無法集中，滿腦子都是抗爭的事：

「諗點樣改善，可能你掟磚掟得唔夠遠，諗點樣扔得遠啲呢，係咪手勢唔啱，肌肉唔夠。仲有啲人比人拉，會唔會有啲嘢幫到佢哋……邊個新聞台有live呢……」

— 阿套，應屆 DSE 考生、學界運動員，前線抗爭者

身為學生記者的 Yan 和 LPS，也常奔走於抗爭現場。和阿套一樣，他們也總是捱到臨界點才會選擇缺課。

「有時會好攰返唔到學，好似（區議會）選舉後嗰日係要返學，但真係返唔到，因為我前幾日都好奔波，跑嚟跑去，跟不同議員做訪問。去到第二日頂唔順，真係冇返學。

雖然有做開運動，長時間跑黎跑去真係頂唔緊，其實都係好攰，同通常你同一時間發生好多事，可以呢邊掟緊磚、嗰邊私了緊，你（作為記者）就要跑嚟跑去，係咁用腦，打 feed（編按：更新 Facebook 動態），覺得自己做咗好多唔可能嘅事。因為以前都唔覺得自己會咁搏嘅，依家好似搏哂命報道。因為你戴住豬咀，又唔可以飲水，好似成日都好辛苦，捱下捱下，成日坐車都會訓著。」

— Yan、LPS，應屆 DSE 考生，學生記者

他們先是公民，還是先是學生？較專注校內宣傳活動的中六生阿靜則相信，讀書和上街都是自己的責任，必須盡力做足兩樣。

「即使我好夜先訓，可能搞到一兩點，返到去仲要沖涼，我都好堅持翌日要返學。因為我覺得，我出去，我係身為一個香港市民，我係有責任既我會去做，但投入返現實，我係理應要返學。」

— 阿靜，應屆 DSE 考生

阿靜相信量力而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唔同職責嘅，你出唔到去，好似家庭主婦咁，你咪好好教育你仔女，教識佢哋咩係良知、做個真正既香港人；老師就教育你啲學生，咩係公平公義，究竟我地追求緊啲咩。」

街道上的震撼教育

「量力而為」聽上去理所當然。但其實在集體行動的困境下，被 free-ride 的人都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極限推前，囊括本該由別人來付的代價。

Nok 記得，自己最初在抗爭現場，只戴著普通的黑色外科口罩，抱著生理鹽水，有點不知所措，連要多帶一套衣服更換也不知道。站了一會，開始有人遞來 N95 的口罩，她戴上。過了一會，手邊出現頭盔，她又戴上。

後來，她一直在前線。因為她看過一部佔中的紀錄片，當中有一句讓他印象非常深刻：「每個人在一場運動裡，都要給自己 assign 一份工作。」

抗爭現場沒有老師，沒有最正確的指示，自己的崗位要靠自己找出來；下一步轉入哪條巷最安全、應該站在什麼位置，只能憑經驗判斷。阿套看著連登、Instagram、Facebook 上的地圖、前線抗爭者的經驗，一遍一遍地溫習街道的位置，在腦海裡反覆演練走位。

「其實 7 月我比賽，嗰陣就淨係睇連登、IG、FB，睇啲人點做嘢，當增值自己，好似依家 DSE 咁，食下雞精，DSE 範文、速成班（點樣走位、點樣擋）。真係會開埋個地圖，可能旺角打彌敦道，你就係要熟旺角，甚至油麻地、佐敦、尖沙咀啲位。暑假就係溫習呢啲。……你出左嚟，你驚都冇用。驚係驚，但你要去面對囉。」

— 阿套，應屆 DSE 考生、學界運動員，前線抗爭者

阿祺說起自己在 11 月理大之戰開始前，連續兩天去過理工大學幫忙。「中大（之戰）的時候，我只靠新聞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覺得很可悲。過了幾天，我在 Telegram 看到消息，說下一個 target 可能是 Poly，就覺得，我冇可能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卻留在家裡什麼都不做。」

而那天進去看到的情景，讓他至今仍無法忘懷，就像初次真正看到戰爭。

「一去到其實很多個入口已經封住了。有人帶我去一個入口，一進去便跣低了，因為成地都是油。然後又搜身，我就告訴他們我是學生……入去以後我真係……我跟住啲人走去 canteen，第一時間是有啲嚇親，因為原來好多物資已經儲咗喺嗰度，有不同的崗位在分配不同的人手，有人在煮飯……我就拿起一堆手套，去幫忙砌牆，去鋪水泥。」

入黑以後，阿祺離開校園，在外圍為送物資的人指路。有人看見他年輕，誤以為他是理大的低年級學生，「師弟」前「師弟」後的稱呼他，拍拍他肩膀叫他「加油」。阿祺憶述至此，有點哽咽。「那一刻令我......好像我是在這裡讀書的，是他們的一份子......很感動。」

雖然不忍離開，但他必須歸家。「我會覺得自己有啲冇用。我知道我不可以過夜，因為我沒有告訴家人，所以我第一天幫忙到入黑就出番去……出去那一刻，好像我放棄了他們。」

即使已經成年，對於一個中六生來說，除了外面的凶險，家人也是一大難關。

Nok 面對同樣的問題。「我一想到 6 月 9 日晚，我要離開是因為我要趕住返屋企，就覺得於心有愧。我又想，我出來係因為要政府聽取我的意見，但如果我連在家裡也不敢講，有甚麼用？」

然而，家人的憂心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在街頭，年輕不再是保護屏障，更可能是原罪。

阿祺曾經在補習過後，因為與警員對罵，在街上被數十個警員包圍，更遭辱罵「垃圾」。即使身穿校服，對方還是懷疑自己不是學生，並把自己書包裡的物件悉數翻倒在地，說懷疑他藏有「刀仔」。

「我驚，但覺得唔可以畀佢哋覺得學生就好恰。」阿祺事前要求截查警員在檢查後替他收拾物品；事後他請對方履行承諾，只換來一句：「係咪博拉？」

年輕人雖「勢弱言輕」，但不願意因此被小覷，所以連恐懼也變得有壓力。不要怕、不能怕，這或許是很多中學生在心裡對自己的叮嚀。

但恐懼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不囿於意志或場景，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也會無故襲來。被槍枝指嚇的場景，對學生記者 LPS 來說還歷歷在目，甚至會悄然入夢，影響作息。

「我都試過被警察攞住枝催淚彈槍指住，因為嗰陣得勁少記者，嗰時我哋咁啱喺警察防線前，佢哋要衝前。因為得我哋兩個（學生記者），逼咗我哋去角落，跟住無啦啦（用枝槍）指住我哋，勁驚。（警察）真係攞住枝搶對住我哋嗰幾秒，我真係覺得自己要死。

…...成日夜晚的時候都會喊，就算發夢都會夢見被警察追、火魔。尤其最激烈嗰排（十一月）會成日發夢夢見依啲嘢......之前會失眠，依家就嚟考試，就會想 tune 返好。」

— LPS，應屆 DSE 考生，學生記者

儘管如此，震撼是一個中性詞。難忘的除了絕望，還有希望。

去年 7 月 1 日，Nok 也在立法會門外。本想跟著其他示威者衝進去的他，被身後同樣在場的老師一把扯住，問，「你咁細粒，入到去有咩用？」

現在想起來，Nok 有點苦惱地說，很後悔啊。「這個歷史時刻，我居然沒有進去（立法會）……可能是因為我覺得，我有付出過，我想得到收穫。也不能說是收穫……就算是睇下都好。」Nok 為人思想成熟，唯獨這份期盼，看似有點孩子氣。

「除了梁繼平的講話以外，我最深刻的就是，突然抬頭看見有手足在立法會裡面開了手機的電筒，把光從裡面照出來。我那一刻覺得，我們真的進去了。」

— Nok，應屆 DSE 考生，前線抗爭者

同一個畫面，也是阿天在運動中最深刻一幕，「好似有個象徵，香港人攞返少少嘢返嚟，係幾感動。」

他說，以往在中文堂水過鴨背地學過「捨生取義」的意思，卻沒什麼感覺，直至看到現實中有人這樣做，自己才頓時明白 — 「捨生取義」原來不只是考試背書答案而已，而是真的在運動中經歷到的意義。

開學真正的考驗

反送中運動至今近十個月，基本上橫跨整個學年。中六生們先在暑假在街頭上了震撼一課，回歸校園，開學後他們如何在校園內延續抗爭，影響其他同學？

九月開學之初，有學生組織發起罷課，各間中學校內陸續組成關注組，統籌校內的反送中活動。

有份籌辦校內關注組的阿祺說：

「我覺得自己的影響力在學校，自己 18 歲，更加要盡公民責任令其他同學關注件事，有義務要令唔知頭唔知路的人知道發生咩事。」

— 阿祺，應屆 DSE 考生，中學反送中關注組發起人

有心但缺乏經驗，阿祺膽粗粗聯絡 2014 年傘運搞關注組的師兄和歷屆學生會，學習籌辦罷課的流程和注意事項：想罷課的同學有幾多？無家長信同意但堅持罷課的同學要點處理？點樣確保參與的同學，理解罷課的原因？
 
聽取師兄姐意見後，還要與校方開會、協調。奔波一大輪，最後校內罷課卻只進行了一天。3、40 人坐在禮堂內自修，有通識老師講 talk 和社工在場。以一個零統籌經驗的中學生而言，活動尚算順利進行。不過即日阿祺和關注組其他同學都覺得，罷課成效不大，決定取消之後數日罷課，結果迎來參與罷課的同學批評：「冇成效就唔罷？」

做統籌者固然吃力不討好，除了面對參加活動同學的批評外，還有持不同立場的同學的不滿和反感。

Yan 就讀的北區中學，校內有較多跨境學生。她說，「最深刻有個中三男仔，喺 Wechat（微信）度鬧我哋，話『中六唔好好讀書喺度嘥時間，中四中五腦筍都未生埋』。」Yan 和其他中六同學倒沒怪責這個男生。

「佢哋淨係睇微博，就信哂微博講的資訊，我哋香港有香港的資訊，既然發達啲，咁不如同佢哋講埋，佢哋可以自己諗清楚咩係真，咩係假。

學校畀個咁好的環境我哋，佢哋又冇抗拒我哋做的事，咁不如我哋就用依個機會，同佢哋講下發生咩事。」

— Yan，應屆 DSE 考生，學生記者

學校是一個小型社會，總有人持不同意見。踏入成人世界之前，中六學生就是「細路」當中年紀最大的一群，他們認為自己肩負著引導低年級、新移民同學的責任，要說服那些不了解、不同意的同學。

阿靜有類似的想法：「低 form 根本就係我哋所講的『港豬』，等於雨傘運動時我 form 1，我都係港豬嚟。但諗返起，嗰時做唔到啲咩，五年後我有能力時就更加應該要企出嚟。」

她說，校內低年級學生可能連「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口號都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卻會在「亂嗌」。阿靜決心要讓他們了解更多，因此和朋友號召全級中六同學在小息、lunch time於操場合唱《願榮光歸香港》、嗌抗爭口號。

「我哋單純想佢哋知道個世界、社會發生緊咩事。中六作為全校最大，我哋應該係做啲嘢畀人睇，令佢地更了解。」

阿靜就讀的中學沒人發起反修例關注組，阿靜和同學就嘗試自發在課室貼文宣、派貼紙，希望其他同學經過班房的時候留意到。

她中學生涯的最後一次陸運會中，阿靜和同學帶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旗，參與 400 米賽跑，尾隨的是其他年級的同學。

「成件事你會覺得好青春，我覺得係一個成長經歷，好有回憶。雖然唔係一件開心事，我覺得唔值得開心，因為始終你揹住『光復香港』的責任，唔應該係件好開心、玩的事，但我開心係有好多同路人，我哋目標、理念係得一個。」

— 阿靜，應屆 DSE 考生

有人成功在校內影響同學，不過也有人經歷朋友同學慢慢淡出運動。

一直在前線抗爭的 Nok 憶述，原來她與一個同班同學一起參與遊行示威，10月時她特意購買防具，問對方要不要，同學卻回答：「我不再要了，我丟掉了，我不再出去了，要努力讀書啦，你都係啦。」

「那一刻我好想哭。我原本終於在班上找到一個都會出去的 — 至少佢有個豬嘴吖，應該都OK 前（線）掛？但他這樣說，我就覺得又剩下自己一個……」她開始質疑，「點解自己同齡嗰啲開始真係讀書，自己就仲喺嗰度，唔知做咩咁？」 

付出了，然後呢？

Nok 顯然是班中較熱衷社運的一個，中六的日子她全都花在運動中，缺席大部分學校活動。

「…...最深刻是我冇影到班相。前一晚我是去了黃埔（示威），凌晨四、五點才回到家，第二天鬧鐘響也不知道。因為最後一年的班相和級相我都冇影到，係有啲唔開心……級相已經無法回頭，但班相，我的朋友有把我的照片印出來，舉住。

好似我成日都不在，所以我對中六的校園生活已經沒有特別深刻的回憶。」

— Nok，應屆 DSE 考生，前線抗爭者

不過自從今年 1 月農曆新年假期起，Nok 也逐漸減少出席抗爭。她心裡在想：「你只是出來，然後封路，然後被捕，然後呢？其實是不是真的有效？你好像突破不到那個位，那要做什麼才能突破？你出來的意義是為了什麼？⋯⋯我仲未搵到到做呢件事的原因。」

由於這一年全程投入運動，本來成績還有可能入到大學的 Nok，現在 DSE 分數岌岌可危。她捫心自問，其實也想讀大學，汲取更多知識，「而且始終大家都說大學是入場券，我想做什麼都好，都要呢張入場券。」只是當回想到自己過去八個月完全沒有溫書 schedule，幾乎沒投放時間於學業上，Nok 只有苦笑。

學生記者 Yan 準備 DSE 期間，不時在想，「如果 DSE 考考下突然間出事（爆發示威），咁我哋究竟會點呢？我會出去採訪定係繼續考試？」

「如果考考下真係有事，我覺得我會忍唔住（出去）。」其實她心裡已有答案。「因為好驚其他人會有事。」

這一年以學生記者身分於抗爭現場遊走採訪，讓 Yan 更有動力努力溫習，立定決心，希望可以考入大學傳理系。

「大家（抗爭者）都知我哋考 DSE，會鼓勵我哋唔可以放棄、想我哋入大學，考完之後再出返嚟（抗爭現場），我有種被人珍而重之的感覺……所以都幾特别，仲要大家係陌生人，有人會為自己開 TG 補習 Channel、義補，又鼓勵你，又幫你搵收音機，又幫你搵口罩，就會覺得都無憾嘅，就算冇左 last day、陸運會……呢啲真係唔同嘅經歷。」

— Yan，應屆 DSE 考生，學生記者

Yan 說，收到不少人的「另類鼓勵」：「考好 DSE，唔好畀咁多內地人入本地大學」，甚至稱之為一條「DSE 戰線」；阿靜說，這也是她努力應考的原因，「我哋唔可以令自己的學位蝕一個就蝕一個，依個資格應該係我哋自己爭取。」

假設不再因疫情而延期（甚至取消），今屆 DSE 第一科將於 4 月 24 日正式開考，同學們的溫書進度如何？

LPS 現時的狀態，相信所有考過公開試的過來人都有共鳴：「冇喇……去到這個階段，點都要逼自己專心囉……但每次攤去張床，就會諗好想快點考完試…」但她之後一句卻是今屆考生才會有的願望：「…咁就可以乜都唔洗諗，專注返喺場運動度。」

是中六生也是前線抗爭者的阿套，本身不太喜歡讀書，對 DSE 或學業前途沒太期望。「學位唔係成功必要嘅嘢。我可以冇學位，但我可以做個成功的人。」儘管外界有不少說法，希望中六生暫時專注學業，運動抗爭暫先交由「大人」負責，阿套卻認為，現階段她只想光復未來的香港，至於自己的未來，她沒有多想。

不是「被時代被選中的細路」

由抗爭到抗疫，2019 至 2020 年這屆中六生已經歷停課、校內校外抗爭、自己和同學被捕甚至傷亡的威脅，武漢肺炎的疫情下，還要面對公開試臨時延期的考驗。最近甚至有傳言指，若疫情持續，這屆 DSE 最終會取消，當局或改以校內成績作大學收生計分準則。

這一屆中六生的經歷，史無前例地崎嶇、艱難 — 這相信沒有人會異議。於是有人説，他們成為今場運動中「被時代被選中的細路」，站在動盪年頭中的風口浪尖。

當有人搶先爭認自己是「被時代選中」，這班中學生卻不想揹上這個浪漫化的美名。

阿套想了一會，説自己以前會有「被時代選中」的美好幻想，但經歷近 10 個月的抗爭，她認為這種激昂實為慘情，「點解我們呢一代要咁？點解有咁嘅特首呢？點解會有咁嘅警暴？」阿天也認為，「以前看卡通片會有這種「被選中」的感覺，但觀乎現實，唉，好多嘢都係『煮到埋嚟就食』，其實我哋相比台灣戒嚴、西藏和新疆的情況，佢哋遇到的處境比我哋艱難得多，香港又算甚麼呢？」

LPS 的感想，悲情得來始終帶著幾分希冀：「這個中六學年好特别，我不會埋怨自己點解偏偏要在咁大壓力的一年考 DSE，我慶幸我參於其中，經歷一切。」

「這一年因為不同的事喊過、嬲過，但身邊仍然有好多人撐住我們，好特别，應該冇其他人會經歷過。」

文／黃珍盈、梁天心

攝／Oi Yan

龍鼓灘照片提供／To Ching Yuen

預備公開試的日子，是少數能讓大部分香港人都產生共鳴的話題。

那些青蔥的片段大同小異 — 去邊度印 past paper 好？紀念冊自己整定買好？最後一次參加 Sing Con（歌唱比賽），唱咩歌好？Grad din（畢業謝師宴）去邊度搞好？溫書去 M 記定 Starbucks？

這一年的中六生，若在未來說起這段日子，卻將迥然不同。他們煩惱的是：圍人鏈，條路線點 gen 好？罷課安排咩活動好？如果唔返學，去抗爭，請幾多日假先唔會畀人踢出校？咩話，仲去 M 記、Starbucks 溫書？不了。

活躍於反送中運動前線、缺課多日的應屆 DSE 考生 Nok 便在訪問中感嘆：「我成日都唔喺度（學校），所以我對中六的校園生活，已經沒有特別深刻的回憶。」

時代的考驗接踵而來，這群「被選中的細路」並沒有好好告別校園的機會。持續九個月的烽煙稍微散去，武漢肺炎疫情的烏雲又逼近，連期盼已久的 last day 也被迫取消。

作為「細路」中最年長的一輩，他們站在青春的第一道警界線上，跨過公開試，就要成為「被選中」— 或是「被淘汰的大人」。社運不會排斥人，但考試制度會。

本年度 DSE 延期開考，預備考試的空窗期較往年更長。這段時間，《立場新聞》訪問了近 10 名熱衷反送中運動的應屆考生，了解他們這九個月的心情。有人嘗試在烽煙稍歇之際，整理心情，專注考試；有人被警暴所傷，留下心理陰影，決定放棄考試，到外地休養；有人在抗爭中被捕，仍然還柙監牢，或要在獄中應考；有人已流亡台灣，捨棄的不單是公開試，更是香港。

在這班中六生趕赴人生中另一重要戰場前，我們記錄了他們的回憶與期盼。

2019 年 9 月 9 日，清晨 6 點鐘，大埔迦密柏雨中學中六生 Day（化名）已經起床今日他有兩個重要任務。上學之前，他要先趕到那打素醫院，將自己一部舊電話，交到正留院的朱同學手上；然後，他要馬上趕回學校參加人鏈活動。

這一天，全港各區中學生一同發起上學前的人鏈活動。

對 Day 和其他迦密柏雨中學的同學來說，這個活動有多一重意義：他們要聲援兩日前在大埔墟火車站被捕的同學和校友，當中包括被至少七名警察圍毆打穿頭的朱同學。

那個早上，朱同學從 Day 手中接過這部不屬於自己的電話，他自己的手機早被警員沒收。病房內，因為左手被扣於床欄，他只可強忍著痛，用手指骨折的右手，拿住手機，收看同學們聲援他們而做的人鍊直播。

那日陽光正好，灑在每一個聲援的迦密柏雨中學學生和校友身上，清澈的歌聲響遍學校所在的大元邨。仍然留醫的朱同學當時則希望，出院後可以盡快追上教學進度，如期應考 DSE。畢竟他是個中六生。

但事情沒有這樣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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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枝警棍　摧毀身心

回到那改寫一個考生命運的 2019 年 9 月 7 日。

那天之前，朱同學和其他很多學生一樣，整個暑假均投入在運動抗爭中，他同時希望兼顧學業，準備大半年後的DSE。當時他的計劃是，「盡學生的責任，考好DSE，將來從事醫療行業」，他希望日後可幫助示威衝突中的傷者。

但隨著反送中運動在 2019 年 7 月後愈演愈烈，不少中學生開始要面對專注學業和投入運動的兩難，準備升中六的學生尤甚。朱同學也逐漸猶豫：「想到自己的選科和未來，時間可以如何分配呢？是減少參與運動的時間，重新投入學習？但眼見很多人已經賭上自己前路，暴動罪（最高刑罰為監禁）十年，都願意犧牲自己 …」於是他開始質疑「專注學業」的念頭：其實 DSE 年年都舉行，是可以重考的。

掙扎中未找到答案，朱同學的中六生涯卻在開學一星期後變得不再一樣。

9 月 7 日晚，多區都有市民和示威者聚集，其中在大埔墟站，有示威者破壞入閘機，「噹 —— 噹 ——」港鐵站內再次響起令人恐懼的緊急警報聲。收隊不久的警察再度折返，大埔墟站的兩邊出入口都有警員衝入站內。防暴警在落閘關門的商店外包圍多名年輕人，不斷揮棍，當中包括朱同學的朋友，有男生用身體保護女同學，卻被警員不斷用警棍毆打。

朱同學嘗試跑向另一面的出口離開，被多個便衣警包圍，至少七名警員以警棍毆打，警棍瞄住他的頭，每棍都打下去。有警員捉住他，他不能反抗，只有用手護住自己的頭。其後警員將他按倒在地，血也流到地上。他躺在自己的一大攤血中。

究竟他做過什麼？《有線新聞》播出的事發前片段顯示，朱同學似乎未曾作出衝擊或破壞行為。片中所見，當晚 11 時許朱同學身穿藍衣，站在港鐵站外與其他人一起看手機，而當時站內已有人聚集及破壞閘機。3 分鐘後，站內破壞持續，朱同學的身影被攝入鏡頭，當時他與破壞車站的示威者保持一大段距離。

朱同學和其餘 3 個同校學生、1 名校友最終被捕， 5 人被控涉嫌非法集結。朱同學的頭被打穿，要縫兩針，右手手指尾骨折，背部有瘀傷，留院逾半個月後，到 9 月尾才能出院。

迦密柏雨中學事後發表聲明，對有學生被警察打傷及拘捕，表示「十分難過和擔憂」，又稱校方盼望獲保釋的同學能夠盡快如常回校上課，「我們會扶持他們，幫助他們從傷痛中站起來，繼續跑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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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後遺　好嬲自己

朱同學在 10 月中成功「踢保」，獲無條件釋放，毋須再到警署報到。事情理應告一段落，他的人生路看似回復正常。

其實不然。他在事件中身心所受的創傷，在重返校園後仍不斷湧現。

因為錯過開學近一整個月的課堂，學校為朱同學提供彈性上課的選擇，老師課後也額外幫他補習，但朱同學始終無辦法集中，特别是化學和物理課，他說不知為何每次上這兩科，自己就會頭暈、有想嘔的感覺。

重返校園後不久，朱同學就發覺自己很抑鬱、失去方向，也完全跟不上進度。

同時因為寫字的右手手指骨折，復課後他只能勉強剔起受傷的尾指，用其餘的手指揸筆，慢慢地寫。作文的時候要長期舉起尾指，手指會僵硬、會累，他生自己的氣，「我想限時內交到文，但我手指唔生性。」有次因為作文問題，他發脾氣在課室一拳打在桌面上，「現在回想我都不知道自己為何會變得暴燥⋯⋯但就係好嬲自己，就一拳打落去。」

他想盡量忍住瀕臨失控的情緒，但身體始終需要發洩。放學後，當大多分同學已經離開，朱同學就獨自走到高樓層的課室，關了燈，伏在儲物櫃上，思考自己將來可以怎樣，想著想著，就忍不住落淚。面對身邊的朋友，他卻說不出話。

焦慮下，10 月、11 月朱同學開始抗拒上學，整個人更加低沉下去。每天早會他都覺得太吵、人又多，心裡不安；課堂上看到其他同學很努力學習，「但我做得慢、又記不到，令我好氣餒，點解我咁渣？」老師和校長問他有何打算，朱同學不懂回答，只回答正在迷惘之中，「我答唔到，因為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點」。

朱同學出院的時候曾委託議員助理向外界發放聲明，表示會「重投學習，努力應對文憑試」。現在他卻認為自己當日說錯了，「我沒有想過事件後續的影響對我如此大 … 」

「… 我以為自己做到，事實上就係做唔到。」

和家人、學校商量過後，朱同學決定休學、放棄考 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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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休養　悔疚猶在

去年底，家人為朱同學準備機票到外國，預計一月回港。家人說這一個月休養期間，他可以自己決定留在外國，還是返港考 DSE。

「其實我當初不太想去，但想到自己的精神狀態 ⋯」醫生也提議，換個新環境生活，或許會對他的情況有幫助。就在上機之前，朱同學終於決定，要離開香港一段時間。

數個月後的今日，他繼續在外地生活，在新環境適應和休養。

他形容，轉到新環境後，自己的精神狀態有好轉，學習壓力也減少，當地有熱心人繼續幫忙情緒支援。之前骨折的右手現在可以握緊拳頭，只是偶爾天氣冷的時候，受傷的手指仍會有些繃緊。展望未來，他仍打算朝住醫療方向就算，希望報讀大學關於生物醫學的學科。

現在 DSE 因疫情而延期一個月，又取消口試和調高中英文校本評核的佔分比重。朱同學回想，當初決定放棄考 DSE，自己也算是避過如此嚴峻的公開試。不過，再請他回想當日離開的決定，朱同學今天仍有猶豫：「自己都有少少後悔到外地，到現在也不清楚是件好事，抑或壞事 ⋯」

他續說，當初身邊朋友安慰他，說在外地仍然可為香港做很多事，幫助其他手足，「其實我現在知道他只是為我好，哄我到外地。」倉促決定離開，讓他覺得對不起一同被捕的同學，「他們仍然留在香港堅持，而自己卻像儒夫逃兵離開，不論是學業上，抑或在社會運動上 ⋯」有時掛念舊友，朱同學卻不敢發 WhatsApp 訊息主動關心，怕朋友正準備 DSE，自己會阻礙對方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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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堅持」

他自覺背棄了的，還有仍在香港努力的手足。

朱同學記得九月初開學的時候，當時還未是大埔區議員的中學師兄文念志曾在罷課活動中分享過一句：「不是因為看到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才看到希望。」他印象深刻，也曾引用這句話鼓勵其他人。
 
但現在他卻覺得：「自己不配。」他怪責自己根本沒有堅持，「大多人覺得我失去很多，遭受警暴 ⋯ 又有個人情緒和困難，但我這些其實都是雞毛蒜皮 ⋯ 相比其他手足，食甚麼、住哪裏，衣食住行都成問題，其實我又算甚麼？⋯ 我對不起他們，因為我肯定自己未盡最大努力 ⋯」
 
訪問尾聲，記者問朱同學有沒有說話想補充。想了一會，他說自己想向母校的老師道歉。

他回想出院後，很多老師提出為自己額外補習，反而他卻因為疲倦、集中不到精神而推卻，似乎浪費了高中以來老師的教導，最後也無緣將所學知識運用於 DSE 考試中：「學校因為我的事受到不少外來的打擊，學校的情況也很艱難，我很感謝學校的安排和校長的愛護。」

人在異地，雖說在休養，但自責和歉意始終壓在他的心底。他放不下的仍是香港的人和正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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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他們的征途

DSE 開考在即，不少受訪的「應屆抗爭者」都表示，自己仍未進入考試的狀態。有同學直言希望快點可以考完 DSE，重新投入社會運動；警察深夜展開拘捕行動，有同學寧願不睡覺也要收看直播。中六生涯在運動抗爭中展開，又因為疫情而倉促完結，中六生如何看待史無前例地艱難、崎嶇的 DSE 征途？他們又怎樣思考自己和香港的將來？

撰文／梁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