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2 月 24 日），青衣長安邨安洋樓大堂。管理員案前貼了一張手寫告示，上面寫著：

「24、25、26 三天，不給張文龍議員，或張文龍的助理進來給街坊派消毒藥水或清潔用品......」

張文龍是青衣長安選區區議員。他於去年區議會選舉中擊敗時任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躋身素人區議員之列。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青衣一直是疫情較嚴峻的地方：安濤樓有一宗確診感染個案、附近的長康邨康美樓又於早前險成「疫廈」。

無黨派、無後台、資源相對匱乏的張文龍，要服務基層人士為主的選區，無疑已一早陷於苦戰，疫情更讓他的地區工作百上加斤。

這是人們四出瘋搶防疫物品的時候，也是資源和政績最直接掛帥的時候。張搜羅到的口罩不多，只能轉戰派發酒精搓手液。當區資源充沛的建制派藉此攻擊他，有街坊打電話罵他，豈料挑戰還不止於此。

週四當晚，他和義工準備到安濤樓派發搓手液，甫步入大堂，便被保安截住。保安看一看手中的文件，似乎收到指令，然後跟張說，「你不能進來。」

從後來發佈於「長安邨業主立案法團」專頁的 Whatsapp 截圖中可見，法團管委會曾就張文龍派發防疫物品的申請進行投票，最後以 5 票贊成、8 票反對駁回申請。事後四名贊成允許張文龍上樓的成員更因無法阻止這種「政治立場凌駕於邨民福祉之做法」，辭職明志。

當時，面對保安的阻撓，張解釋說，他早已就派發活動作通知，亦能出示登記居民的聯絡資料。保安屢屢卻以疫情為由推搪，儘管張此行的目的卻正正是要協助居民防疫。張看不到任何合理的阻止理由，也不能讓居民白等，只好無視阻撓，逕自上樓。

翌日早上，他在 Facebook 撰文，名為《三個月：一個新科議員的自白》，字字句句透露著疲憊。被法團針對的事情只是導火線，似乎背後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辛酸。

「我們議員，很多人印象仍是活神仙……很多人卻不甚了解，議員種種『活神仙』的表象，是靠如履薄冰地換回來，尤其是我們無後台的單頭議員……」

居民以為區議員重權在握

「我最大感受是，區議員本身係一個冇乜權力嘅職位。」張文龍從前當區議員助理時，已有此感悟。

真正當上區議員以後，這種感覺有增無減。尤其是當居民時常誤解區議員是「地方官」的時候。張說，他們以為區議員「喺呢一區係大晒」，一呼百應，要乜有乜。

「有街坊覺得，區議員寫封信，間公屋就會快啲到。」張說，「其實區議員沒有這樣的權力。我要好清楚話佢知，政府的制度是怎樣怎樣，你要快，必須要畀到理由。然後我再將理由轉述給社工，這樣你才可能有恩恤安置。我要解釋得非常清楚，讓他們知道社會上有這樣的制度。」

他認為，這是由於以前的議員開了壞先例。

「以前啲議員好鐘意充大頭。他們很多時會去刻意塑造一個形象 — 自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形象。這令很多居民覺得，到區議員那裡（求助）就會有辦法。」

連辦不到的都會答應？「對。所以令街坊在兩三屆（區議員）後累積了很多處理不到的個案。（街坊）覺得你唔掂，你廢，再找另一個。」形成惡性循環。

張把心一橫，決不會再縱容這種風氣。「我們其實是要好誠實地跟居民講，我們沒有什麼樣的能力，但我們會用私人的能力去幫他們做事......我是一個開誠佈公、讓他們知道實際上發生什麼事的人，而不是賣假希望。」

然而某些居民對區議員重權在握的印象積重難返，在疫情的催化中，更令張吃過不少苦頭。

「總有人覺得我沒有派過口罩就等於『唔做嘢』。他們不知道，（我私下有）和政府部門周旋，例如是（跟進）流感診所，（讓他們）安排一個真正遠離民居的位置，做好防疫措施……有單位出事的時候，他們會埋怨我，說我怎麼會不知道是哪個單位。但其實（他們）應該埋怨的是政府不公布（該單位的資料）。好多時，政府做錯決定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我是政府的一部分。」

不過區議員對安定民心始終起著重要作用。把困境如盤托出，是不是最好的應對方法？在這種人心惶惶的時候，上述那種「活神仙」的強人形象，某種程度上不是必要的嗎？

「某程度上是需要的。但不是好似以前咁，不理是什麼問題，總之交畀我就一定掂。」

他是一個對居民有要求的區議員。「會希望他們明白我們作為議員有什麼難處。」

所以不同意區議員和街坊是「湊仔」關係？「我反而覺得（區議員）是一個橋樑，讓他們明白一些社會制度的運行方式。」

沒有後台的抗疫

現實裡，新手不一定都在新手村出發。作為資源緊絀的「單頭議員」，張能對龐大的基層人口作出的協助，難免有點杯水車薪。

「因為我不像別人大黨例如說有律師團隊，一 call 就知道事發生什麼事情，又沒有那麼多資源去派發那麼多嘢。而基層很多時都很現實，要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他們才會聽得落其他事情。」

近日上門送到居民手上的酒精搓手液，也由張先自行墊支一萬多元購得。「吓，乜要錢㗎！」某居民在張向他收費時驚呼。

資金有限，張只能向居民收取成本價。收回來的錢，又用來墊支購買未來將陸續運抵的二、三千個口罩。至於張文龍現在手上的一千多個口罩，則由居民捐贈所得，之後只會派給最有需要的人。

「你嚟緊洗唔洗覆診啊？」張柔聲向一名年長的居民詢問道。「如果你三月要覆診呢，可以用張覆診紙來登記，拎個口罩……」資源有限下，張的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把自己定位為一種調度資源的角色。

面對困難重重的防疫工作，張亟需居民的理解。然而，在這種時勢中，理解也許是一種餘裕。

有些本來支持張的居民亦因擔心疫情，而對他心生質疑。

「最近，他們好鐘意問我點解冇辦事處，覺得是我懶得去租。但其實，我沒有那麼多資金去租一個私人單位，所以就要等房屋署（安排租賃）。但係房屋署在行政上需時……始終他們見慣區議員的模式不一樣。見到你有擺街站、有在辦事處做嘢，才是做嘢。」

但實情是，很多東西 out of sight 就會 out of mind。從政雖然不是做 show，但為了讓居民安心，應怎樣彌補「存在感」？

「盡量希望把他們納入我的電子平台。」老人怎麼辦？「其實現在就算八十多歲老人家也在用手機，就算不會用 Facebook 也會用 Whatsapp。我就會用 Whatsapp 傳些圖給他們。唯有辛苦一點，每次遇到他們就主動幫他們加入我的聯絡方式。」

會不會考慮多擺街站？「這就很兩難。我不想讓街坊們覺得現在還是應該不停外出。但的而且確，如果少見我是會擔心。所以可能取一個平衡的密度。」

除了自身的表現難以符合居民期望，政府的不作為更是雪上加霜。

「政府高層絕對是想玩死我們這些區議員。另外，他們和下層的沒太多溝通或是信任機制。很多統籌的溝通的非常亂、非常差，就算有比較底層的官員想幫我們，也因為溝通問題幫不到我們什麼。」

留意到其他區面對同樣困境的民主派區議員，他無奈道，「大家都一樣慘，一樣捱緊。」他苦笑說，「呢排腸胃非常差，我一緊張腸胃就很差。」休息呢？「絕對不夠。近來每天真正睡的時間只有兩個鐘。」

現實裡的張和《一個新科議員的自白》裡那種氣勢凌人的形象不同，語速很慢，聲線有點讓人意外的軟糯。不知道是疲憊還是本性。

派發物資時，張高高瘦瘦的身影在昏暗的走廊燈光下緩緩移動，很多居民一眼便認出他來，當中不少劈頭就問：「咦，佢哋今日畀你上嚟喇？」

日前張被拒上樓的事，貌似已傳遍整個長安邨。消息流通之快，全靠一個叫做「長安後浪監察組」的 facebook 群組。

記者到訪那晚，有街坊曾在群組號召有空的居民「幫手接應文龍」。發貨結束後，也有一群街坊在樓底等待他，噓寒問暖，送上兩盒原子筆。

對於這位不太幸運的新科議員，一位邨民在「長安後浪」上這樣寫道：

「張文龍這個人，平日真的很不討好。他選上區議員時，大家都不由擔心，以他有點『倒米』的性格，面對街坊會不會出事？

經過昨晚事件（被阻上樓一事），我自己都有點反思，或許我們這條邨，就是需要有一個坦白耿直得有點過份的區議員，來叫醒大家。其實要走多一步，努力更多的，不只是張文龍團隊，還有我們一班街坊。」

縱然苦戰，在長安邨，張文龍仍然有一群非常關心他的居民，作他最強大的後盾。

張也說，「長安這裡的居民之間的連結很厲害，看『長安後浪』就知道。全條邨（的關係）都很緊密，因為以前的法團很貪腐，他們在幾年前因為推翻了那個法團而團結了很多……」

長安邨法團問題非朝夕

原來長安邨的法團風波早已不斷。張文龍派防疫物資被法團阻撓，只是其中一個明顯的枝節。

去屆的長安邨業主立案法團在 2017 年因貪腐問題遭居民群起推翻，現任法團和「長安後浪」的群組皆由之而來。現任法團的成員中，有建制派、前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的親信，亦有當年由街坊推舉的人。

記者向街坊 Terence 查問現任法團的過去表現，發現除了近日阻上樓事件，該法團還作出過不少令人費解的行為。

「其實法團霸權的做法一直存在。」Terence 說，「之前有個街坊指他們用法團的錢買蛋糕，又有錄音流出證明事件屬實。然後該名街坊便收到律師信，被指誹謗。後來，他們（法團）在大廈的每一層都張貼海報，指相關說法是誣陷，居民都覺得很不解。」

除此以外，現任法團在向居民提供法團文件的時候，會要求居民簽訂保密協議。Terence 就援引相關法律，指這種做法其實不當。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法團在收取合理的複印費後，應向任何符合條例要求的人（如租客代表、業主、已登記承按人）提供相應的法團文件（如常務會議紀錄、財務報表）之副本，沒有簽訂保密協議的要求。

至於最近的派發事件，Terence 則指法團雙重標準，「文龍上樓前一星期，羅競成才在安海樓派過物資，也沒有被阻止。（我）無從判斷他們的準則。」

然而，法團和區議員的合作，對社區工作的成效仍然是至關重要。對於和法團建立良好溝通關係的信心，張稱只有「一半」。

「因為偏見還是非常嚴重。我唯有做好我自己，讓他們慢慢知道，儘管立場不一樣，我都會盡量溝通。希望他們會明白。」

但自辯始終難敵人言。另一邊廂，以張的防疫工作不周為由，作出攻擊的建制派亦非常多。

「經常有一些『耳語隊』會突然在老人家耳邊說，『佢（張文龍）冇嘢派啊、佢收埋收埋啊，佢點會對老人家好啊』。說完以後甚至會鼓勵他們打電話不斷騷擾我。然後會突然之間，收到很多電話，罵我『收埋啲嘢唔畀老人家』，是『賤人』、『衰格』。通常都是一些不願意透露住哪裡的街坊。」

張又指，在防疫工作中，政府會明顯地偏幫建制派。

康美樓爆發多宗確診感染個案後，建制派政黨便向居民派發防疫包。但令張感到意外的，是連民政專員也會一同進行派發。

「基本上平時民政專員會保持政治中立。（但當時）竟然連民政專員都會親自落場做宣傳.……我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怎樣，雖然那一件事很嚴重，但其實（民政專員落場派發物資）都比較少有。」

翻查近日區內的防疫物品派發活動，確實可見葵青民政專員鄭健曾與民建聯議員陳恆鑌、建制派的葵青工商業聯會董事等人一同派發酒精搓手液及漂白水。

「政府（早前）跟我們說沒有（防疫物品）存貨，但在康美樓又有貨派。（後來查問下）他們說是溝通問題，又說以前不知道有這些存貨。我就會想，是不是因為我們是民主派，（所以我們問的時候）就不細心地檢查（存貨）。」

除了建制政黨的攻擊、政府資源的分派問題，區內不少社區組織，尤其是以老人為服務對象的，皆屬建制團體，令張難以找到可以因應疫情合作的非政府組織。

張在這場抗疫戰中，可說是腹背受敵。

疫情中仍寄望民主

有議員也有民眾相信，處理好民生，就能為民主鋪路。

「在我的選區可能比較多人這樣想。」但張心目中的理想次序，由始至終都是那一個：「冇民主就冇民生。」

沒有民主怎樣影響民主派的防疫工作？「沒有民主，就令所有行政措施進行得非常緩慢。例如，我們早在一月已經通過撥款要做防疫措施，但是當中因為政府不合作，不讓我們開會，秘書處又不幫忙處理文件，就錯失了黃金機會，無法在物資價格飆升前處理這些款項。所以我們就要花很多額外的金錢去做一些本來可以做更多的嘢。」

張又追溯到區議員的權力來源。「區議員原本就不是真真正正、完完全全民主的一個角色，雖然一人一票，但是政府委任的，如果政府有權用盡不委任你的話，都可以的。」

因此，民主派在去年區議會選舉大獲全勝，對張來說亦不算是進步。

「尤其是區議員是寄生於民政事務處的一個諮詢架構，根本沒有實際權力，我們想做什麼都要透過民政事務處去幫我們去做。只要他一聲『不肯幫』，其實我們等於沒有任何功用。」

這種看法會否延續了人們對民主派「政治凌駕民生」的批評？張則說，要令人知道其實民主派一直處於被動。

「以前的民主派可能予人感覺是主動搞事，但我會盡量令居民明白其實我們其實很被動。我們其實不想動什麼，只不過是政府崩壞到這個地步，我們如果不想方法去處理、繼續跟他那一套的話，到了最後大家只會什麼都沒有。」

那麼，下一步該怎樣走？張面露疲態，說，「祈求香港人真是會反抗。因為整個政府可以說是崩壞了。」

記者 / 黃珍盈

「我今日好叻啊，淨係俾一個人鬧咋。」

甫見面，荃灣愉景區區議員劉卓裕就打趣說。罵什麼？不用問都知道。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至今，全港不少地區都出現居民、議員雙雙崩潰的情況。居民往往怒罵議員安排不周，令他們無法領取口罩，又指議員平時「唔見人」，彷彿應像護法一樣常常侍奉在側。議員總是無奈、試圖解釋，後又被謾罵聲淹沒。

這邊廂，劉卓裕氣定神閒地在辦公室內回覆公務訊息，用髮蠟捋好的頭髮一絲不苟。

散落辦公室四周的，是準備派發的防炎包。劉驕傲地說，這批防炎包，是全港第一批由區議會資助購買的防疫用品。

農曆新年前，區內有機構因為社會運動關係，取消了一年一度的元宵活動，荃灣區議會的預算突然空出 100 萬元。劉一直留意大陸疫情發展，發現勢頭不對，立刻眼明手快地聯同明愛以及另一團體申請該筆款項。

或許是經驗給了他眼光。劉卓裕年屆四十，是前公關公司行政總裁，在去年區議會選舉和一眾政治素人組成資源分享平台「自由系」，參選愉景選區，硬撼巨人田北辰，爆冷以 694 票之差勝出。

身為前公關的他，除了反應要夠快，當然還要有行頭。即使是派物資，劉也不忘披一件西裝外套，看上去醒醒目目。但再醒目，都不能安撫炸藥一般的民情。

劉和義工們把物資搬到指定地點，義工們各就各位。離派發時間還有二十多分鐘，市民已經開始蜂擁而至。

安頓好以後，劉沒有和義工一起坐在街站後方。他退到一旁，左顧右盼。

記者起初還很好奇，為什麼劉不親自派發防炎包。後來才知道，因為他有更重要的任務在身。

「劉卓裕！你哋做嘢混亂啊！」一個在場的婆婆突然喊他全名，破口大罵，氣得渾身顫抖。原來她誤以為 3 時直接來排隊就能取得口罩，不知道要先在 1 時取籌。劉和好幾個義工一擁而上，出言相勸。她罵了好一會，劉也不知道要再說什麼，只下意識輕拍她的手臂。

「我投畀你架喎，而家我一個口罩都冇！」一個和防炎包失諸交臂的師奶經過，口裡念叨。劉好言好語地上前解釋，叫她先記下名字。

訪問被打斷好幾次。劉卓裕風風火火地四出安撫，又風風火火地收拾好心情回答記者問題。

是不是壓力很大？有沒有覺得居民要求無理？問了同類問題好幾次，劉回答的語氣都毫無波瀾：「慣了… 用以前做公關的心態做好佢。」

什麼是公關心態？「即是每一次做活動很怕沒有人來啦，有人來以後很怕亂啦，亂的話又很怕記者亂寫啦。所以每樣事情都是想到最差，然後做好佢。」

區議員要抗壓   就要做個「傑出公關」？

「我真係好唔鍾意排隊。我以前派嘢真係唔洗排隊㗎，陰功。」

劉卓裕說起從前，「派過 Snoopy 公仔、派過金秀賢的票，再混亂的場面都見過。」根據從前的工作經驗，劉想盡辦法做好分流：第一、二批口罩運抵時，他分批分段通知住戶，最長輪候時間不多於 5 分鐘。

但疫情爆發以來，需要幫助的人實在太多。訪問當日派發的物資由區議會資助，派發必須在公開場合進行，情況比以前混亂得多。即使是處理同類活動經驗豐富的他，也有點招架不住。

不過，最令他困擾的不是投訴，是見到長者排隊。

「好慘啊呢啲，我真係唔得⋯⋯八十幾歲咁嚟攞個口罩。唔掂啊咁樣。唔得。」他直搖頭。訪問期間，他一直眼觀四周，看到情緒不穩的居民，便連忙上前勸慰。

有些老人不受落，視若無睹憤然離場，甩開他的手。但劉還是好聲好氣地說「慢慢行」。

「我爸爸媽媽也是七、八十歲，所以我真的是當他們爸爸媽媽，如果我是居民我都鬧死我自己啊，做咩啫。」

沒有絲毫不忿嗎？甘之如飴嗎？他頓了一頓，深呼吸一口氣，說，「使命來的。」有時候面對居民自己誤解，反責怪區議員，「唔甘心㗎。但真係好大責任啊。」

但一味迎合是出路嗎？他強調區議員的角色是民意代表，下情上達。而如果居民找上門，那是因為他們「真的很需要你」，所以會盡量滿足。「這是你的存在價值嘛。」

劉的心態和從前的工作有頗大關係。他認為，公關的工作的確令他更懂得成熟地應對現在的民情。他又笑言，「以前（做公關）淨係湊一個老細，同埋客的老細，但啲人會畀好多錢我嘅。現在就是當所有人是老細咁湊，但他們不會畀錢我。」

買口罩如「買大細」   政府支援無策略可言

相比起其他素人區議員，劉卓裕的資源感覺相對地多。觀察之下，秘訣似乎是：靠運氣，靠醒水，靠努力，靠人脈。

農曆新年前，區內有大型活動突然取消，劉卓裕立刻留意到區議會突然多出來的 100 萬。那時疫情還在潛伏，他和團隊已經四出張羅，誓要拿下這一筆錢，用來買防疫物資。

當時要批撥款，條件有二：一要先墊支，二要交計劃書。

他以前從事過社福事務，人脈不少，連樂善堂主席也是他的朋友。他聯絡了樂善堂，又和明愛那邊通宵寫好了計劃書。

至於買口罩，就真的是愛拼才會贏。他想起來都心有餘悸，「要夠愛個社區先買到口罩。」

「因為是好像賭大細一樣。聯絡個印傭姐姐，佢哋就會話『今日 1.8 蚊，聽日兩蚊，後日 2.5 㗎喇。你係嘅話就好畀錢喇。唔畀錢就冇㗎喇。』訂的時候就會好驚。大佬，我地唔係做開呢啲生意㗎嘛。」

他孤注一擲，墊支六位數字的款項，最後和不同團體合作，派發了超過七百份口罩包。

除了社福界，梁在荃灣商界也有朋友。他聞說朋友開設口罩廠，於是向政府部門尋求支援，希望可以增加工廠生產。

「我們去找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轉來轉去，最後也是沒有人答到我可以點。做咩啫？你（政府）用十幾億究竟支援邊個？佢哋（政府對我哋）冇支援的。」

即使有，都是踢一踢，郁一郁。「康民署、食環署都很好，即時做即時有。路政署就慢一點。但冇 strategy 㗎，全部都是很 technical 的。成個政府都好不堪。」

他回想起年少時做議員助理的經歷，不禁比較。「見到而家政府，你會好明白睇到一樣嘢。就係佢哋冇與時並進到。好多嘢都好慢。以前我做議員助理的時候大家都好互相尊重，因為做得公務員嘅一定係最好嘅人。」

「政府真是很慢，慢過我們很多。我猜測是最高層決策出了問題。以前港英政府的時候很多都是由下而上的政策，現在上而下，變相上面的人不給指示，所有事情便停頓。」

從前不明白年輕人不滿   如今發現政府不堪

相比起一般政治素人，年屆四十的劉相對年長。除了累積的經驗較多、人脈較廣，抗壓力似乎較高，和其他素人不同的是，他還經歷過香港的「黃金時代」。

「我以前份工成日要外遊，一路覺得香港好好。」他不諱言，「以前『魚蛋革命』的時候會覺得，年輕人搞咩呢，新年流流。唔明點解咁不滿。」

雖然從前不理解年輕抗爭者的心態，但記者疑惑，他並非毫不關心社會之流。在 2018 年九巴薪酬調整工潮的時候，劉曾為嫂子葉蔚琳做過公關，辦得有聲有色。年少時，劉又做過民主黨議員助理。

他立刻搖頭，直言自己以前是「港豬」。而且以前做區議員，感覺很不一樣。「（當時）整個環境、整個世界是很和平的。」

真正醒覺，還是因為反修例運動。「見到咁多小朋友受傷好心疼，又見到啲警察原來咁離譜。」當了區議員以後，他又深深感受到「政府的政策傾斜實在是太離譜。」民主派要求援助，政府都不聞不問。

即使當年沙士「是很灰心，但是眾志成城的。沙士那時很簡單，會在地鐵站派口罩，當時從來都冇驚過冇口罩。現在真是沒有。個問題喺邊度呢？你林鄭咁叻。」

荃灣土生土長   「做區」不等於「淨係做自己區」

除了香港，他也見證著荃灣的發展。

劉卓裕在港安醫院出生，在荃灣公屋長大，中學讀荃灣聖芳濟——荃灣人口中的「哦，嗰間男校」— 現在又做荃灣區議員。

「好好啊呢度。」劉指向愉景新城周圍的大廈，「小學畢業這裡剛開邨。」接著中學畢業、大學畢業，屋苑陸續蓋建起來。「有些街坊是同學的阿媽。」

話語剛落，便有一位中年女士走過來，碰巧就是劉的同學的母親。她半戲謔半認真地說，「喂，我嗰陣投你，而家都冇口罩！」

見是熟悉的人，劉的公關精神終於出現一絲裂痕，露出了一點有苦難言的況味。他一副半好笑半苦惱的神情，「唔好難為我啦 auntie！有的話點會唔畀你！真係太多人喇。」

對於真正在這個地方土生土長的他來說，荃灣的意義遠超出僅僅一個「選區」。「做社區服務不是純粹看輸贏的，唔係淨係做自己區。」

愉景基層較少，因此他有時間也會去荃灣其他地方，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劏房戶，做快閃派發。「因為他們是全都去過大陸的，很高危。其實我真係高危人士；我接觸好多居民。」

透過防疫工作接觸多了，社區關係會更緊密嗎？「其實我擔憂更多。你見到街坊是係咁鬧你的。因為你一定做得唔足，只能盡做。」

「壓力肯定是很大。但都要兼顧（街坊、義工感受）。只能是 prepared for the worst 地做。」

似乎，對劉來說，滿足街坊的需求，就像去解一道數學題。結果要是出錯，問題只能是自己算錯。

然而，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考慮的不只是街坊，還要從公共決策的層面出發，衡量事情好壞。把居民「當客仔湊」，有沒有問題？區議員本身的判斷在哪裡？

「我覺得，首先，居民不是喪屍。很多事情是可以溝通的。」他解釋。「也不是說『居民永遠是對的』，底線是『合法、合情、合理』。我會跟居民分析，如果你有這樣的要求，你要付出什麼，你的得益是什麼。」面對不合理的要求怎麼辦？「做唔到個啲，或者一啲痴線嘅要求，咁屬於另一個範疇啦，我唔會理。」

他又說，如果居民有好的意見，都會招攬他們幫忙，這是他所希望推廣的「公民參與」。今次疫情中，亦有很多街坊自動請纓，加入義工團隊。

看到其他區區議員被居民指罵的網上片段，劉則嘆息，「我見到是有點心疼的。做派嘢那個永遠一定會被罵。（街坊）第一就是排得辛苦、第二就是排不到、第三就是食花生的。」

情緒崩潰的不只排隊的街坊，還有做義工的街坊。「除了照顧市民，還要照顧義工。義工看見這些事情的時候會更不開心，會生氣，很多人要照顧。」

點解決？在最需要物質支援的時候，只能依靠最虛無飄渺的所謂「堅持」。

「區議員真係要有團火。」很虛無的。就如記者問他面對買口罩如賭博如何自處，他只能無奈苦笑說，「禱告囉。」

忙亂中，劉的七三分界髮型還是很熨帖，西裝外套還是很筆挺，扶一扶眼鏡又重新出發。這條居民至上的道路，到底能走多遠？

記者 / 黃珍盈

「你好啊！區議員嚟送酒精搓手液㗎！」

在西環觀龍樓某層走廊，梁晃維的聲線隔著口罩依舊明朗響亮。街坊應門後，他在鐵閘外，理應無人看到的位置微微鞠了個躬。是一份年輕人的恭謹。

「梁生！」女居民探頭熱情地招呼他。「辛苦晒喇，你自己都要小心啊。」另一戶的婆婆和藹地說。中年男居民關門時輕聲說了句「加油」。

整個洗樓過程一片祥和。但其實當中有些街坊罵他，只是幾個星期以前的事。

「早上去洗樓的時候，有些登記了的街坊門口還貼著民建聯的揮春。不過他們還是會主動接觸我，收到防疫物資後，反應都是感激的。」

梁晃維年僅 22 歲，大學生活來到最後一年，區議員生涯步入第三個月。他在去年年尾擊敗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的接班人，成功當選中西區觀龍選區議員。

如今他褪去了競選時、開會時常穿的西裝，換上了卡其色恤衫、休閒褲白球鞋，一副普通大學生的模樣。探訪居民不需要戰衣，因為重點不再在贏，而在務實。但年少如他，仍是街坊口中的「梁生」。

上門派發物資的計劃，緣於梁留意到某部分基層市民早出晚歸，無法在一般時段領取防疫物品。於是他在網上設登記系統，再根據登記時段親自上門派送。「他們多從事與人接觸的工作，其實面對的危機可能比老人家更大。以後再有物資，也會盡量預留一批讓在職人士做網上登記。」

他帶著記者在座型複雜的觀龍樓裡左穿右插，感覺駕輕就熟。樓下看更見他帶著一袋物資，似乎已不是第一次見，打趣道，「又咁多禮物嘅你？」梁轉頭向記者解釋說，「我成日洗樓派傳單㗎。」

這次疫情似乎是一個機會，讓願意努力的政治素人，去建立一個更緊密的社區網絡。

疫情打破政治立場

「他們現在不是太在意我的政治立場，而是比較關注區議員是否能做到實事。」

梁記得，農曆新年前 — 其實只是幾星期前 — 一個街坊因為他派發印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揮春而上前指罵他。後來，梁透過居民接觸到居美港人，獲捐贈二千個口罩，又透過居民捐贈另獲二百五十個。那些從前對他沒什麼好感的居民，都一一上前從他手上接過防疫用品；從此再遇到梁，他們的態度也變得友善起來。

說著，他口罩上方的眼梢漸露笑意。「你剛剛都看到，大家對我都幾 nice。」

這種轉變之所以會發生，有時候可能僅僅是因為一個口罩。一個在存亡之秋得到的口罩，意義比想像中大。

「我覺得，他們其實需要一個契機明白社會上在發生什麼事。而如果區議員能真正幫助他們，我相信，他們他日也會支持我們的工作。透過這些小小的接觸，希望慢慢可以影響到他們的看法。」

過去大半年，從決定參選區議員到當選，梁一直踏踏實實地落區，和街坊溝通、跟進居民投訴，又成功為居民爭取觀龍樓凍租。現在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梁依然馬不停蹄地開會、和居民抗議政府將堅尼地城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徵用所武漢肺炎指定診所，又想盡辦法將物資送到居民手上。

另一邊廂，建制派在這場戰役中好像失了蹤。梁說看到他們派過一次口罩，然後見得最多的，就是他們的海報，總是緊緊依附在梁的文宣旁邊，像某種寄生植物。

經此一「疫」，日後推行民主化相關的工作會不會變得更容易？梁對此充滿希望。「我覺得會。這次疫情揭露了政府的無能，無論是搜購防疫物資，或是選址設置隔離營、指定診所等等，街坊們都覺得政府沒有和居民溝通、沒有盡他們的責任。我想，這是一個幾好的切入點去跟他們講民主化的重要性。」

「以前可能會很直接在街上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很意識形態的。但這次疫情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某些從前支持政府的街坊，現在私下和他聊天時會說「呢個政府，不如快啲死咗佢算啦」。

對此，梁有點感慨。「當事情殺到埋身的時候，人們就會覺醒。要靠這件事情來覺醒雖然可悲，但起碼我覺得行咗呢一步先。」

區內居民主動伸援手

而當人們覺醒、群策起來的時候，區議員可以僅僅是一個很有效的中介。

「現在（疫情爆發後）社區中不同的持份者都主動了很多。以前一些官方機構未必很願意與我合作，例如房協辦事處。但這次抗疫工作中，他們開始很主動地為我提供協助，甚至是程序上的事情都願意讓我們特事特辦，到處張貼一些防疫資訊。這都是一些改變。」

不少街坊更幫忙派發防疫物資，或主動聯絡他，希望把手上的物資透過他轉交給長者、長期病患者等有需要人士。

「你會好明顯感覺到大家對社區的投入度在增加，也明白到互相幫助有多麼重要。」

這種主動對區議員來說，也是一種協助。梁承認，一開始，對他們這些比較新的區議員來說，能接觸的居民其實比想像中有限。梁很快就意識到，應該還有很多不會上網的長者、獨居長者、長期病患者無法得到所需的防疫物資。於是他和觀龍樓的屋邨辦事處，以及區內的不同社福機構聯絡，把有需要的基層人士和特殊需要人士找出來。

「有一次我去家訪一位本身認識的街坊。他跟我說，其實他現在戴的這個口罩，已經戴了超過五天，都是用水洗完以後晾乾再用。真的很令人心碎。在這個城市生活，有些人居然好像連保命的權利都沒有。」

「我現在在準備一些防疫包給這些獨居長者。希望可以主動派給他們，不用他們周圍撲。」

和一般政治素人一樣，梁坦言自己以往多使用網上媒體去宣傳活動，總有些人很難接觸到。「無論網上工作做得多好，有多少讚好，總有一部分人漏網，接觸不到這些資訊。就算接觸到，他們也未必有能力拿到你提供的福利。所以要好好運用地區本身有的配件，把他們找出來。這是近來一個頗為特別的體會。」

疫症中 區議員的意義

梁晃維不僅是區議員，還是香港大學生物醫學系學生。病毒對很多議員來說是恐懼、是政治考驗，對他來說還多一層性質 — 是常識。

早前傳出消息，政府計劃徵用港大附近的一所酒店作隔離中心，令鄰近居民憂心忡忡。

梁讀過病理學，知道其實傳染風險很低。「但這不是科學問題，是情感問題。」

放眼身邊其他議員的做法，他發現有些同儕會很緊貼居民的講法：總之，有指定診所就一定不行，近民居就一定不行。

但梁卻認為，議員做的，不光是常言的「急市民所急」。

「如果居民怎麼想我就怎麼投，不如找個 AI 做區議員，不用找人做。」

在梁的眼中，區議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向市民派定心丸。尤其是疫情爆發後，居民長期處於精神緊張狀態，很多平日裡無人理會的問題，現在都會成為危機的警號 — 但如今居民要求助，與其搵大廈管理員，不如搵區議員。

梁笑言，「他們以前爆屎渠不會找區議員，而家會。」但在他看來，居民的主動接觸總是好事。「就算是區議員，也未必能夠發現每一個問題。」

不過，在其他更複雜的議題上，真正的安撫不是純粹的有求必應、代表、附和，而是運用自己的知識和理解為他們作分析。

「居民的意見，我當然一定要尊重。但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有自己的判斷。有時候，如果我認為居民的意見未必是最理性、最好，我也不怕跟他們解釋。」

對於政府將用堅尼地城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作指定診所的決定，梁的看法是，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其實這種診所確實是必要。但問題是，區議員以及居民對它的運作模式以及保護措施一無所知。因此，他與居民同樣站在反對一方，但同時也嘗試跟居民解釋，這件事情本身未必是錯，只是政府的處理手法失當。

「作為一個議員你也有責任去想，最終那件事對社區的效果，如果你覺得某件事情是正確或是值得做的話，我又覺得不需要故意去違背自己的看法。」

市民也不是不理解。他們有些人私下向梁說，「其實都知道呢舊嘢最終點都要有，問題是有沒有措施可以令我們安心一點」。

至今，還是沒有政府官員出席過該區的區議會會議，或是過去舉辦的居民大會。政府部門對議員的查問也是只是作官腔式回覆。梁無奈地說，「其實我們到現在也掌握不到，指定診所其實是怎樣做。」

這樣看來，政府是不是地區防疫工作的最大挑戰？梁斬釘截鐵地說，絕對是。

區議員做埋政府嗰份

「我覺得最離譜的是，政府隱瞞了很多有用的資訊。」

政府宣布，2 月 8 日起，從內地抵港者都要必須接受強制檢疫。但這些人在哪裡？他們去過什麼地方？情況如何？沒有人知道。

「不要說議員不知，市民不知，連哪些受檢疫的人所住的管理處，大廈的法團都未必知。這其實是在社區裡埋下了很多定時炸彈。」

全港所有社區都在對付無數個隱形敵人，但敵人原形畢露的那一刻，他們就已經輸了。「無論區議員想到多少好的抗疫政策也好，民間有多少好的建議也沒有用。」

日前，首個確診感染武漢肺炎的警員除了在西環的酒家吃過飯以外，還在西環的一所中醫診所看過病。有居民很擔憂，他們問梁，到底他去的是哪一家？

梁只能給出一個非常難以啟齒的答案：「我們還未搵到。」他問過民政專員，也直接打給衞生署作查詢，但沒有政府部門能夠回答他。

梁說，即使是出現確診個案的時候，很多時都是區議員得悉以後，主動聯絡相關部門如食環署進行清潔工作。「有時會親自踩上去一些大廈、住宅，要求相關的管理公司去做清潔。」

確診個案出現大約兩天後，區議員才會知道染病者去過哪些大廈。

而衛生署公布的有關資料，也非常模糊。「例如他會說這個人曾經去過某間餐廳吃飯，曾經去過某間診所求醫，但我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餐廳、什麼診所。」

以上種種，連同一直以來的防疫物品搜購工作，讓梁覺得，「這一次區議會或者區議員真是分擔了很多政府本身的責任。」他非常不解地說，「政府有時甚至不是反映遲緩，而是冇反應。疫情這麼迫切的事情，是不容許中間的 time gap 那麼大的。」

而政府和他的接觸，多時只是一個 Whatsapp 信息。

「他們很靠本身和區議員聯絡的官員去做聯繫。例如，早前，如果我們這一區有什麼大廈被列入強制家居檢疫名單的話，民政專員就會 Whatsapp 我們作通知。但除此以外就沒有了。」

梁不諱言，「疫症爆發前都感受到政府有心凌駕這一屆的區議會」，只是沒想過生死大事面前，這種情況居然持續或比從前更甚。

「不對這個社區做任何支援都算。但我們提出問題，只想你很簡單交代一下，連這樣都做不到的時候，你怎麼可以叫居民對政府的防疫工作有信心？」

傳統民主派「有進步」合作無間

政府怎麼罵都罵不夠，但自己的事情還是可以盡量做好。

說到制肘，梁坦言自己和區內的業主立案法團關係還不算太緊密。「這一區的法團都有很重的建制色彩，當選以後，他們沒有像別區的法團主動接觸區議員那樣接觸我。現在好像是各有各做。」

「甚至有些法團和我以前的競選對手很老友，」梁笑言。「例如聯邦新樓那一邊有一個廣場 —（競選時）他們直頭是批准對手在裡面開足全日街站，我只能站在外面。」

有些分歧非疫情可修補，但梁仍然對兩者之間的關係持樂觀態度。「未來幾年總有些事情是要互相合作，可能疫情過後，或者趁著疫情和他們建立一個比較恆常的溝通。稍後日子有更多物資運抵的時候，也希望可以跟法團合作，確保更多居民可以受惠。」

獨立民主派與建制談不攏，是意料中事。與傳統泛民政黨的相處又如何？

梁回憶，談封關的時候，民主黨提議動議只是封武漢和湖北省，但獨立民主派議員就會覺得，「如果要封，就該整個中國都封」。

本土和民主各自想像中的「人民」，還是有點不同。但這些分歧不比從前大，是可以你一步、我一步收窄的距離。

是因為在龐大的生死命題前，更能同仇敵愾嗎？梁覺得不盡然。「老實說，傳統泛民政黨經歷了這幾年的事後，其實有進步，不再像是以前一樣很忌諱說一些中國唔啱聽的說話。」

說著說著，他語氣帶點感激。「King 姐（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琼）很照顧我們這些新人。上次開一個特別會議，其實他們民主黨有七個人，只要從我們這邊（獨立民主派區議員）多找一個人同意就可以開了。但她還是很有心，每一個都議員都問了。」

「大家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沒有以前那麼大，就算不同也能做到互相尊重。」

民主派「唔識做區」？

物資派發完畢的時候只有四點多，離下一輪家訪還有一段時間。梁似乎準備在區內閒逛，途中接幾個公事電話，便繼續上樓。他就這樣花一整天的時間，為為數不多的居民送上幾支酒精搓手液，有點揮霍。他的時間，好像都是為配合街坊而生的一樣。

期間沒有檢查學校那邊的郵件，沒有要趕回家溫習的衝動。問他 GPA 如何，他笑說「畢到業」。

那種感覺好像他為議員生涯準備已久，現在只是回到應有的位置。讀書畢業，只是支線任務。

「其實我早知道自己人生中某個點會從政，現在只不過因為反送中，提早了很多。」

他曾在學生會任外務秘書，算半個社運份子。現在落區當區議員，從前提在嘴邊的意識形態、寫過的聲明，什麼香港大局前途問題，現在變成鄰舍們之間的糾紛、上門派發防疫物資。

「做學生會的時候，你想到有不公義的事情就發聲，很直接。落到區，你會發現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解決就那麼容易解決到。最簡單的，例如鄰舍彼此投訴，看上去好像很簡單的事情，但背後其實有很多議題要處理，被投訴的那一戶人家，也許是有家庭問題需要我們去理解。」

雖然曾以學生的身份參加社運，但比起年輕人的理想主義，梁更多一份務實氣息。

關於疫情的一切，記者問什麼，他就回答什麼，不多說一句民主，不多說一句政府無能。這貫徹了他在競選期間的形象；從那時起，梁已經沒有多講「光復香港」，反而多說民生保育。

「當時的社會氣氛非常兩立，大家是投你們作為一個民主派議員或是一個建制派議員。我做一個區議員，我不想人們只是認同我的政治立場。我更加想大家認同我的政綱。」

作為學生的他曾經向社會訴說理想，而這些街坊，就是社會。

「以前很多人喜歡說，非保皇黨的人永遠都是『政治凌駕民生』，或是『唔識做區』。我就是希望打破這個既有形象。我就是要跟大家說，我不單只是思想或理念上要贏我的對手，我是要連一些實事、民生議題都要贏過我的對手。」

當然，那份輸贏現在已經不重要了。只是「做實事」的心願，一直沒有改變。在這種人心不安的時刻，他只想「盡做，讓越多人有需要的時候搵到我。」

記者問他做區議員有什麼時刻覺得特別滿足。他一臉苦思，貌似從未想過這個問題。

「我開始做區議員以後，雖然很專注疫情，但他們會覺得社區的氣氛不同了，覺得自己也比以前更關心這個社區。其實幾開心。聽到這些回饋就會覺得，自己離目標好像進了一步。」

有一種人會在工作的時候把自己忘掉。從頭到尾，社區工作似乎讓他比任何時候都更覺得自己像一個齒輪。

梁說，疫情完結以後，想搞社區導賞團，訓練一些街坊做社區導賞員，把這區的悠久歷史講給其他人聽。他說起那幾棵在他的競選文宣裡常常出現、被砍掉又重生的石牆樹，眼中透著同樣的朝氣與希望。

記者 / 黃珍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