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30 日，「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夕，山雨欲來。
早上 10 點 45 分，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宣佈退出組織；10 點 55 分，創會主席羅冠聰也退出；10 點 59 分，輪到成員周庭；下午 2 點 07 分，學生動源解散香港分部；3 點 02 分，香港眾志宣佈解散……那個早上，解散潮掀起，許許多多與政治相關的組織消失。
風起了，三個中學生組織作出不一樣的抉擇：一個停運，一個繼續，一個暗中營運。
香港有近三百萬人合資格申請 BNO，今年首七個月更有近六萬人續領，打算移民的不在少數。未成年的中學生無法主動移民，卻站在運動的前線，站在大時代的交叉點，他們會作出什麼選擇？
國安法下兩難抉擇：停運與繼續
6 月 30 日中午，剛剛考完文憑試的 Katy（化名）盯着 Facebook 上接二連三的組織宣告，霎眼間，她所在的中學生政治組織 Telegram 群組中掀起一場風暴，爭議停運與否。
Katy（化名）沒想過，國安法未生效，組織就倏然停運。
她心底明白，國安法要先清理國際線政治人物，而解散組織是為了保護不在枱面上的成員。她自去年六月起，一直投身組織工作，幫助中學生發聲，協調各大關注組籌備罷課、人鏈和集會，借出物資、借成年人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她還剛剛上過鏡受訪，表明反對國安法。
組織性質以輔助為主，偏向溫和本土，相比支持港獨的組織，她衡量過政治風險不高，除非追溯過去言論，因此判斷未成為目標。雖然去年多名成員的電話號碼被洩露，她一天收過十多個滋擾電話，但未有成員被跟蹤。資訊安全措施也夠，Gmail 帳戶均交由外國成員負責管理，設定的密碼長而複雜如亂碼。
5 月 21 日兩會宣佈人大議程納入國安法時，Telegram 上沒有人說怕，曾被《文匯報》、《大公報》批評的成員，還說：「要拉都拉我先啦。」
她沒想過，6 月 30 日那一刻，壓抑的恐懼如靜止的火山爆發 — 有成員說家人在大陸做生意，有人說「真係好驚」，發現承受不起風險。
Telegram 上激辯延綿兩三個小時，每一秒都有訊息。十多位成員多數支持停運，只有三四人有意繼續。她是其中之一，嘗試說：「點解要解散？解散可能唔係最好嘅 choice ，如果要秋後算帳，都係會搵到你哋。」那一刻，連曾上過《文匯》、說過「要拉都拉我先」的成員也說：「如果真係清算到我，咁我點算啊。」
除了「灰機」，她還是灰。
為咗組織努力咗咁耐，但嗰一刻話驚就停止運作，灰嘅，但係理解囉。
她已畢業，成員們普遍比他們還小一兩年，自然顧忌校內打壓，從未曝光的成員，自然以低調安全考量為先。
結果傍晚刊登了停運聲明，到深夜國安法條文推出時，她只看了懶人包，即使組織已解散，經過商談後，他們還是立即把 Instagram 上，有成員相片的六七個貼文收起。
那一天晚上，另一個中學生組織「香港思流」的骨幹成員約好了，在國安法生效前吃一頓最後的晚餐，一起等待條文出爐，再作打算。香港思流前身是「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曾與香港眾志合作，並在今年六月被《文匯》、《大公報》點名批評。
八時許，三位發言人之一、十六歲的 Ivan 抵達約定的西餐廳，點了一客意粉，在跟拍訪問的記者前，氣氛仍然輕鬆。飯後，一行四五人去了便利店買飲品，在公園圍坐，才敢猜想條文和刑罰。他們一早研究過中國版本國安法的條文，有成員情緒低落數周，神情難掩失落。
到十一點，手機上彈出國安法條文出爐的通知，心情一緊繃，人人都讀着條文，良久陷入沉默之中，氣氛沉重。其中一位發言人是女生，平日堅強，壓抑不住，流着淚，哭着說：「好驚啊，好驚俾人拉，唔知點樣同爸爸媽媽交代。」其他人安慰，Ivan 默默遞上紙巾。
那一夜，他們一路商討萬一被捕的處理方式，互相把父母電話交託較低調的成員，預先寫下給父母的信件等等。Ivan 強調香港思流從未支持港獨，只追求民主及本土價值，仍有成員怕得想離開，最終因為未成年，需經父母決定移民、安排讀書及生活，因而作罷。
因為我哋好鍾意香港，為咗香港先會企出嚟，冇理由因為咁小嘅事就離開香港。
Ivan 嘆了口氣，哪怕口中的「小事」，是國安法。
一夥人去了糖水舖，聊到凌晨兩點，才散夥回家，此後再在通訊軟件 Discord 上與其他成員開了兩小時會。最後或因家庭反對，或因被捕風險，幾人決定退出，約十名成員決定留下繼續。
恐懼只因威脅實質，如影隨形。 6 月 7 日，香港思流與學生動源聯合多個學界組織，發起九龍區遊行被警方反對後，在尖沙嘴開記者會。Ivan 有份出席「不反」協調會議，會面長達一小時多，警方不斷質問學生動源綱領及政治取態，指他們支持港獨，因此不批准遊行。當日有記者傳來照片，攝下一個約五十歲的中年男子跟蹤他們，還不斷拍下大頭照。數天間多名成員被跟蹤， Ivan 也被尾隨了一次。組織及成員的個人電郵地址亦被駭客攻擊，不明的裝置登入。
直至 7 月 29 日鍾翰林等四名學生動源成員被捕，他們才恍然大悟，種種攻擊或者是調查的一部份，或者是被捕的前奏，只是還沒有發生。
Ivan 去年七月加入組織，父母一直不知情。直至三個多月前，他剛成為發言人。6 月 7 日在記者會亮相後，一家人坐在一枱吃飯，平日不談政治的父母忽然才問起，嚇了他一跳，但父母自幼教導他追求公義，並無反對。七一後，他有一陣子特別不對勁，父母還特意問是否與政治有關。他靜靜說有機會被捕，父母反而著他「唔好咁擔心」。他最害怕因自己所做的事，牽連家人。
學運停滯 威脅下的組織空間與路線
學生運動規模萎縮，許多組織均停運、解散，或沒再更新社交專頁，包括「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學生動源」、「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青年政治關注組」、「凝火之聲」等。
去年 5 月 28 日，超過 300 間中學關注組聯署反對送中條例，到了 今年 5 月 28 日聯署反國安法，僅剩 39 間中學參與。
學運降溫，前路未明，Ivan 與 Katy 同樣憂心。
Katy 數算原因有幾，一來，許多關注組領袖多為 2019 至 2020 年度的中六生，需要應考文憑試，無暇分身，二來，關注組內部路線出現分歧，三來，除了傳統名校，普通學校關注組缺乏「牙力」，容易遭校方施壓。
學生組織能做的越加有限。反送中運動，Katy 的組織曾為遭受打壓的同學開記招，校方尚且顧慮傳媒及輿論壓力，會改善待遇，但教育局全面推行國安法教育，提及政治的空間越發收窄，連老師也面臨開除風險。不過，她認為學生如果受打壓，即使學生組織無法改變任何事，無法保護，但起碼代為發聲，更多人知道其遭遇，「可以令呢班少數同學仔唔好被孤立，心靈上受到安慰」。
今個月 23 日就開學了，教育打壓，如國安法教育等等，來勢洶洶。Ivan 覺得仍有身位可做，通識科不教的，老師因國安法避而不談的，由中學生組織講。抵抗教育赤化，成為責任。
香港思流 Instagram 近五萬追蹤者中，最多是 18 至 21 歲，其次是 16 至 18 歲。成員們每周開一次例會，定下跟進的各大議題，平日在 WhatsApp 群組上決定社交媒體的貼文，國安法生效後更審慎用字，由有空的成員把關。
香港思流除了六月初入稟高等法院，協助就文憑試歷史科題目提出司法覆核，近來爆發通識科教科書爭議，在教育局建議下自我審查，刪去三權分立、政治敏感事件如六四的論述等；中小學「宗教及倫理」科的新版教科書內容「愛國愛黨」，禱文寫着「我要學耶穌般熱愛國家民族」，香港思流也有跟進。
多本通識科教科書中，「今日香港」單元被多處修訂，刪減「三權分立」、公民抗命、新聞自由等內容。
Ivan 預計未來再也難發起遊行集會，他們計劃多推出文宣，宣揚本土文化，發揮一點微小的影響力。
對上一代而言，香港正正變得陌生，他反而想發掘本土文化，捉緊消失前的尾巴。像 Ivan 自己，以往閒暇寧可去外國旅行，因反送中而愛上香港，才發現自己並不了解我城，許多地方從未踏足，如彩虹邨、皇都戲院清拆前最後的真體字霓虹燈招牌老舖等等。
不過，作為應屆 DSE 考生，除了上課、功課和操練考卷，還抽時間處理組織事務，他暫時不願意考慮放棄。
停唔停運都唔會令到我被捕率減低，所以 keep 住做囉。
他一直記掛着被捕的朋友，自覺像個倖存者，「咁多手足都做緊嘢，我唔可以咁快就唔做。」
暗中援助：中學生付出十萬 助養中學生
自去年 6 月 9 日至今年 9 月 6 日，警方拘捕 10016 人，當中約四成是學生。
中學生朋友圈子中，處處是被捕者，成為現象，也成為這一代人的集體創傷。Katy 少說認識十個，去過警署送飯，由晚上七點等到凌晨兩三點；Ivan 數不清多少朋友被捕，有好朋友明明沒有反抗，被捕時卻被警棍扑爆了頭，送了去醫院，縫了幾針，急急趕去探望，神情呆滯，他義憤填膺又心痛。他的朋友由被指非法集結到暴動皆有，他只能陪伴吃飯打機，哄對方開心。
同齡人更能體察彼此的痛苦，中學生助養中學生，撐住彼此，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流水、阿餅、Clark 和河粉（化名）是中學生互助 Telegram 頻道管理員，協助因政見離家出走、生活有困難的年輕人。
（左起）Clark、阿餅、流水和河粉（化名）四個人撐起一條 Telegram 頻道，幫助同齡人。
國安法列出的罪行中均有針對「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者的條文，嚴重處五至十年有期徒刑。中學生互助平台也有危險。流水今年十七，是四人中的領袖，拍板決定靜觀其變，於是將平台的 Instagram 專頁關閉，TG 頻道停運，但私下照樣提供援助。
去年十二月最高峯，頻道共收過約三百人求助，管理員們一人負責一條地鐵線，沿線約見有需要的援助者，給予飯劵和現金援助。流水一個人跑荃灣線，負責約百來人；同樣 17 歲的 Clark 走訪港島，15 歲的阿餅跑勻新界。對象十來到二十來歲都有，荒謬情況多不勝數，如一粒糖充當午餐、天天吃排飽、五百元用一個月等。
流水聽得最多是家暴，參與抗爭的學生因政見承受傷害，被軟禁，被扣起飯菜，被經濟封鎖，被趕出家門傷痕纍纍 — 通通是「父母對付子女」的常見手段。他也幫忙找寄養家庭，或者借宿，聽過數不盡的故事 — 與家人因政見反面的少女，兩個月來每天哭着哭着，淚水是紅色的，家人置之不理，直至姐姐把她送去急症室，醫生說是微絲血管爆裂，「再遲啲嚟就眼盲」，要留院觀察；某次在旺角前線抗爭，流水中了胡椒噴霧，逃到一旁，與急救員互相沖洗眼睛，對方拉起袖子，手手腳腳全是藤條瘀痕，二人一聊天，對方才告知是被父母趕出門，受暴力對待。二人急急交換聯絡方法，流水硬塞了現金劵給他。
萬一被趕出家門，高中生未能打工，得靠親友借錢渡日，一旦沒有這樣的人際網絡，就難以支撐。流水說話有一種超齡的成熟，「屋企係最後避風塘，（但）我自己唔係。」
因父親出軌，父母離異，他與婆婆同住。因家庭背景複雜，他受過許多幫助，遇過許多人生導師，人脈廣，也比同齡人更有金錢觀，「百足咁多爪」，打過多份散工、教班做手工藝、補習、開 IG shop 、做過買賣小生意……在幫助別人的同時，即使自己因政見與婆婆大吵一場，被阻止出門抗爭，被經濟封鎖幾個月，他也能存活下來。
嚐過家庭破碎的滋味，他格外不忍其他人落入同樣境地。他們暱稱求助者為「寶寶」，運動中「家長」給的錢不夠，他總自掏腰包多塞幾百，送着送着「一個仙都冇」，積蓄全送出去，花了約五六萬元，連同運動中的其他援助，他一共花費十萬元。
隨國安法生效，許多家長群組解散，資金來源斷絕，但需求仍在。除了介紹工作給「寶寶」，流水仍然有辦法靠熟人張羅現金，私下每周定期資助十來人，至今保持聯絡則有約三十人，每個月支出金額達兩萬。
點解要我哋中學生做呢樣嘢（助養）呢？係愛定責任呢？兩樣都係啦。犧牲學業時間付出，係我自己選擇，我承擔得起，我願意付出。
助養者成長的故事：保護彼此，承擔彼此的創傷
因為早熟，流水一早習慣事事以人為先，不論生活還是抗爭中，也努力保護他人。
他去年在所讀中學創立關注組，在校內貼文宣，組織十來人罷課。因為素來活躍課外活動，有份創立校內朋輩輔導組，算「比較有話事權」，校方事後懲罰參與的學生，但記過需要經他和輔導主任共同審批，他通通在表格上打上交叉；校方改罰勞動服務，他也叫他們做輕鬆一點的。
他被校方針對，去年 12 月 4 日大學聯招（Jupas）截止之前，他因抗爭缺課，錯過升學講座，沒有收到截止通知。他去教員室，追問升學輔導主任四五次，約好時間會面，但主任避而不見，告假爽約，相熟的老師透露是因為助理校長刻意阻攔，再聯絡主任，對方反而建議他去台灣升學。最終，他預計成績差，升不上大學，沒有報讀Jupas， DSE 放榜成績也比預期低十分，去了讀專上學院的社工課程——他覺得與他現時所做的有相似之處。
照顧他人，還包括提供情緒支援，流水做慣了輔導工作，電話由下課後傍晚六點，響到凌晨三四點，同時與四五個人傳訊息。每當有「寶寶」聯繫傾訴，他從不拒絕。收過訊息如想輕生、自殘、做人沒意義、自覺是負累，有一次對方說：「我攞咗好多你嘅資源，我覺得而家自己好廢，又出唔到去。」他想盡辦法激起對方求生意志，答道：「你搵個方法，收咗我咁多資源，你好返啲，會唔會考慮做返啲嘢，捐返畀我，我再畀返人呢？」有時不懂得回應對方，只好分享自身經歷。
承接過多他人的負面情緒，憂鬱難以排解。凌晨時份回覆所有訊息後，流水會偷一個小時放鬆。他家住高層，看着外面，想過「不如跳落去，一了百了，世界冇希望」，又想：「佢比我慘咁多，比我更堅持，我有咩條件自殘放棄？不如留住自己條命，繼續生活去幫人。」為他人付出，反而成了他生存的最大意義。
流水（左）在抗爭中找到了人生意義，阿餅（右）更堅定做律師的意志。
一年來組織抗爭，支援他人，催熟了一整代高中生。
15 歲的阿餅去年辦人鏈活動後，她結識兩位前線抗爭的同校師兄，成為朋友，其中一位被捕，另一位獨自到外國讀書，請她代去法庭聽審。阿餅因而開始去法庭旁聽，達二三十次。九點開庭，七點半就到，有時因遲到無法入內，但見到滿庭的場面，仍令她安慰。有姨姨即使不懂用 Telegram，但清晰記得每宗案件的案情及開庭時間，那份堅持令她感動。
遇上十來歲的個案，旁聽師都特別激動。有一宗案件，被告與她同齡，還柙中，明明有機會判感化，但控方堅持要判坐監，她格外不解而痛心，「唔理政見立場，一個學生做錯嘢，唔係應該諄諄善誘教育咩？唔係教返正確嘅嘢，而係用呢種方法，坐（監）折磨佢。」
她來自黃絲中產家庭，讀 band 1 中學，成績名列前茅，一向有意做律師，人工高，社會地位也高，「以前（講）維護公義，唔知自己講咩，莫名其妙好想做，而家決心動力大好多。」即使法治崩壞，她將來仍想做律師，以法律原則，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如同戴耀廷所言，她相信法治會重生。
付出再多也不夠，流水只希望有更多人願意付出，「（我）只係平平無奇出身低下階層的𡃁仔一個，好多嘢都有心無力，咪盡做，做到嘅咪做囉。」流水只有一個希望：
當我呢一代人嘗試過自由嘅美好，我唔想我下一代變扯線公仔。
下一代 抵抗洗腦教育與未來
據民間組織「港語學」統計，2017至18年度，「普教中」小學仍有七成，中學則接近三成（27.8%）。河粉留意到，中一生說普通話和廣東話的比例是七比三，母語變得弱勢，甚至聊天也拒絕說廣東話，亦常常玩抖音。
國安法下難再現大型社運，幾人不約而同憂慮，他們或者是最後一代自認香港人、覺醒的中學生。
香港思流約四十個街站義工中，最小只有中一，問會否因國安法退出，本來預計絕大部份人會走，最後竟有三十人留下。Ivan 印象中初中生對政治冷感，但多多少少帶來一點希望。
當教室不再是教導真相的場所，Ivan 努力學懂批判性思考。
Ivan 以往也從不關心政治，直至 7.21 白衣人無差別攻擊的荒謬，如當頭棒喝，才令他由「半個港豬」覺醒，加入學運。生活在香港崩壞的年代，Ivan 對社會與體制喪失信任，生活安全感分毫不剩，「好似無人保護到你咁」。
他唯一可以做的是裝備自己，獨立思考。暑假時，他勤讀哲學書，翻開存在主義鉅著《存在與虛無》，讀到一半，尷尬地說「睇到個頭爆炸」，只好多讀幾遍。他由背囊中掏出一本《理性思考的藝術》，說想學懂批判性思考，辯明邏輯陷阱。教科書中的真相持續被扭曲，他想抵抗洗腦教育。
面授復課在即，阿餅剛升讀中四，而初中通識科已改名為「生活與社會」。上學年考試才考過政府結構，包括三權分立、行政主導等重點，新學年再上課，學到「今日香港」，老師再提卻輕描淡寫，簡單一句「Er 大概就係咁」。
政府公然宣告「三權分立」不存在，只存在「三權分工」，同學紛紛在 IG 上貼文嘲弄是「笑話」。雖然他們一向知道三權分立已名存實亡，還是像被狠狠刮了一巴。
妹妹正讀小學，未來跟她所學的完全不同。一家數口每天晚飯後議論時政，父母愛講港英時代的局勢、市政局、臨時立法會、傳媒第四權等等，從小耳濡目染，至少她相信妹妹不會被洗腦。
（我哋）呢一代見證住香港慢慢由好好嘅城市，畀中共政權侵蝕，一定會同返下一代（講）。
移民，或做雙面順民
九七主權移交，香港命運從此改寫。
出生於九七後一代，沒有 BNO 護照，命運亦因而被改寫。
BNO 平權後，即使決定申請「香港 BNO 簽證」移民，也要求 BNO 持有人帶同家屬一同移民。這離他們好像很遙遠。
一本 BNO 護照，一本特區護照，九七後出生的他們只有後者。
Katy 只有一本特區護照。抗爭一段時日，她才發現許多同儕早有外國護照，出自中產家庭，隨時可以離開，不免有一點「灰機」。她出身藍領基層家庭，父親做司機工作，即使有 BNO 也不會帶她一起移民，亦負擔不起她去外國唸書的使費，她變相要靠自己。去年抗爭，她幾乎沒上學， DSE 比預期中少了三四分，升不上大學。她決定重讀一年，視乎香港情況，或者去台灣升學，或者靠專上資助計劃（grant loan）讀完大學，再作決定。「如果要走始終都有辦法，你要留喺度都係自己嘅決定。」
父母供得起阿餅去外國讀書，她以往渴望留學，事到如今反而不想離開香港，「一走就返唔到嚟，就真係唔會走。」她比喻，香港像一間陷入火海的房子，人人離開現場求救，但遠水救不了近火，總需要有人在火場附近尋找水源 — 她願意留下。
阿餅的父母明言不會移民，她說：「陪住香港死都幾詩意， 用我嘅生命去見證呢個城市。」一旁的流水立即反駁：「唔好浪漫主義，有份嘢（BNO）喺手，安全啲。」
如果留下來，阿餅眼中，只有一個選擇：自我閹割，保住性命。
今年 DSE 通識科必答題中，問及「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的兩難」，Katy 即使覺得前者更重要，仍偽裝真實想法，擔心答卷被紀錄，將政見分類製成數據庫。她只覺，在恐懼中生存將成常態，要適應活在沒有言論自由的香港。「冇穿冇爛，活到最後先係贏家。」
在大時代的交叉口，阿餅、河粉、Clark 和流水只能選擇移民，或者隱藏自我，做個順民。
Clark 父母深藍，沒有 BNO 護照；家有一層樓，不過在大灣區。他認命地說：「老豆唔移民，我都移唔到民。」想搬走，但「有錢先算」。他有想過，未來找個擁有外國護照的女生結婚。「做返個守法公民……幫藍絲轉軚，洗下腦，就算中美打仗，起碼我會生存先。」瘦瘦弱弱的他，說得輕巧：
他有做雙面人的心理準備。他有兩部手機，一部 iPhone，一部小米「扮藍絲出街」，只用來打機，手機桌布設定成「中國加油、武漢加油」，專門被警察截查後手機解鎖專用。聽到這裡，眾人哈哈大笑，但卻是認真。
阿餅開始習慣恐懼，「就算你點驚都好，都要面對。」河粉附和，說：「恐懼得幾多，你都唔知聽日事。」流水擔心健康碼，更擔心《基本法》附件三無限塞入中國法律條文。
流水自言爛命一條，如果有朝一日，香港也像新疆有集中營，他被折磨，「如果死，可以好似陳彥霖咁，令到全香港再轟動多一日，我唔介意一死。」豪情壯語說完，他又躊躇，嘆一口氣：「好難講，去到某個位，人係會貪生怕死。」他又想，暴政最可怕之處，在於引出每個人最邪惡的一面，一日香港人仍然無私付出，一日還有空間。
台灣戒嚴三十年，那麼你們，等得起民主的到來嗎？「我等唔起，咪下一代囉。」流水篤定地說。2047 年，他們都不過四十多歲，最年輕的阿餅下了結論：「係要時間。」
文/ 鄭祉愉
攝/ P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