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反送中抗爭運動成立的新工會如雨後春筍，廣告界、醫護界及會計界三個行業工會或罷工籌委，早前接受《立場》專訪，談及各自在早期籌組及成立過程中，他們的理念、考量，及因應行業生態，各自需要面對的困難。

例如在行業遭到紅色資本壟斷的會計界，同時有兩群人成立工會「鬧雙胞」，一個認為運動變化迅速，組織須及時回應時局，另一個則希望先建立會員基礎，主打勞工及福利議題；由醫管局員工組成的工會，顧及醫護工作人命攸關，坦言難以「話罷就罷」；廣告界一班同業，相信萬事起頭難，決定牽頭罷工，「做咗再算」。

鑽研勞工運動多年、曾任職工盟組織幹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敬慈接受《立場》訪問時分析，香港現時出現一場「新工會運動」，在多個層面上均具積極意義。第一，隨著警方大舉搜捕，近日街頭抗爭無疑出現式微之勢，籌組工會將是儲存累積運動能量的重要一途。第二，立法會勞工界 3 席，及特首選舉委員會 60 個勞工界議席，均以一工會一票、全票制方式選出，大量民主派工會湧現，或能從制度內撼動保守力量。第三，觀乎世界各地歷史，龐大如 1980 年代波蘭團結工會，近至 2016 年南韓反朴槿惠示威，工會運動為反抗運動注入的鬥爭力量，不可或缺。

「最大的分別係，組織工會、搞罷工，係返去制度裡面鬥爭，同埋會係一個好持久的鬥爭。」

香港今次持續逾半年的抗爭運動，最標誌性的形態是「無大台」、「流水式」，與過去本港大型社會運動，一般由個別組織發起主導的模式截然不同。然而，從「流水式」走向組織化、組「大台」的工會運動，香港過去半年的抗爭經驗，有否為此創造有利條件？

而同樣需要解答的是，在越來越依賴中國資本的香港市場，打工仔如何突破制肘，在一些會觸動北京神經的政治議題上發動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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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資本壓力、法例保障不足　工人團結知易行難

持續 7 個月的抗爭運動，發生過眾多激烈衝突的大場面，示威者亦曾多次號召「三罷」、或以堵路方式令市民變相「被罷工」，但在警方大力打壓下，街頭抗爭行動癱瘓社會運作的成效，似乎漸現疲態。

其中去年 8 月 5 日的三罷集會，市民或無太深刻印象，陳敬慈卻認為別具標誌性。該次行動獲職工盟、教協兩大民主派工會呼籲響應，多個行業如航空、巴士、零售、飲食、金融服務業及公務員等均有人參與，按職工盟主席吳敏兒估計，當日不同行業共 35 萬人罷工。其中航空界別中，大量機組人員及民航處職員請假，最終導致 170 班抵港及離港航班取消，無疑獲得某程度上成功。

陳敬慈形容，8.5 的經驗證明，如航空等關鍵行業有足夠人數罷工，確能某程度上癱瘓社會正常經濟運作，對政府構成一定壓力，可謂為香港工運打下一支強心針。惟隨之而來的國泰打壓事件，也揭露了殘酷的真相：在香港法例保障工會不足、政治壓力與日俱增，即使是擁有幾十年根基、有集體談判權、曾發動進行工業行動的老牌工會，在中國壓力下同樣不堪一擊。

香港抗爭者要建立工會力量 — 甚至是比現存工會更堅實的工會力量，陳敬慈指，參與行動的人數是關鍵，而一個工會要團結會員力量，往往不能單靠政治願景動員，更需要從勞工權益等問題著手。

「長時間而言，同事、員工主要的關心未必係政治議題，而係佢哋自身工作上的不滿、對老闆、管理人員的 grievances（怨氣）。一個工會要凝聚會員的話，你會有好多好 subtle （微細）的議題，做好多個案、好多投訴，搞工會同搞社區組織，都係類似。」

「如果淨係得一個政治議題，唔容易維持到一個工會。」

例如，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去年 8 月突然被公司解僱，雖然她早前入禀勞資審裁處，控告國泰港龍不合法解僱，但根據現行法例，即使僱主最後被裁定不合法解僱，勞工亦不享有強制復職權。勞工要突破制度性的弱勢位置並不容易，但陳敬慈舉例，例如一人被解僱，其他人均罷工抗議，則是勞工可透過高度團結、增強自身議價能力的方法之一。

「但團結係要時間醞釀，唔係咁容易就團結到。包括國泰的例子，雖然工會已經建立咗幾十年，都唔容易。」

願榮光歸誠哥？　反威權與反資本之間的盲點

據陳敬慈觀察，近期街頭抗爭行動本來就開始減弱，籌組工會之勢說不上是取代了前者，大家普遍亦非否認勇武鬥爭之效，「但依個（勇武抗爭）係一個好消耗的運動。年輕人血氣方剛、鬥爭性強，可以 sustain 到一段時間。但你話一年、兩年，係咪可以長期做呢？都未必咁樂觀。」

除了工會運動，現時亦有人提出建立「黃色經濟圈」，以本土、支持民主理念，或類似合作社模式進行經濟活動。陳敬慈認為，這亦反映越來越多人覺得政治與經濟議題必須結合，方能持續下去。

5 年前香港爆發雨傘運動，時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周永康在 9 月發動罷課前，已呼籲各行業發動罷工響應運動，惟當時運動未成氣候，就算是民主派工會，對罷工無甚討論；直至 9 月 29 日，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太古飲料職工總會等曾發動為期一、兩日的罷工，對社會影響無疑九牛一毛。

陳敬慈認為，一般香港市民由對工運無甚認識，至今日著手成立工會，對發動罷工達基本共識，轉變甚大。但他留意到，即使是支持抗爭運動者亦有其盲點 — 當大家抵抗威權、爭取民主選舉同時，卻忽略本港政制，很大程度上是為保障工商界利益度身訂造，甚至當某些資本家、建制派顯得比較開明，或者企業屬外資而非華資，就會出現不敢向其施壓，甚至將之吹捧的怪現象。

「如果依個盲點唔突破的話，再搞落去，都可能會出現同樣結局。國泰（打壓事件）重複多 20 次，到你自己被解僱的時候，咁你點呢？」

陳敬慈認為，如果反威權運動以工運方式延續，現時以政治議題、本土集體身份驅動的運動，必須與經濟議題及工人階級身份結合；而鬥爭的對手亦不再限於政權本身，而是與政權利益共同的整個資產階級。

「當然香港民主運動最大的阻力係北京啦，但北京在 80 年代為咗順利回歸，佢哋訂立的制度，好大程度上係保障緊香港資產階級的利益。」

「所以我哋要明白，我哋反對的威權主義的背後，其實就係資本主義。」

陳敬慈點出的盲點，或正正反映在首富李嘉誠在運動期間，在報章頭版刊登對象不明的廣告，寄語「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又籲執政者對年輕人「網開一面」，竟就贏得不少支持運動者好感，甚至在示威現場出現高呼「支持誠哥」的詭異場景。

可就單一議題拉攏本地資本家

陳敬慈指，與紅色資本代表的威權資本主義不同，以本土地產霸權為首的自由資本主義傾向「一手硬、一手軟」 — 透過影響、甚至支援公民社會，建立形象。但他認為，一般市民、工人要自我組織並成為具有談判籌碼的工會，大家必須透過自身團結，建立獨立政治力量，而非依賴其他政治力量如資本家、政府生存。

「去到具體議題上同咩人合作，我覺得可以保留些少靈活空間，」陳敬慈舉例，政府現時推行增加勞工假與公眾假期看齊、增加勞工福利，不難想像本土資本家會群起反對，工人在此議題或會選擇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相反在政治、公民權利議題上，市民、工人在單一議題上拉攏本地資本家，利用資本階級本身在政制上的優勢孤立北京政權，亦無不可。但他強調，「一定係單一議題式」。

不論是籌組工會，抑或建立黃色經濟圈，不難想像中資或港資都會嘗試派員滲透，陳敬慈認為，大家必須高度警惕，否則組織日後在任何議題上要與政權或資本階級對抗，政治實力一定大打折扣。

「個組織一定要係獨立的組織。所以我成日強調，你要收的會員費一定好高，如果會員費太少，組織無錢，到時要申請李嘉誠基金，咁就死得啦！」

就算李嘉誠表現得再開明，他都不會和抗爭者站在一起，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陳敬慈指，如果現時反抗運動要轉化為工會運動，本土身份必須與工人身份結合，「要重新由一個政治議題、一個本土身份的運動，慢慢轉化成為一個經濟議題，同埋一個有階級身份的運動。」

陳敬慈亦指出，本土身份與工人身份結合，對香港工運史而言並不陌生。1922 年海員大罷工抗議差別對待華洋海員，1925 年省港大罷工以「反資反殖」作中心口號，1967 年左派工會「反英抗暴」，均是在殖民地政府壓迫下，華人及工人交織身份所爆發的鬥爭力量，而工聯會般傳統工會經營逾百年的工會，其地區力量至今仍非常穩固。

新興白領工會　有望突破過往工運困局

陳敬慈指，觀乎歷史經驗，工人運動和罷工在很多國家是向政權有效施壓，推動民主化和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例如 2010 掀起阿拉伯之春的突尼西亞，2016 年南韓反朴槿惠示威，均是由年輕人首先帶頭抗爭，及後工會加入抗爭。

香港現時冒起的新工會運動，當中大部分為白領甚至專業界別，有人強調，工運必須連結廣泛基層工人，才有機會成功。不過陳敬慈認為，香港經濟結構本來就以白領行業為主，即使只是白領罷工，對日常經濟運作的影響也不能小覷。

「而事實上睇歷史經驗，往往都唔係社會最底層的人最有抗議意識。雖然最底層受到的剝削最多，但係佢無咁樣的資源，包括教育水平、時間，去思考依啲社會問題，亦都相對上容易被保守勢力收編。」

陳敬慈指，即使是民主派勞工組織如職工盟、街工，雖然他們在基層群體中已有一定組織基礎，但此類基層工會一般依賴性強，難以主動發起鬥爭，「佢好需要的時候，可能會揾你（工會）幫手，但你要動員的時候，佢又未必出來。依個都係 90 年代之後，民主工運出現的困局。」

現時新興工會均為業內人士自發籌組，陳敬慈認為，這些工會無需依賴受薪組織者，在運作及經濟上更加自主，相比以往工運模式有其進步性。不過現時大家主要仍依靠 Telegram 等社交媒體交換訊息，之後如何在現實生活中組織起來，成為對僱主、政府有對抗性及議價能力的工會，仍有待在實踐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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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大台」精神運作「大台」

香港近幾年抗爭模式就如一場辯證過程，從傳統民主派「大台」發起的運動，到「拆大台」、無領袖、「流水式」抗爭；由非暴力抗命，到街頭勇武鬥爭、到號召發動罷工，直接衝擊經濟秩序；到發現「三罷」號召成效不彰，繼而呼籲行業成立工會，再出現某程度上的組織化......

現時籌組工會的不少是「素人」，從過去半年強調「無大台」的運動中走出來，新興工會在經驗上及意識上，是否已具備發展工會運動條件？

陳敬慈指，香港原有的民主運動、組織模式，過去一直備受不少批評，如民主派議員輪替不足，部分民主派組織內部被精英壟斷、決策過程欠民主。他認為，2019 年爆發的無大台運動，實際上為舊有模式帶來非常正面的衝擊。

「當群眾意識、特別係年輕一代冒起，依個範式係要轉變的。對於泛民的批評，其實已經有好長時間，二十年前已經批評緊，但泛民無汲取教訓去改變，令到依家出現新的浪潮。從這個角度睇，我覺得今次運動在思維上係有積極意義。」

但陳敬慈認為，今次運動持守的「無大台」原則，不必然是拒絕任何組織化、或拒絕推舉任何領袖，更重要是在組織化過程中，如何實踐「無大台」背後平等決策、由下而上的協調精神 — 以「無大台」原則運作「大台」。

「『無大台』、『無領袖』係衝擊舊有模式的一股好大力量，但最後結論未必係唔可以形成大台、唔可以形成組織、唔可以有領袖。而係話，我哋希望無論係社區組織、工會組織，內部開放性、民主性、平等性，都可以比以往加強。」

現時不少工會仍在初期籌組階段，新一屆民主派區議員也剛上任不久，內部民主決策、「全民議政」等願景如何實踐，仍然有待觀察。陳敬慈認為，新興組織必須時常警惕，避免重蹈覆轍，出現傳統「大台」寡頭壟斷的情況。

「如果未來的工運要超越以前的共產黨工會、或民主派工會，組織內部的平等同民主係好重要的。」

資本全球化下　工運必須面向國際

正如國泰打壓事件揭示，香港市場與中國關係千絲萬縷，香港企業面對中國施壓無疑不堪一擊，更遑論不少公司本來就是內地資金背景。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前首席經濟師羅家聰去年十月被迫離職，他受訪時提到「被離職」原因，指資方認為「由香港人代表中資銀行發言並不適合」，更直指交銀此舉反映香港中資銀行大規模的策略改變，漸漸避免聘用本地青年。

會計界作為首當其衝的行業之一，兩個新興工會接受此系列訪問時就形容，來自紅色資本的壓力，是他們工會行動的最大制肘。

陳敬慈指，在資本全球化下，無論是中資公司、外資公司，大可以將業務及重要工序搬離香港，工人力量要抵擋著資方甚至政權壓力，不能只靠香港打工仔，一定要連結國際。

他舉例，2013 年香港和黃集團旗下的葵青貨櫃碼頭爆發工潮，450 名碼頭工人罷工長達 40 日後，終獲資方承諾加薪 9.8% 及改善工作待遇；但有趣的是，香港碼頭工潮結束 4 個月後，位於深圳鹽田港、同屬和黃集團的碼頭，800 名工人因不滿公司發動罷工，惟鹽田區政府迅速介入斡旋下，資方在工人罷工約兩天後承諾加薪三成，工潮結束。由於內地政府高度介入，內地工人罷工的威力，往往比自稱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香港為大。香港工運要突破紅色資本的結構性壓力，爭取內地工人支持，無疑是重要一途。

另一個可見國際工人團結威力的例子，是在 1980 年代，南非人民抵抗種族隔離政策，世界各地均有碼頭拒絕卸載南非的貨物，猶如一場民間發動的禁運，向南非白人政府施壓。

「對跨國企業而言，如果你香港員工成日都罷工針對佢，佢可以將啲工序搬去第二度 — 國泰，咪喺第二度請空姐、請機師囉！」陳敬慈指，「但如果你的工人鬥爭係全球性的，可以號召到其他地方工人支持，本身就可以避免佢解僱本土員工。」

「依個都係教訓我哋，如果要搞罷工運動，一定要 keep 住既強調本土，又強調國際；既講香港人身份，又講工人身份的結合，運動先做得到。」

文／梁凱澄

會計界的新興工會正在「鬧雙胞」。

一個名為「香港會計專業人員協會」（AAP） ，職工盟屬會，已於 11 月中刊憲成立，現時會員約 100 人。另一個名為「香港會計手足工會」，籌委們 11 月第一次碰面，現時正等候職工會登記局批核工會資格。

會計 Telegram 「公海」群組裡的成員，由質疑手足工會自立門戶是否分化，到批評 AAP 不講罷工只講福利，以至於問「其實兩個會有咩分別」、AAP 是否食人血饅頭爭做大台、兩個會有否揾「打手」互相抹黑 ....... 兩個月來吵個不停。

公海裡又有人討論，是否要揀一個工會來加入？有人質疑兩邊均態度曖昧，始終未能清晰交代兩個會的分別；有人則一句「唔好嘈啦，總之不割席，不分化」，但林林總總答案，似乎仍未叫大部分成員滿意。

《立場新聞》早前分別訪問兩個工會籌委及理事。問及他們具體路線之別，兩會對外界的一般理解，無太大異議：「手足工會」提倡盡快發動「三罷」，回應時局，企得更「前」；AAP 提倡先搞福利，擴大會員基礎，想得長線。

但若果答案如此簡單直接，理應三言兩語就交代清楚。但 AAP 是否反對罷工？手足工會是否「話罷就罷」？福利路線與抗爭路線之間，距離多遠？

會計界另一個特點是，和本專題系列中其他行業工會不同，兩個工會受訪時也格外謹慎，不少人拒絕拍照上鏡，大部分人不願透露真名、或其任職公司。不難理解，香港會計業近九成服務輸出都是中國市場，不少從業員經常返大陸出 Job ，在這些共同掣肘下，兩個工會的考量和限制，可能比外界想像更相通。

AAP 四名理事及發起人，手足工會七名籌委分別接受《立場》訪問，談成立工會的理念、考量、困難，嘗試回答一個問題：在極染紅的行業搞工會 —— 點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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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福利路線與抗爭路線

訪問兩個工會，不出所料，兩邊都不願說對方不是，只謙稱大家路線不同，兄弟爬山，各有各做。

較先成立的 AAP，幾名發起人說，他們成立工會的想法源於 7 月底、8 月初，當時社會對「三罷」呼聲還不算高，但發生如元朗 721 襲擊等事件後，不少市民均曾發起以不同行業名義發表聲明。AAP 發起人說，他們一群透過 Telegram 認識的會計師，最初籌組工會只是想建立一個具認受性組織，就算之後只是發聲明，有個「牌頭」也比較有公信力。罷工不罷工，反不是他們當初成立時討論的議題。

發起人之一阿鬼說，籌委最初開會時，已就工會應該走抗爭路線，抑或福利路線討論過好一段時間。而最後一群發起人認為，福利路線才是做工會的「長遠依歸」。

「始終，工會應該係一個幫業界發聲、幫會員謀福利，爭取權益的組織。」

AAP 政綱中介紹，工會計劃日後為會員舉辦不同活動，例如持續進修課程講座，甚至是酒會、工作坊等聯誼活動。但理事受訪時指，因應局勢發展，他們近月亦有籌辦法律知識講座，及與立法會議員及律師建立聯繫，以便為有需要會員提供法律協助。

但被問及會否發動罷工，AAP 則在政綱中表明，「短期內並沒有打算發動大三罷。」

搞福利，正是 Telegram 群組中不少人對 AAP 的批評。其一原因，過往不少以福利工作為主親建制團體，名義上是工會，實際上卻不鼓勵工人抗爭，例如九巴車長葉蔚琳去年發動罷工，就被工聯會屬會代表批評其罷工行動「白癡」。其二，如果要搞福利會、做勞工議題，為何是現在？

但 AAP 理事解釋，工會行福利路線為主的目標，是希望吸納更多同業加入工會。秘書阿久認為，如果想壯大工會力量，應該盡量吸納親民主派光譜加入工會，他們憂慮如果一開始就揚言會發動罷工等較「激進」行動，只會趕走一班「淺黃」，甚至中立的同行。

「你可以話係 planning 的一部分，我哋諗住用福利引咗人入嚟先，日後我哋可以再用其他方法，慢慢浸黃佢哋，rather than 搞一個好深黃的工會，isolate 咗班中立偏淺黃嘅人。」

「你有實力，有 bargaining power 嘅時候，就做乜都得。」AAP 理事阿洛補充。

而另一個會計界工會、手足工會的籌委稱，他們成立之初曾與 AAP 傾談，但感覺大家理念不盡相同，決定自立門戶。

「有啲人會想保險啲，但我哋 —— 同埋身邊有啲人，會覺得依個時候都要做嘢，」化名 D 的手足工會籌委認為，「個社會唔會等你，如果你繼續驚，繼續縮，繼續唔出聲，始終都會在中流彈的情況下被淘汰。」

手足工會形容，據他們理解，AAP 擔心同行會被清算，因此在短期內不會發動罷工；但手足工會則主張「先行動，後包底」 —— 嘗試建立行內「黃 Firm」網絡，為因此被清算的從業員提供支援。

「比如我哋依家做緊配對，有公司想請人幫手、都有人因為政治壓力被逼迫的，我哋都會幫佢 哋揾工。我哋希望慢慢做到個生態環境，等大家無需因為紅色資本滅聲。」D 指。

雖然手足工會尚未有罷工的具體時間表，但籌委 George 指，如果下一個星期有工會或組織發動大三罷，他們也準備好呼籲同業參與 —— 儘管他們無法保證同業不被秋後算賬。

「其實罷工，最終都係睇你自己，因為依家罷工真係無任何保障。我哋唯一做到，就係背後 support，你話 support 到幾多...... 我只可以話 support 到多一個，就多一個。」George 指。

但手足工會認為，即使政治罷工無任何法例保障，組織工會以至罷工，「起碼有人肯企硬」的象徵意義同樣重要。

「我哋希望同會員講：唔好覺得自己份工係俾人威脅的工具；調返轉，我哋份工，係可以對住政權、對住老闆的武器。」籌委 Cynthia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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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回應運動發展？　抑或從長計議？

誠然，制度性、結構性限制，非靠小部分人「唔驚死」就可完全突破。與兩個工會傾談梳理過後，面對行業遭紅色資本壟斷、員工容易被取替，缺乏談判籌碼的共同處境下，兩個工會的路線分歧，或不如外界原先想像的闊。

手足工會承認，他們提倡發動罷工，是因為要回應運動發展；但以工會名義發動政治性罷工，卻不受《職工會條例》保障 —— 這正是工會目前的尷尬處境。

「我哋可以呼籲人去罷工，但跟隨我哋呼籲的人，唔會有法例保障，依個係好現實的問題。」

但手足工會的 D 認為，這不是對罷工避而不談的理由，「如果我哋唔講罷工，就根本唔需要搞工會啦。」

「我哋工會就係在大三罷環境度誕生出來。所以我哋好明確，係想在成個罷工運動度，做到一個角色。」

AAP 同樣在抗爭運動中成立，成立後，卻把抗爭問題先擱置，理事阿洛承認，這的確令不少同業有期望落差。但 AAP 一群發起人始終認為，在現時行業結構，加上同業普遍不熱衷參與工業行動的情況下，不難預視，如果面臨政治清算，剛起頭的會計界工會組織必然不堪一擊，帶頭的從業員亦會很快被清算，形同「送頭」。

兩個工會都觀察到，不少同業仍然誤解，以為只要加入工會，參與罷工就有所保障。

「可能我哋太和理非啦，但我哋始終覺得，係要 well-planned 囉。」AAP 的阿洛說。「我哋首要原則係，我哋唔可以 over promise 一啲嘢。如果依家在法律、或者現實上做唔到（罷工），我哋唔可以夾硬來。」

手足工會亦承認，現行法例對政治性罷工「零保障」，但他們做法與 AAP 不同，是希望透過「包底」支援因被打壓的抗爭者：包括已聯絡到 3、4 間會計師樓，表明願意聘請因參與運動被解僱的同業。

「我哋會有一套完整的計劃，等大家自己睇、自己決定。我相信好多人自己都可以衡量到，但係爭有人去 support，去推一推。」

行業多年來遭紅色資本壟斷，是導致會計界籌組工會難上加難的另一座大山。

貿發局資料顯示，中國內地是香港會計服務輸出的最大市場，來自兩間工會、分別受聘於「四大」及二線會計師樓的成員都估計，現時會計界超過九成客戶均是中資公司，需要經常往返內地公幹的同業不計其數，做事難免要看內地臉色。像在今年 10 月初，多份報章出現逾 500 個簽名、力撐政府「止暴制亂」的會計界聯署，可見一斑。

「本身 commercial 嗰邊，比較出名、或者大少少的公司，都一定係內地落嚟。如果你話要同大陸打交道，一公開身份，其實真係好驚，」不能出鏡的手足工會籌委、任職某商業公司會計部的阿輝說，「我今朝先過完深圳，如果下次無啦啦俾人捉咗去，真係唔知點算。」

本身是會計師樓老闆的 D 指，香港會計行業兩個主要的客戶來源，一是中資上市公司，二是通過香港進入內地市場的外資。前者自然是壓力來源，後者亦無誘因為了支持香港運動，與自己的錢包對著幹。

「無論大型、中型（企業）都有利益關係，得返啲細公司，算係唔受紅色資本影響。但係租金越來越貴，越來越難請人，細公司個空間都係不停萎縮。」

「紅色資本對我哋依行係幾嚴峻的問題。除咗細舖頭、黃店，唔諗住返大陸的細行 —— 始終香港個 market 太細。」手足工會的 George 補充。

綜合兩個工會觀察，會計業一向剝削成風，低工資、「食鐘」如同行規，但長年缺乏工運根基，加上同一 team 同事，通常會在一個工作項目完結後換人「洗牌」，從業員一向習慣「自掃門前雪」。

何況清算國泰等事件前車可鑑，工會即使是收會員、招攬理事，也異常困難。

「就算只係入工會，身邊有啲朋友都會驚 —— 因為依行真係太敏感，大家甚至會擔心，工會活動裡面會唔會有老闆、或者有紅色機構派咗人滲透入嚟。」AAP 的阿洛說。

「其實大家都好唔信任大家，所以最初籌委約出嚟見面，大家都已經要拎 staff card、拎 ID 出來對。」AAP 的阿鬼說，大笑。阿久又補充，最初有意籌組工會、出來見面的約 10人，最終走剩 6 人願意擔任理事。

AAP 的阿洛和阿鬼坦言，如果會員基礎未夠堅實，會計師罷工的成本和效益，難成正比，例如按逐個 project 計的審計工作，就算會計師罷工幾天，對老闆而言，仍難構成什麼壓力，遑論能夠癱瘓社會正常運作。

「如果真係造成社會成本的話，可能我哋要罷工 3 個月，甚至罷晒成個 peak，咁 —— 唔可能㗎嘛。」

「加上依家一個畢業生，最低人工係 below 一萬，如果最頂層、 professional firm 的手足俾人炒晒，啲老闆都好容易喺下面、甚至內地市場吸納啲人去 substitute。」

AAP 理事現時取態，是在工會會員人數達 5000 人，即約行業總人數約十分一之前，不會啟動罷工議題。

「如果出來肯罷工的人數太少，就好容易俾人逐個秋後算賬。如果人數唔夠，我哋都話『罷啦罷啦』，咁樣反而對會員唔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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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經濟 — 從紅色資本殺出一條路？

兩個工會在訪談間，談及在這行搞工會的困難，遠比空間和有利條件多。長遠而言，行業有無可能突破「先天性」限制，壯大工會運動？

AAP 和手足工會不約而同提到：黃色經濟圈，或是唯一出路？

「公海有人提過一個 Idea，就係幫晒黃色小店上市。係好 ideal，但可能真係得依個方向，先養得起我哋成個會計圈。」AAP 阿洛笑，然後搖頭，「但係真係 —— 好長遠。個問題就等如，龍門幾時可以取締到美心？」

香港經濟自 80 年代工廠北移，與內地經濟逐漸密不可分。如果黃色經濟圈的規模，要由現時「黃色小店」消費、或有限度的黃色組織互助，發展至可以從經濟、以至政治上奪回自主權，手足工會籌委 D 形容，這是一場漫長的「復興運動」。

「如果大家會手停口停，連基本生活都搞唔掂，正常人都會屈服，我哋逼人抗爭都係唔現實的，我哋個經濟都要一齊生長，」

D 說，「但你話擺喺今日講，會唔會太夢幻呢？因為大家依家擔心，係返大陸之後可能落唔返嚟，或者行出街都驚俾人扑穿頭。所以現階段，黃色經濟圈可以話係一個夢想工程，或者復興運動。」

兩群本來都不是搞運動、做組織的人，在會計這一行搞工會，由登記、收會費、開戶口、投票議決，每個步驟都要試、要學。AAP 阿洛笑言，或者是會計師的「職業病」，做起文件來更講究一絲不苟，在公餘擠出時間，更是做到人都癲......

工運、經濟是長期戰線，尤其在過往沒有民主派工會的會計界，萬事起頭難。一開始就「鬧雙胞」，怕不怕開了個壞頭，分散行業力量？

兩間工會都說：不擔心，工會不是非得二擇其一，大家既可以同時加入兩個工會，「或者想公民抗命的人，入手足工會；比較溫和的人，可以入 AAP，」

AAP 阿洛說，「最想係做到，大家千祈唔好兩個會都唔入，唔好有人流失。」

文／梁凱澄

醫護界四個新興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香港職業治療師工會、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香港製藥及醫療儀器總工會，及物理治療師成立的關注組「反抗有理 PhysioResist」，上周三（11日）晚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氣大會。集會晚上七時開始，至六時半，零星參與者坐在旁邊長椅，或幾人好奇到工會的會員登記攤位好奇張望。

主辦方之一醫管局員工陣線，有籌委手騰腳震，「好驚呀！無人嚟㗎……」、「我覺得個場一半都坐唔滿......」

大會最終宣布，集會高峰時有 1,800 人參與，就單單醫管局員工就有逾八萬人的一個界別而言，數字確實不太鼓舞。

醫護界過往不缺自己行業的工會，據勞工處職工會統計年報數字，2017年與醫護專業有關的職工會有逾 70 個，當中不少是以專業劃分，部分則是某一機構下轄員工協會，每個職工會會員人數由十數至過萬不等。由醫院管理局員工組成的工會也有兩個，一個是工聯會屬下的醫院管理局員工協會，另一則為職工盟屬下的醫院管理局職工總會。

醫護界本身大大小小工會，當中部分被外界視為相對敢言，例如公立醫療醫生協會早前曾發聲明，強烈譴責警方在荃灣近距離以實彈槍擊 18 歲男生曾志健左胸，就被四個警務人員協會反駁並表示「極度遺憾」。

不過，協會會長馬仲儀周三為幾個新工會站台發言時，也承認協會因要顧及不同會員意見，對於眼前的政治事件，未必太容易發聲。她寄語，希望在今次運動中冒起的新工會，未來在政治議題上能更團結，「走得更遠」。

醫護作為其中對社會運作影響最大的界別，現時有工會以支持運動、高度政治化的姿態站出來，大家不期然寄予厚望。記者「扑咪」訪問醫管局工會籌委，也連連追問：期望工會做到咩？你說可能有升級行動，如何升級？會唔會罷工？

醫管局員工陣線籌委羅卓堯（Ivan），回答基本上是非常、非常謹慎。

「暫時未有計劃，因為我哋都係籌委階段，我哋希望成立理事會之後，再會有議決...... 」

醫管局員工陣線現已正式刊憲成為工會，並開始招收會員，現時有約 300 名醫管局員工加入。任職公立醫院註冊護士 Ivan 和 Shirley，及在港島西聯網做財務的 Chris 三位籌委，之前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時，每句都說得小心翼翼，「只係個人意見」、「個人立場」兩句，說完又說，頭盔戴了一個又一個。

回答得謹慎，其一原因當然是未有會員授權，不宜以工會立場說得太多。其二，與其他行業不同 —— 公營醫療人員，工作性質人命攸關，講起醫護工業行動、抗爭、甚至罷工，必然有很多問題需要顧慮。

雖有顧慮，但籌組工會，還要做、必須做；五大訴求、警暴等大政治議題當前，醫護人員的職業安全、勞動條件，與社會公義，同樣相關。

罷，還是不罷，that’s not the only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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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界組織之難

醫管局員工陣線刊憲成立不足一個月，現招收超過 300 名會員，反應算是不俗，Ivan 承認，在今次運動脈絡中成立，新工會會員政治取態相近，傾向年輕職員為多。工會目標招收超過醫管局十分一、即近 8,000 名員工為會員，以增加工會代表性，希望將來組織行動時能較有影響力。

由發起午間靜坐、實名聯署，甚至大型集會抗議警方濫暴濫權，到批評警方拘捕義務急救員，醫護界在今次運動中從未缺席。但工會籌委員有感，前線醫護人員用溫和方式表達意見多時，政府、醫管局高層態度依舊 —— 催淚彈、「藍色水」化學成分，不公開；警察在伊利沙伯醫院門口放催淚彈，不譴責；醫護人員午間靜坐？ 「活動如影響病人，醫管局必定嚴肅跟進」。

「我哋界別其實一直都唔提倡太過激烈的行動，主要都係做集會、戴口罩、絲帶。但見都無乜用，所以就想成立工會，睇下會唔會做多啲嘢。」Shirley 說。

三人形容，其實在今場運動中，醫護人員對於警方濫權，如拘捕急救員、男警進入產房、防暴警員持槍進入醫院巡邏、拘捕，令傷者不敢就醫等問題，早已累積不滿；醫管局對直接影響病人、員工權益的問題，卻總是瘙不著癢處。如上月中警察在伊利沙伯醫院正門的加士居道連連施放催淚彈，醫管局也是在病房加設空氣清新機了事，叫人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較早前在 8 月，網上亦曾出現署名「一群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的聲明，指醫護界將會從 8 月 12 日起發起無限期罷工，抗議政府和警方暴力鎮壓示威者，惟該次行動只聞樓梯響。不過三名籌委也聽聞，業內一直有個別醫護人員以請年假、病假進行「野貓式」罷工表達不滿，但無疑未達癱瘓運作的效果。

在醫管局保障病人、員工權益不力，香港政治審查日趨嚴重的背景下，成立醫管局員工工會，先是一個保障同業的「自保」行為。

三人說，在商討之後有沒有升級行動、會不會發動罷工之前，工會現時最起碼的共識，是要設立支援平台，維護同業在發表意見、或參與人道救援後，免於遭遇白色恐怖。例如早前有公立醫院將在「三罷」當日缺席、或工作時戴黑口罩的同事「擇名」；又例如，醫護人員當義務急救員被捕，日後會否遭秋後算賬、停職甚至解僱，仍屬未知之數。

工會認為同樣重要的，亦包括現時醫管局不作為下，病人獲適切治療的權利也被剝削。任職護士的 Shirley 狠批，政府一直拒絕公開水炮車藍色水成分，令醫護人員處理傷者時無從入手。

「陳肇始話我哋係前線人員，識得點樣處理依啲嘢 —— 但其實係完全無俾過任何指引，我哋都無受過相關 training ，我哋都係用自己 DIY 方法去處理。」她苦笑。

「我哋想用藥去 treat 個傷者，唔係話要破解你條 formula 去做乜... 鄧炳強話唔可以自揭底牌 —— 我哋唔係要你底牌，我哋只係想幫助病人，令到佢哋無咁辛苦」 Chris 補充。「依樣係醫護的職責。」

醫管局員工陣線目前有七名籌委，籌委多數本來互不認識，都是從 Telegram 得知其他人有意籌組工會。不過 Ivan 指，由於多數醫護人員的崗位固定，同一個病房的同事，一般都清楚彼此政治立場，閒聊間問對方有無興趣加入工會，招收會員未算太難。

但三人一致認為，組織醫管局同工，難在不同專業、不同部門的員工之間，工作性質、內容各有不同 —— 例如一個急症室護士，和一個放射治療師，能不能罷，考慮已然不同。加上醫管局架構龐大，僱員人數逾八萬，當中包括醫生、護士、專職治療、支援同事，各範疇同事對於發起任何工業行動的關注、限制自然不同。

三人認為，要協調不同範疇人員並取得平衡，是醫護界發起工業行動最大的挑戰。

「業界都有啲討論，例如有人初步會構思停非緊急服務，但亦唔係個個覺得可以停。我哋暫時接觸到的同事，都係意見紛紜的。」Ivan 解釋。

Shirley 指，工會有最基本共識，就是不希望任何工業行動會影響到必要的救護服務，「瞓喺度病人點都要瞓喺度，你唔可能趕人出街，或者性命攸關、必要服務，都係有需要維持的。」

「醫護可以行到邊個位、邊啲服務可以停，邊啲服務一定唔停得，依個係我哋最大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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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有罷工權嗎？

運動半年以來，示威者試過以多種方式抗爭，政府仍然無動於衷。網民多次號召以「三罷」為手段，企圖以癱瘓經濟以換取政府回應訴求，不過一觸及醫護界應否罷工的問題，就算是網上討論區「連登」亦非一面倒支持。

觀乎世界各地，醫護罷工雖較為少見，但也非完全不可能發生。在 2012 年，英國全民健保署（NHS）推出公立醫院醫生新版僱傭合約，下轄初級醫生（junior doctors）不滿方案是變相削減醫生薪酬，當地醫生工會 BMA 與經過衛生部經過長達三年談判，雙方仍然僵持不下，最終觸發英格蘭數千名日常服務及急救部門醫生在 2016 年 4 月進行兩天全員大罷工，當時估計共有 78% 初級醫生未有在醫院工作，在全英格蘭一百多處醫院外和平抗議。兩天的罷工行動，最終亦成功逼使當局重回談判桌，並在 16 年 5 月與 BMA 達成新版的勞資合約協議。

不過， NHS 初級醫生的抗爭故事，還有下半部分。雖然時任 BMA 主席與英國衛生大臣都對 16 年 5 月的談判成果表示滿意，但不少醫生工會成員不滿協議未解決工時過長問題，要求重啟談判，並宣布將於同年 9 月發動「5天大罷工」。但五日罷工計劃，隨即惹來反彈，政府在媒體面前質疑醫生工會賴帳，置民眾生命於不顧；醫護界內部亦出現分裂，有聲音質疑五天罷工的決定過於魯莽。BMA 最終在民情壓力下宣布取消罷工，狼狽退場。

然而，罷工時間長短，亦非行動醫護罷工最終成功與否的唯一因素。事實上，世界各地醫護界也曾發起不同形式罷工，絕大部分以不影響緊急服務為前提。例如德國柏林護理人員在 2015 年，在全歐洲最大的的夏里特醫院（Charité）發動無限期罷工，最終在罷工十天後，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改善當地醫護人手不足、員工過勞等問題。

有學者分析認為，該次罷工在德國未有引起病人或社會輿論杯葛，除了因為德國已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罷工文化，工會早於罷工前已與僱主訂定罷工期間的緊急勞務條款，例如緊急手術依原計劃進行、只有在夏里特醫院可以進行的醫療亦不因罷工而停止。加上工會成功說服群眾，醫護人員的勞動條件，與病人權益同樣息息相關 —— 正如罷工行動流傳的一句格言：「危及病患權益的不是罷工，而是醫院的人事政策！」，令運動贏得群眾支持及同情。

「其實都有唔少文章討論，認為醫生、護士都有罷工權利，因為當佢哋被剝削的時候，同時都會影響到病人的權益 —— 但個討論暫時都係講緊勞資糾紛類的罷工。」 

Ivan 說，「其次就係，雖然醫護對病人有責任，但如果完全唔容許醫護人員罷工，某程度上其實係道德綁架咗啲醫護人員。但大部分主張都係認為，最低限度的緊急服務係一定唔可以停。」

三人指，現時籌委會的工作，主要在於為會員提供資訊，例如若果醫護罷工，應該思考什麼道德問題？何謂不合作運動？以及收集不同會員的意見，嘗試提供支援。

「至於你問係咪有下一步...... 都要等多等。」再戴一個頭盔。

不過三人強調，就算放下政治議題不說，本港公營醫療系統長期「爆煲」，醫護人手不足、長時間工作帶來巨大壓力等問題積壓多年，凝聚同業爭取合理勞動待遇，已是籌組工會非常充分的理由。「其實望下 HA Secrets，就會見到同事都有好多不滿，」「HA（醫管局）本身都千瘡百孔。」

每年冬季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病床排到出走廊、醫護人員無限加班已是司空見慣，「年年冬季流感都話挨義氣，然後高層就派兩粒魚蛋俾我哋 —— 我真係多謝你呀。」Chris 嘮叨。

「整體規劃上的問題，從來都無解決過。公私營失衡都唔係今日嘅事啦！」Ivan 批評，「 以前周一嶽提出幾個醫療融資方案，都過咗 10 年啦，到今時今日？」 

現時在極繁忙的工作外，再擠時間搞工會，籌委靠相熟同事「拍膊頭」調更也好，都盡量維持一星期開一次例會。

「係啊... 係燃燒緊自己㗎咋......」 Shirley 喃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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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上月向全體公務員發信，強調政府對公務員違法「零容忍」，又表明如果公務員參與違法活動被捕，都會被勒令停職。

近日多名急救員在示威衝突現場被捕，當中不乏任職醫管局的醫護人員，雖然醫管局暫未表明如何處置有關個案，但在社會整體政治氣氛收緊下，支援被捕醫護人員將會是工會成立後其中一項最重要工作。

但可預視的政治清算，亦不只發生在被捕之後。從一場無面孔、無領頭人的運動中走出來，除下口罩，籌組工會，三人直言已有被秋後算賬的準備，但說起來，舉重若輕。

「你話我哋可能付出 —— 『所謂』 前途啦，或者發展機會。但你見無論係年輕朋友、學生，個個都付出好大代價，甚至有人付出性命，」Ivan 頓了頓，續道，「我哋做的 —— 好微不足道。」

三人說，籌委中沒有人有工運經驗，惟 Ivan 讀書時曾是學聯成員，當年更剛遇上雨傘運動，算有過做組織的經驗。但他尷尬道，「無啦，收咗山好耐啦.... 都無諗過....」

Shirley 把話接下去：「大家本身都無諗過行到咁前。」

文／梁凱澄

最近一個月，中大二號橋槍林彈雨、「火魔」焚燒理大天橋、西灣河警察實彈槍擊學生；民主派奪區議會 17 區控制權、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形勢急劇變化，無論激烈衝突場面還是抗爭運動報捷，一幕幕盡搶眼球。

上周一（12月2日），一群廣告從業員發起五天罷工，第一天在中環遮打花園搞集會，從業員、工會輪流上台發言、參與者大多就在台下坐著，時而和應台上高叫口號；至不反對通知書時間將近完結，集會人士魚貫離去。

和理非至極，視覺上沒什麼看頭，甚至之後的四天罷工，也沒有多少人談論。除了網上討論區連登每天有人發帖，提醒網民別忘了廣告界仍在罷工；也有自稱「罷完都好似 on 99 嘅廣告狗」，在連登以「廣告界罷工根本係一場 Show」為題發帖，指廣告界非如金融、銀行般影響經濟命脈，或如運輸、物流、飲食般影響社會運作......

但帖文形容：「廣告界罷工，我會話係做咗場 Show，冇實際作用」，「但佢係一個廣告，宣傳大三罷嘅廣告。」

廣告界罷工集會籌委約十數人，發起了一個名為「廣告公民」的新組織。一班只認識幾個禮拜的同業，還未正式成為工會，也顧不上之前幾次罷工未造成多大迴響，放工漏夜開會、申請不反、租設備、寫宣言、搞宣傳，裙拉褲甩，趕及在 12 月初發起一連五天罷工。第一天的罷工集會，大會估計有約 1, 500 人參加。

「做咗先啦！諗太多，就繼續唔做。」自稱廣告界打工仔、籌委之一 Sharon 說。

「其實係想俾大家一個 moral support，」同為打工仔的籌委 Grace 說，「想話俾人知，罷工唔係一件唔可行嘅事。」

一個沒有工會的界別、一群擅長公關、不擅長工運的廣告人，就憑「膽粗粗、唔識死」心態，牽頭發動 12 月第一場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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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無面孔到領頭罷工　延展至經濟的戰線

11月頭，Telegram 上出現名為「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的群組，其公海頻道至今有逾六萬人訂閱。聯合陣線成員包括多個新興的工會，部分已開始招收會員，但更多仍在籌組、登記階段，大大小小接近 40 個，無疑已掀起趨勢。

在廣告界工作剛滿四年的 Tish，也是在 Telegram 留意到有行家有意成立工會，相約見面傾談，後來發現廣告公司負責人歐陽粗，也有意籌組工會，兩邊傾談後，決定合作。

「件事都發生咗 5、6 個月，大家都想有規模啲咁去同政府講，其實廣告界係反對社會上發生的暴力、同各方面的逼害。」Tish 說，「我見有一班人係有心搞嘅，但係無人去帶頭、去 group 佢哋去運行件事。」

根據立法會資料，香港 2016 年廣告業從業員約 18,480 人。除了香港廣告商會一間商會外^【註】，廣告界在立法會功能組別並無代表，也沒有工會，從業員一向 —— 如一名籌委所言，「各自為政，各自搵食」。但維持半年的反威權的政治運動，令人一眾籌委意識到組織的重要性。

本身有參與社運、主持網台節目的姚冠東說，廣告界一直有不少從業員、大大小小公司支持今次運動，甚至響應罷工，「但始終，我哋都係做生意、商業的模式，好多時都驚影響到生意、或者同客戶的關係，無凝聚力去行出來，為社會事件發聲。」

在今次的反抗運動，「流水式」、無大台、無面孔是運動的重要特質。但要凝聚堅實的工會力量，就一定少不了連結、組織、動員。

籌委阿草感覺，廣告界不少從業員都是「黃絲」，又笑言行業「不嬲都無乜紀律」，辦公時間不回公司，不算登天難事，「但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行家全部都好獨立，唔係咁團結，大家都係自己做自己嘢。」

姚冠東說，甚至他知道 8.5 那一次罷工，有同業雖沒有回辦公室，但仍 work from home。

籌委會 11 月初才正式「埋班」，當時還商討過 12 月底才搞罷工，豈料 11 月風風火火，一群「和理非」籌委按捺不住，加上小組之前在網上進行問卷調查，89.1% 回覆承諾會參與罷工，連登記成為工會也等不及，決定將罷工計劃推前至 12 月初進行。

「當你見到前線被打，你好難就咁坐喺度、睇住啲新聞，當唔關自己事。做多少少、瞓少兩個鐘，真係唔係乜嘢。」Sharon 說，「依個地方真係我屋企。」

歐陽粗認為，過去數月示威者和警隊武力持續升級，事實已證明示威者難與警察硬碰；雖然廣告人罷工，不如醫護、車長、公務員罷工等直接影響市民生活，但籌委仍希望廣告界能起牽頭作用，恆常化罷工作為抗爭手段。

「第一次，大家會覺得罷 5 日太多；但可能第2次、第3次、第4次，啲人就會習慣罷工，跟住會覺得罷 5 日唔夠。」

「依家逐步、唔同界別去做，你罷 3 日，我罷一個禮拜，其實都係俾大家適應。希望全香港人知道，個戰線唔只係喺龍翔道，仲係喺經濟上、或者自己的職能上。」

組織、協調、兄弟爬山

歐陽粗和阿草之前曾與其他行業新興工會會面，由職工盟、學聯擔任協調角色，最近一次開會，與會者超過 50 人。

據歐陽粗觀察，來自不同界別的與會者，基本上對發動工業行動已有共識，聯合會議亦已進入實務討論，而非純粹意見交流。歐陽粗指，現時多個行業都傾向同時發動全港大罷工，而非輪流進行「開花式罷工」。

「大家覺得開花唔 work，因為對政府管治成本近乎零影響」。

過往香港發生的罷工行動，大多是個別公司僱員抗議資方剝削，透過罷工爭取欠薪或提升待遇的「經濟性罷工」。像今次「二百萬三罷」，提倡以衝擊甚至癱瘓經濟運作，逼使政府回應人民政治訴求的「政治性罷工」，要數上一次已是上世紀 67 年間，左派發動的「反英抗暴」。不過，就算不同行業工會對要爭取的訴求有明確共識，但在實際操作上仍需大量協調。

「我記得第一次開會，社福界話準備 12 月 17 日罷工三日，都已經 compromise 好耐。但其他界別聽到的反應係 ： 吓？三日？罷嚟做咩？但社福界都解釋，佢哋罷三日的成本已經好大，因為佢哋真係直接對受眾，但廣告界只係 B to B （business-to-business）。」

而事實上，就算是同行、政治理念相近，底層和中高層、較年輕及較年長的從業員之間，亦需溝通、協調、妥協。

「就算我地自己廣告界，要去 allign 係罷幾多日，可能後生少少的覺得，喂你罷一日、三日，無影響㗎喎，好似 long weekend 咁咋嘛。但都有人會覺得，罷一個禮拜係太 heavy。」

她直言，最終決定罷工一周，也是基於「試下」、「做咗先」，「唔好理咁多啦，無一件事係會得到 100 % 人同意先會做。」

雖然工會運動講求協調、組織，但籌委認為，不少在今次運動實踐中建立的行動原則，如機動性、自發性、去中心化、「兄弟爬山」等，或亦適用於今後的工運。

「其實我哋係無點動員人去罷工，我哋淨係做文宣、做氣氛、叫人 forward。」阿草說。

姚冠東補充，他們之前試過在各廣告公司找人當「雞頭」，初步點算每間公司各有多少人會參與罷工，但有人擔心「槍打出頭鳥」、更多人更是答應了幫忙，轉頭又把事給忘了，「廣告人好流㗎嘛......」

「其實成場運動、每個動作，大家都係透過 TG 傳傳傳，例如晏晝去『和你 Lunch』，可能都係 11 點半收到 message 後，問朋友：咦你都喺中環？我哋一齊去啦，」Sharon 說，「我哋都嘗試用同一個方法，去說服大家：唔好理人點啦，你慫恿多啲同事一齊參加，咪唔使驚囉。」

香港《僱傭條例》訂明僱員有權參與職工會，如果僱員因參與「合法罷工」（即由工會發動、根據程序經理事會或會員大會通過的罷工）被解僱，僱主即屬觸犯法例中「防止歧視職工會」及「不合法解僱」等條文，有可能被判罰款，或勒令賠償。但有關條文只保障經濟性罷工，政治性罷工不屬保障範圍。

政治性罷工的對手是政府、利益直接受損的卻是老闆，在現行法例保障不足下，打工仔要罷工表態，要不寄望自己有個稍為「開明」的上級，不然就得靠工人自己團結。

「確實好多人好似我 —— 打工嘅啫，未必可以真係老細打爆我個電話，我都唔聽嘅，」Sharon 說，「但如果有七、八成廣告從業員都罷工，老細真係唔可能一次過炒晒佢哋㗎嘛。」

「同埋，就算我真係俾人炒，我去做 sales、做便利店、做快餐店，我都唔會餓死㗎。依行咁多公司，唔會無一間公司請我啩。」

而與同樣赤裸的，還有來自紅色資本的壓力。阿草形容，以前做廣告創作很自由，但現時處處政治紅線，哪種顏色不能用、哪些字眼不能用，早已是開宗明義的規矩。

「我用經營者的身份講 —— （對中資打壓）係不堪一擊嘅。以後大陸樓盤唔使做、大陸客唔使揾，所有政治敏感嘅客，都唔會揾我。我由 2012 年參與反國教到依家，生意一落千丈 —— 苦主嚟嘅。」姚冠東指著自己。

同為廣告公司老闆的歐陽粗亦指，香港廣告市場規模太小，粗略估計只有 3 至 5% 本地企業，會斥資做電視廣告等較大型的企劃，如果失去內地市場，恐怕無法支撐業內所有公司。

他們相信，現時支持運動市民提倡的「黃色經濟圈」，如果可以從現時聚焦的小店、餐廳，擴展至廣告甚至其他產業，即使「黃色資本」未能完全替代紅色資本，亦至少鞏固相同政治理念企業的聯盟，有需要時互相支援。

「首先要做，係令到個別的從業員、細公司，唔需要孤軍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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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五天象徵式罷工結束，籌委下一步的工作是成立工會，「就算有無依件事，成立工會本身都有需要。」但工運之後如何發展、會否發起無限期罷工，他們則直言運動形勢變化太快，暫未計劃得太長遠。

「你問有無咩長期藍圖...... 好坦白講，廣告人都唔係咁有長期目標的人，」Grace 大笑，「我哋想做咗眼前的罷工先 —— 作為廣告人，我哋的 expertise 就係推動大家去做自己本來唔會做嘅嘢！」眾人哄笑。

「今次係覺得，唔得啦！真係要搞啦！要話比社會聽，五大訴求，真係缺一不可，我哋唔係區議會贏咗就收檔。」姚冠東說，「做咗先， wait and see。」

【註】另有組織名為香港廣告業聯會，根據其網頁顯示，該會成立於 1974 年，由本地不同媒介廣告製作公司、公關等從業員組成，組織宗旨為加強會員之間聯繫、加強與內地、台灣及澳門同業交流等。惟受訪者表示未聽聞過此商會。

文／梁凱澄

因反修例而起的抗爭運動踏入六個月。由林鄭月娥領頭的特區政府，對抗爭者提出的五大訴求，依然無動於衷。因參與街頭抗爭被捕、被控、甚至嚴重受傷的市民數字，卻有增無減。

11 月的香港，發生兩場腥風血雨的「戰役」：11 月 12 日，中文大學二號橋上的激烈對峙；18 至 29 日理工大學被警方圍困。上千發催淚彈，橡膠子彈，藍水，一個個抗爭者被擊中倒下，被警察制服、毆打、逮捕。校方宣布提早結束學期，內地，外國同學紛紛撤離，警方甚至一度警告不排除使用實彈。

有人視警方最終撤離中大二號橋為勇武派小勝，但亦有人認為，任憑示威者運用燃燒彈再純熟，一換轉在抗爭者缺乏地利的理大場景，抗爭者與警方武力仍然懸殊。有人認為，事實反映武力抗爭已到瓶頸，「真係唔夠打」，漸成網上討論及運動支持者口中普遍的說法。不少人將目光轉投罷工。「連登」討論區的熱門話題，開始常出現以癱瘓經濟運作去對抗暴政的討論，亦有不少網民開始放眼南韓、波蘭以罷工爭取民主化的歷史。12.8 國際人權日大遊行，民陣代表亦在遊行終點呼籲參加者散去後，要加入工會。

雖然三罷行動在今次運動中已被討論多時，網民過去數月號召罷工不下十次，每次均有零星參與，但無疑仍未達長期癱瘓經濟運作、逼使政府讓步之效。不過在 11 月頭，Telegram 上出現名為「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的群組，其公海頻道至今有逾七萬人訂閱。聯合陣線成員包括多個新興的工會，部分已開始招收會員，雖然更多仍在籌組、登記階段，但大大小小，數目接近 40 個之多，無疑已掀起趨勢。

8.5 罷工告捷　國泰風暴揭死穴？

過去半年，網民在 8 月 5 日發起全港三罷行動，算最多市民響應的一次。該次行動獲職工盟、教協兩大民主派工會呼籲響應，參與罷工的行業包括航空業、巴士、零售、飲食、金融服務業及公務員等。其中航空界別中，大量機組人員及民航處職員請假，最終導致 170 班抵港及離港航班取消。職工盟主席吳敏兒估計，當日不同行業共 35 萬人罷工。但隨著當日多區爆發警民衝突，傳媒注意力隨即被帶走，令當日罷工迴響有限。

研究中國勞工運動多年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8 月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就形容，罷工和街頭「巷戰式」的阻擾行動相比，後者衝擊的是公共秩序，前者則是直接衝擊經濟活動，加上近月外圍經濟環境不穩，香港政府難以承受示威者衝擊經濟，必然要面對訴求。她亦相信，相比起造成大量示威者被搜捕、受傷的巷戰式行動，罷工相對上屬更長期、保持勢力的抗爭模式。

不過在 8 月 5 日後的幾次三罷行動，響應網民號召的人數明顯較少。加上國泰其後遭中國民航局打壓，工會主席施安娜等多名國泰及港龍航空員工被解僱，亦直接導致航空業在 9 月的罷工行動中缺席。國泰受壓事件呈現出其中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是，即便是航空業這本來具最紮實工運根基的行業，在面對紅色資本壓力時，同樣可頓時被擊潰。

當「流水」抗爭轉化成工會運動

無大台、流水式，一直為今次抗爭運動的最標誌性形態。近月多次三罷呼籲，如六月以來多次行動，大多是透過網上宣傳動員，但以此方式號召罷工的成效，與以相同方式號召快閃堵路、圍警署等相比，卻顯然大相徑庭。12 月 9 日三罷前夕，連登上就有人撰文，提出罷工非單靠宣傳、自發、機動參與就能成功的行動模式，而需協調、組織，其中最重要一步，是籌組工會。

左翼 21 成員、專研工人運動的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敬慈，接受《立場》專訪時亦談到，香港現行對工人運動保障不足，政治性罷工更是完全不受法例保障，要突破這法制上的盲點，唯一方法是靠行業內部高度團結，例如若有一名僱員因政治打壓被解僱，其餘全部人都拒絕工作，逼使僱主承諾讓僱員復工 —— 這對於有幾十年歷史的國泰工會而言，亦不容易，「要做好多深耕細作，同時，團結都要時間，唔係咁容易就團結到。」

雖然如此，陳敬慈認為，2014 年雨傘運動時學界號召罷工，當時連民主派工會對罷工亦未見有準備，相比之下，現時支持運動的市民，對組織工會、罷工等運動策略，已接近達成共識。

警暴、五百人被控暴動等壓逼，迫在眉睫；籌組工會、發動罷工等行動，需時醞釀。香港時代革命半年之際，一股新興工會力量正在萌發。《立場新聞》訪問其中幾個新成立的工會或罷工籌委，了解他們組織工運的理念、預期將要面對什麼困難，嘗試回答一個核心問題：大家如何從這場運動走來？又計劃如何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