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中國導演應亮因拍攝改編自上海「楊佳襲警案」的電影《我還有話要說》，被當局封殺、通緝，「流亡」香港；導演婁燁曾因拍攝涉及八九六四的《頤和園》，被罰5年不可拍片，後來製作、2019年上映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耗時兩年才通過中國當局的審查。電影上映前夕無故撤檔，已成中國影業常態，去年遭「臨時撤檔」的中國電影至少十部；今年一月，已舉辦 14 屆「中國獨立影像展」（CIFF）宣布「無限期停辦」。
如今《國安法》殺到，紅線處處，香港電影何以繼續？會否陷入大陸影人面對的困境？《立場新聞》訪問多名本地獨立電影工作者，了解《國安法》逼近對他們創作的影響。
「擔心（秋後算帳），會做好被捕的心理準備，但不會停止拍攝和放映。」其中曾憑雨傘運動紀錄片《亂世備忘》入圍2016年金馬獎的獨立電影導演陳梓桓說。
自我審查與資源收緊，是必然結果
2003年香港與中國大陸簽訂 CEPA 後，不少電影工作者紛對準大陸市場北上拍合拍片，為通過大陸的審查制度，只能收編於官方論述之下，本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大贏家《少年的你》亦然。對於早已「中港融合」的電影圈而言，《國安法》存在與否，又有什麼分別？
香港獨立電影節策展人、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認為，《國安法》對整個電影界的影響未必很大，因不少影人早已到中國發展，反而是仍堅持拍「香港電影」的獨立電影工作者，或面臨更多困難。他估計《國安法》推出後，業界自我審查的情況會更嚴重，越來越少院線敢放映一些題材敏感或涉及政治議題的電影，拍攝資源也會被削減，難以申請政府資助，「（獨立電影）被主流越來越邊緣化，係必然嘅」。
他又以《亂世備忘》（2016）與《地厚天高》（2017）為例，前者拍攝雨傘運動仍可申請到政府旗下電影發展基金的資助，後者卻因紀錄片主角梁天琦曾支持港獨、被指違反《基本法》，終無法成功申請資助。
說到《地厚天高》，其導演林子穎亦表示擔心《國安法》通過後會被秋後算帳，有時也會閃過流亡海外的念頭，但她表示自己目前不想離開香港，到了外地也需要面對其他問題，像是離散情緒（diaspora），「我希望離開係因為嚮往其他地方嘅生活，而唔係因為我害怕依家呢個處境」。
至於創作上，林子穎則本就不打算再拍政治題材，覺得自己已有太多這類作品，例如《旺角黑夜》、《未竟之路》與《地厚天高》。問及會否擔心近日曾成 iTunes 銷售排行榜第一的《地厚天高》都被下架，林子穎表示，「被人下架風險總會有，《國安法》存在與否無關」。
守住繼續創作的勇氣
除了資源與自我審查外，崔允信認為暫未預見業界會面臨其他更直接的打壓，強調業界「好多人會守住」，要在香港做到取締一個電影節或禁止拍攝，並非易事。作為電影策展人、影意志藝術總監，他強調：「我覺得自己嗰關要過咗先，如果繼續叫自己做『香港獨立電影節』，但原來為咗資源問題，係需要篩選一啲電影嘅話，我覺得要考慮係咪值得繼續搞落去」。
崔允信認為此刻需要做的，是指出《國安法》的可怕，繼而在行動上反抗，「只要大家唔好驚，夠膽繼續拍，咁我網上發放、私人場地去放映......只要夠膽繼續做，做得夠多，就會有影響力」。
然而，在《國安法》下，又有多少人能夠戰勝恐懼，繼續創作？ 陳梓桓可能是其中一個。
「擔心，會做好被捕的心理準備，但不會停止拍攝和放映。」現年33歲的陳梓桓曾憑雨傘運動紀錄片《亂世備忘》入圍2016年金馬獎，他說，「國安法下，所有香港人或入境香港的人也難保講『錯』嘢，做『錯』嘢被捕，電影人只是其中一種身份，避唔到，可洗定 pat pat，做好心理準備」。
他如今正在籌備反送中運動紀錄片《憂鬱之島》，卻遇上「港版國安法」，但堅信沒有人能夠阻止影人繼續創作，甚至會有更多回應社會的「香港電影」誕生。「即使只有一個人，即使一蚊都無，唯一可能是在獄中，沒有攝影機，只能用筆創作，或者可以寫故事，畫下圖畫，流出去找人幫手執行拍攝也可以」。
陳梓桓指出，在這影像創作普及，器材及放映民主化的時代，其實不存在「沒有資金就不能拍電影，沒有電影院放映就不能拍電影」的問題，而年輕影人也不再將中港合拍片視為出路，反而更渴望當一個真正自由的創作者，不願臣服於中國審查制度，「做屬於香港的『自由電影』」。他強調，電影應是面向世界的，無論是觀眾、賣片，還是資金來源。
「為甚麼世界其他地方，比香港更沒資源的地方的電影人，也可以拍到電影？這是我們埋怨沒錢拍電影，沒方法拍電影，沒觀眾看電影的人，都要去解答的一條問題。」
資金、發行是後話，但若連最基本的拍攝權利都被剝奪呢？陳梓桓遂以被伊朗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禁止拍片20年的導演 Jafar Panahi 為例，Panahi 即使被禁仍暗地裏創作了《伊朗的士笑看人生》並偷運出境，最後奪得柏林影展金熊獎。陳梓桓認為：「被禁拍片，便改變自己的拍攝模式，好似開的士時放部攝影機在的士上，便可以繼續拍片；以更切合時代的電影模式，去拍這時代的內容議題，在不知不覺之間，其實也是在拍更好、更自由的電影」。
或許有香港影人會繼續玩「擦邊球」講政治，但陳梓桓認為自己永遠不可能這樣做，「因為我從來都無入過商業電影的世界」，既然繼續堅持獨立製作，就會直接談政治題材，回應時代。他反問：「即使金像獎預告片剪得如何回應時代也好，也只是預告片回應了時代，那我們的電影本身呢？」
陳梓桓強調，就算面對《國安法》的壓力，他仍會繼續堅持創作，「不是因為有自由的空間而做電影，而是電影創作是走向自由的方向」。他亦寄語香港創作人：「在艱難下，香港的所有創作者也要努力下去，困境下，大家會做更自由和更好電影，這是我確切地相信的」。
若失去創作自由，不惜離港
然而，並非所有影人都如陳梓桓般積極正面。
《十年》（方言）、《樹大招風》導演歐文傑表示，若真的設立《國安法》，也許會離開香港，「今次我不會覺得是移民，反而比較似流亡做難民」。他朝成流亡導演，歐文傑希望可以拍關於海外港人的電影，繼續為港人發聲，「無論如何我的創作很難離開我這個『香港人』的身份」。
他指出，沒有資金拍電影不是問題，但將來眾籌拍「香港電影」或被指犯法，若想繼續留港拍香港電影，「一係就乖乖聽話」，又或者參考一些本港或內地導演，拍《少年的你》、《讓子彈飛》等電影玩「擦邊球」。
「如果追求創作自由的話，在我眼中，香港再也不會是適合的地方。」
文／鄭晴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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