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張凱琨所說，建築定義城市，香港建築又將我們定義為怎樣的城市？或像陸沛靈所講，普遍「無咩style」，但「無style」可能是建立自己風格的機會。機會，正正是鄧漢添回港工作的原因。他近來一個本地項目，與已故建築女王 Zaha Hadid 創立的事務所一同獲得第33屆世界建築社群網大獎（World Architecture Awards）的獎項。

沒錯。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大堂去年進行翻新，獲得世界建築社群網大獎室內設計獎項（WA Awards 10+5+X for interior design）。該設計出自本地建築事務所 Atelier Nuno。行政總監鄧漢添（Nuno Da Silva Tang）憶述，項目模擬效果圖釋出之初，不少公眾質疑方案是否可行合理。

「其實曲線不是想像中那麼複雜，有何不可？」鄧漢添希望獎項創下先例，鼓勵更多本地同行「多為公眾做些有趣的項目，並在公共空間項目多花時間和心思。」

魯迅說，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鄧漢添相信，香港建築值得自己的路。

港大項目獲獎　盼鼓勵同行多為公眾做事

位於瑪麗醫院一帶的港大李嘉誠醫學院遠離主校園。鄧漢添初到視察，發現該建築群缺乏可以讓師生坐下來的社交空間。他亦觀察到大樓位處山坡，西面窗戶又有充足的陽光，於是構思將大堂翻新成學生聚合交流的地點。他形容，建築設計有如造衫，要視乎用家需要，「度身訂造」。

完成翻新之後，港大醫學院大堂的寬闊木梯，既接通樓層空間，又可供人卧坐休息。鄧漢添特別提到天花採用彎曲鋁片設計，讓戶外自然陽光得以透過鋁片細小的孔洞引入室內。他強調，天花物料的曲線不是人工強制，而是純粹對摺鋁片產生的弧度。

當香港建築物大堂總是講究氣派，鄧漢添提出其他可能性，嘗試用平凡的素材做出特別的效果。就像那些天花鋁片也不是特製的名貴物料，同款的鋁片在香港相當普及，不少港鐵站天花亦有採用，但處理的手法不一樣。相近物料經過輕輕一摺，屈曲後的觀感也就截然不同。

翻新項目前後歷時一年，鄧漢添坦言前期溝通籌備最花時間。實地組裝不過一兩個星期就完成，但他們事前需要更多功夫，確保方案可行 。大堂翻新後，有人讚嘆「沒想過學校也可以這樣子」，他認為項目正好用來說明，「如果不嘗試新事物，沒有人做出先例，人們便不知道有甚麼可能性。」

項目獲得國際建築獎項，鄧漢添認為榮耀不是個人的，而是對香港的表揚。大學是公共空間，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和體驗。作為建築師，他固然感到鼓舞，但更希望藉此鼓勵其他本地同行，在商業項目以外，多為公共空間付出心機。 

幼年移居加國　碩士畢業後決心回港

鄧漢添對公共空間的執著，並非無端而來。翻查他的工作履歷，不難發現其豐富的商業經驗，而且不少都是名牌奢侈品。何以他對公共空間如此著緊？或許要從鄧漢添的故事說起。

從名字看來，鄧漢添像個本土香港人，但英文名字 Nuno Da Silva Tang 卻露出玄機。其父是香港人，母親則是葡籍澳門人，所以留有一個又中又西的名字。

更重要的是，1986 年出生的鄧漢添，6 歲隨家人移居加拿大。說到離開香港的往事，他強調自己當時年紀少，根本沒有選擇，純粹「被家人帶著走」。孩童階段，他只在香港活了 6 年，但還留有一些關於香港的城市記憶，而且仍然「十分清晰、生動」。他記得高樓大廈的天際線， 記得到處都是「bang bang bang」的地盤聲音。「總是很嘈」，是他對香港的印象。搬到加拿大之後，他生活環境大大改變， 居住的屋苑不再是大廈，而是獨立屋和小區。對比香港的密集，加拿大廣闊而散居。由垂直的高度到寬闊的平面，他不禁道「這種差異令我十分震驚」。這點震驚，對於沒有家人從事建築地盤行業的鄧漢添來說，算是最早關於建築的記憶和感受。

成長的過程中，鄧漢添對大廈和空間的興趣無減，但坦言選修建築非出於對建築的熱愛，而是更實在的「在其他學科表現不見得突出」。建築系，幾乎是他別無他選的發展方向，但入學之後，他發現建築不只是起樓，而是處理人事物關係的方法。本科第三年，他到巴黎馬拉蓋建築學院（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Architecture Paris- Malaquais）做交換生。懂法語的他，人在巴黎，很快受到當地文化吸引。畢業後，他試著在巴黎找工作，恰巧遇上名牌公司 LV 招聘，「當時只有 23 歲的我竟然獲聘！這麼好的機會，當然去。

可以想像，LV 一類名店，舖位定必昂貴。參與名店舖面設計的過程，鄧漢添沒有透露細節，只說因為貴，所以「大家都用很多時間心機去研究」。他曾在《明報》的訪問中說過，法國文化常問「為甚麼」，而香港總是「跟從」指令去執行，可想而知他在法國構思一間店舖花上的時間一定很長。短短停留一年多，他就回到加拿大進修碩士學位，隨後即選擇到香港工作。

香港優勢在於速度　開放採納創新意念

「我覺得我應該要學的都學到差不多。」鄧漢添指，中國建築需求大，而且正在蓬勃發展，全球建築界都希望到中國大展拳腳。加上，他對出生地始終有份難以言喻的感情連繫，便決定回港試試發展，順道「尋根」。

鄧漢添先後在美資建築事務所的香港分部和珠寶品牌工作，主要負責室內空間設計。他表示，香港急速的節奏令人感到興奮，「有時，我到海外工作一頭半個月，回來就發現這裡那裡又有新東西冒出來。」城市節奏帶動之下，建築也急速演變。相對於其他大城市，例如他曾居住過的渥太華、蒙特利爾、巴黎，香港人「時間就是金錢」的心態令各種各樣的新事物更快地發生，「新意念也可以很快得到實踐試驗」。快試快知結果的實驗場，正好為建築師提供實踐奇想的空間，並可以更快作出修正調整。

曾於不同城市生活過的鄧漢添，坦言每個地方都有各自的限制。香港步伐快，人們都習慣急速變化；加拿大則比較保守，文化上不見得願意嘗試最新穎的東西。相對來說，他認為香港客戶算比較願意試新和實驗性的意念。他相信不同文化背景各有優劣，建築師總要向有機會的方向走，在限制中找可行的路。 

繼續走下去的話，與張凱琨一樣，鄧漢添認為「想做你想做的事情，還是要有自己公司」，建築師可以選擇做自己喜歡的項目。從打工過渡到成立事務所，鄧漢添曾在名牌大企學習為設計投入專注和付出。他希望將用於商業世界的同一份心機，放到其他日常建築、公共空間。

「私人樓宇只有少數人用得到，但公共空間是任何人都可以享用。」鄧漢添認為，香港建築師應該更加「慷慨」，不是關乎面積大小、預算多少，而是投放的時間和心機，「從用家的角度多作思考，最終會令城市變得更好。這是我想對這個城市想作出的貢獻。」

文／黎家怡

室內設計不是建築嗎？陸沛靈覺得需要時間適應心態，但張凱琨卻因為個人經歷，早已越過這道關口。

曾經，他一個人穿著全套西裝，帶著一疊圖紙在身，趕在截止期限之前將文件呈交政府部門。一如所料，設計需要修訂，否則不獲審批。審批只是第一步，骨牌效應之下，整項建築工作延誤，牽涉的改動極多，並非一個小職員所能承擔。他只能做的是爭分奪秒地按計劃完成任務。在人來人往的電梯大堂，他旁若無人地跪在地下，攤開 A1 大小的圖紙，拿出隨身的比例尺和筆，就地即時修改圖則。不時有行人見狀，投以奇怪的目光，甚至有人開口道：「做乜搞到咁遲？ 做乜搞到咁樣？」

「 好大壓力，少少尷尬，印象深刻。」事隔多年，取得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IT）碩士學位、曾於意大利工作的建築師張凱琨（Dennis Cheung）難忘在香港大型建築事務所工作的挑戰。出盡辦法，滿足他人要求，他當時問自己：何不將這種態度直接應用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呢？相對於畫則起樓的大型建設，他回想起海外求學的經歷，發現自己更享受研究機器和物料，喜歡直接影響生活的日常設計，悄悄埋下自立門戶的種子。2015 年，他終於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從環保角度出發營建空間和設計傢俬。乍看起來，他好像「改行轉職」，告別傳統理解的「建築師」身份，但說：「我對建築定義不變：建築是要用設計令人的生活變得更好。」

赴海外發展　旨在寬闊世界觀

中學就讀於拔萃男書院的張凱琨，中三開始接觸攝影，喜歡用快門菲林，捕捉城市的光影和空間。他認為，建築是「又理性又藝術」的學科，所以投考港大建築系，展開他在建築設計領域的探索。大學期間，他曾到美國麻省理工大學作交換生，對該校重視實踐的碩士課程感興趣，便決定本科畢業後赴美進修。

「MIT教到我的是：我的概念是否可行要親身去試驗。建築的功能在於，能否用你的設計令人生活過得更好？人類文明、文化是否可以因而更進一步？」

麻省理工碩士在學期間，張凱琨又曾到隈研吾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北京分部工作。他憶述日本公司的做法，每個小隊每個星期都獲安排固定時間與老闆見面，討論時間好少，所以小隊習慣預做三個方案，讓老闆從中選擇有潛力者繼續發展。他認為外地工作的經驗，有助從中學習不同事務所處理項目時，設計和做決定的模式。

畢業之後，張凱琨選擇繼續海外探索。他曾到意大利工作，但不覺「外國飯香」，反而感受到當地經濟的蕭條。朝早 10 點返工，中午12點放飯；下午，好多公司工作兩個鐘頭之後，三點鐘又休息，食下午茶，跟住五點鐘就放工。他強調，不是個別行業習性，銀行零售也是如此，「亞洲同歐洲的速度完全不同」。

「去外國工作都是想知道這個世界怎樣運作。有一個比較完整和寬闊的世界觀，在今時今日做設計會更加有好處。後來，我回港發展是想希望可以做到一些可以改變到香港的事情。」

大公司分工仔細　不甘成為部件專家

2013 年，張凱琨回流返港，展開建築事務所打工生涯。他承認， 香港建築條例雖然嚴謹得似是限制創意和發揮空間，但同時亦都避免發生安全問題。從事建築設計工作，他認為框架是無可避免地存在，只是不同城市的框架鬆緊程度不一樣，「但一定要stay positive，才可以在有限的空間繼續做落去。」

建築事務所分設計和執行兩大分類。建築師黎雋維曾介紹過，執行建築事務的工作是向外國的設計建築師提供意見，務求使建築物符合所在地的建築法例要求。而張凱琨之前所做的公司正是這類，主要負責處理圖則呈送政府審批的工序。他解釋，大型建築事務所有如機器，每個建築師各有所屬分工。為了發揮熟能生巧的優勢，一旦設定專長，所有相關的設計都交由同一批建築師負責。負責的部分可以很微細，微細如一個門把的設計。一旦育成專長，公司所有項目的門把都交由你設計，隨著經驗累積，你便會成為「門把專家」。

與其練成「專家」，張凱琨更希望探索不同可能性。又如，建築系畢業生大多都會進入建築事務所，「幫不同發展商起樓」；也有部分同學投考政府工，或者直接到地產發展商集團工作。畢業生一般由建築事務助理（Architectural Assistant）做起，兩年後開始考牌，不少人獲得專業資格之後就會跳槽，轉換機構謀求晉升機會。對張凱琨來說，這些事業階梯亦不吸引。

兼做傢俬非「撈偏」　建築初心仍不變

如何秉持專業的同時，又正面積地回應社會需要？與其糾纏於發展商與政府部門之間，張凱琨寧願跳出傳統建築師的想像，由小節入手，涉足生產製造商的領域，將建築設計的技術應用於日常傢具。就像早年的 ButterPly 傢俬，他與設計師顧力恒（Nick），將傳統「入榫」技術應用到傢具組裝。

「我們所做的事雖然規模較小，但希望可以藉此方法令更多人享受到科技或者設計改善生活的體驗。」

設計可在香港進行，但生產難以本地完成。張凱琨指，大如預製建築部件，小如傢具，大多出自佛山、東莞一帶的工廠，而且經驗豐富，「撇除政見，大陸係有佢嘅好處，可以用得到，甚至可以為全球做到啲嘢」。傢俬之外，他現時事務所亦參與商舖、學校的室內設計工作，甚至品牌設計亦有涉獵。項目客戶有本地，亦有境外委約。如果只集中於一個類型或某些工種，他問：「由大公司跳出來做，冒險的意義又在哪裡呢？」

雖然如此，張凱琨透露有時親戚聚會問起「而家好似『撈偏』了，會否不開心？」類似的說法令他哭笑不得，「其實我對建築的定義和理解沒有改變」。他認為，建築就是「令城市變得更宜居」的方法。現時工作挑戰與創新兼備，藉著設計改善人們生活，並非違背初衷，而是延續、甚至普及他對建築的理解，「建築定義社會、城市、文化。我不想被劃定於某個範圍。我希望可以主動地定義建築的邊界。」

文／黎家怡

（先閱讀本專題第一篇：前言：香港建築零設計？本地建築師有話兒）

談起享負盛名的建築師，大概隨口就可說出幾個日本人 — 安藤忠雄、伊東豐雄、磯崎新 ..... 三位都是「普立茲克獎」得主。反觀香港，又有多少建築師能走向國際舞臺？假若你是建築師，還會留在香港這彈丸之地發展？抑或率性背起行囊，到國外闖一闖？

現任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首席建築師及港大建築系兼職講師的陸沛靈，便曾在日本藤本壯介建築事務所（Sou Fujimoto Architects）工作四年，卻於 2017 年選擇回港。「我已經做到一個位，係同個藤本壯介好直接咁樣一齊做啲建築項目，去到我覺得冇咩提升（advancement）…. 同一時間我香港舊公司想請人又搵返我，所以就返咗嚟」。

轉眼間，重返香港職場三年，一切安好？會懷念在日本的日子嗎？陸沛靈坦言，在赴日前的舊公司工作，同事與工作環境都相對熟悉，未覺不適應或反感，至今參與了四、五個項目，以老人院、學校等公共建築為主。她強調，兩地工作環境難以直接比較、分高下，畢竟公司方向本就大相逕庭。

藤本壯介建築事務所屬日本小型建築事務所（陸沛靈任職期間約30名員工），注重設計，負責項目亦相當多元，從室內設計到住宅大廈都有；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規模較大，約兩、三百位員工，企業模式經營，除香港總部外，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陸城市設辦事處，多負責大型項目，同時也更講究建築實用性。九龍灣零碳天地、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高山劇場等均出自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

這位趕在三十歲前離鄉背井的建築師常言，無論是當初去日本，抑或最終落腳香港，都只是她人生的選擇。

出走

「我都唔知，細個唔知點解想起嘢，同埋都鍾意畫嘢，咁建築啲圖又靚。」當初為何投考港大建築系，陸沛靈自己也說不清。接著，她就和大多香港建築師一樣，一步步走過那職涯必經之路：學士畢業，實習一年，再讀兩年建築系碩士，接著再工作兩年，考取建築師牌照。

但從小在香港成長的陸沛靈拿到牌照後，沒有盤算要跳槽到哪家待遇更好的事務所，而是抓緊工作假期的最後機會，出走日本。

「其實我嗰陣去日本冇諗得咁清楚嘅，咁讀書時都鍾意日本建築，咪諗住去睇下。」她透過網絡申請了多份工作，最終獲日本著名藤本壯介事務所錄取，「好好彩咁搵到本行」。

出生於北海道的藤本壯介，被譽為日本新生代最有才華的建築師之一，曾獲日本建築大獎、JIA 新人獎等，倫敦蛇形畫廊夏季展館、東京透明私人住宅 House NA 等均出自其手。喜歡探索建築、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陸沛靈，早已久仰藤本壯介這位自然系建築領軍人物的大名。

然而，陸沛靈坦言到日本後發現跟自己想象的生活有所落差，「做嘢我一開始覺得好辛苦，因為佢哋工時超長，返朝早十點收夜晚十一、二點，全公司都係咁；香港就正常啲，做到七、八點」。

除長工時外，與香港建築事務所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也讓陸沛靈直呼：「好難適應，我覺得好大壓力。」她解釋，藤本壯介建築師事務所會花大量時間在設計過程，評估無數設計選項後才會敲定最終方案。「而啲日本仔好快就可以出到五、六個方案，但我諗咗成晚都係得一個咁，呢啲位一開始係好掙扎。」

去日本前，陸沛靈早已習慣香港企業由上而下的工作模式，「即係老細話你咁樣畫，咁你就咁畫，除非你俾多啲時間做反建議」。她形容香港的設計方式「好線性」，跟著上司或客戶給予的大方向逐步完成要求即可，「但我以前喺日本就每一步都要攤開一堆嘢（想法或選項）先，再收返窄，然後不停攤返開，再探索」。

現在回想起來，當初的辛酸經歷卻是她在日本學到最珍貴的東西。她強調：「對設計嗰個好開放嘅討論，我覺得係好緊要」。

「以前係日本，老細（藤本壯介）當然係決定究竟點設計嘅人，但無論係一個啱啱入職嘅員工又好，資深員工又好，你一提出意見，老細真係會睇、會諗你個設計係咪可以 應用喺呢個項目。但喺香港或者我公司呢種大嘅企業（corporate office）啦 ，就比較少啲咁樣嘅溝通。」陸沛靈補充，「睇番日本 corporate office 其實都同香港差唔多」。 

平衡

除了對設計的開放討論，日本經驗給予陸沛靈另一重要啟示是 — 設計與實用的平衡。

「平衡又係我日本老細成日講：『in the end，it's a balance』.... 你個建築師有幾勁，可能就係要個平衡劃得準。」交出天馬行空的設計，但最終無法落實，終究也是一場空。

陸沛靈遂以藤本壯介為例，闡釋一名建築師要如何達到「平衡」。她指出， 藤本壯介的設計往往很瘋狂、誇張，但同時可以滿足客戶很實用的要求，「嗰一下我覺得好犀利」。她以自己也有參與設計的巴黎綜合理工學校學習中心為例，藤本壯介將設計部分集中在公共空間，利用帶狀中庭及樓梯平台貫穿所有功能區，並在中庭種滿植物，在學習中心裡面建出一條生機勃勃的景觀小徑。設計感十足，卻無阻一所學校的實際教學功能，因藤本壯介將所有課室都設計得方方正正，整齊排列在中庭後方，「其實對客戶嚟講，最重要就係呢啲房你排返曬比我啊嘛，咁佢咪利用出面嘅空間做設計」。美感與實用，都能兼顧。

當一名建築師，不能摒棄其想像力以至對現有空間的批判、質疑，「咁你個設計先可以行前再行前一步」。但陸沛靈總強調想像可以很前衛，最終還是要「落地」。

「當你個空間要係呢個時刻實現嘅時候，你係要落地，你真係要比呢個時代嘅人用得到。呢個又係試同經驗，點樣先可以係呢個空間設計度有進步，但係都適合依家嘅人用。」

那她自己呢？在日本學到的溝通與平衡，回港這兩、三年，有派上用場嗎？能做到既符合客戶要求，又可發揮創意嗎？

陸沛靈遲疑片刻，答道：「我覺得係好過以前 .... 但你話係咪話好大，或者好容易就見到成效，咁又未必，但我覺得日常運作上係有幫助。」如今已成首席建築師的她坦言，在大公司工作，層級關係較為複雜，還是要晉升到一定職級，獲同事信任，才有權參與決策。而日本學到的經驗至少讓她在說服客戶或上司時，能兼顧對方在實際操作方面的考量，令設計意念較容易獲接納。她重申：「係我可做嘅範圍之內，睇下可以點樣將我係日本學嘅嘢擺到落去」。

抉擇

然而，還有許多因素不在建築師的可控範圍。例如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導致樓宇只能建得又高又密，同時必須受非常嚴謹的建築條例規管，避免影響到周邊建築群。「譬如日本、大陸，好少地方好似香港咁密集，當啲樓唔洗咁密集嘅時候，本身一個地盤，你棟樓係中間，你（棟樓）呢度伸出啲、嗰度凹入啲、整舊嘢，其實都唔會太影響到人，你個規例咪唔需要咁緊張」。

在眾多條例中，陸沛靈認為限制最大的是總樓面面積（Gross Floor Area，GFA）。根據《建築物（規劃）規例》第23(3)(a)條，建築物的總樓面面積為在每層樓面水平（包括地面水平以下的任何樓面）量度所得的建築物外牆以內面積，連同建築物內每個露台的面積（以露台整體尺寸計算，包括其圍邊的厚度），以及建築物外牆的厚度。但根據《建築物（規劃）規例》第23(3)(b)條，建築事務監督如信納任何樓面空間有以下情況，總樓面面積即可不計算該樓面空間的面積，例如停車位、垃圾房、機械房等。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便是受樓面計算影響而改變設計的案例。英國建築師黎雋維指，戲曲中心概念設計，原先外部「如同垂墜的珠簾」，「輕盈巧妙」，但建築落成後，珠簾卻變成「一塊塊厚重的外牆，外形如同互相交疊的布幕」。

陸沛靈表示，戲曲中心的實體與設計圖立面（即建築物外牆）部分相差甚遠，與遷就樓面面積有關。她指，戲曲中心原初設計要求立面多於 300 毫米，但根據屋宇署條例，立面厚度少於 300 毫米可豁免計算在總樓面面積，為了不浪費樓面面積，最後只好調整到 300 毫米內。她形容 300 毫米的立面厚度猶如「一層紙」，難以在這限制內做出令人印象深刻、外觀立體的設計效果。「如果你要立面做到啲效果出嚟，其實係要多過 300 毫米」。

陸沛靈說，戲曲中心並非單一個案。為遷就樓面面積將立面厚度控制在 300 毫米內，是大部分本地建築都會面對的問題。

「香港就係好少地，我用盡我可見嘅樓面面積，我都覺得空間唔夠用，我點會浪費呢啲樓面面積只係去令個空間望落高啲、大啲，講緊用呢個樓面面積可以起多一個單位。」當發展商只想賺盡每一呎，建築師就要算盡每一呎。 

此外，香港客戶多為大集團、發展商，不像日本或國外會有一些私人屋主或個體客戶，整個設計審批程序因此牽涉許多層級，變得極其繁複，「最低層嗰啲批核咗，但上到去高層好可能又變咗另一樣嘢」。

在香港，從建築設計到落實，要過五關斬六將。

陸沛靈承認香港的建築師發揮空間相對少。那既然如此，為何不直接落腳國外？「其實我覺得建築師最後其實最想、最想係設立自己嘅公司，可以做自己想做嘅設計，咁你係外國作為一個外國人要做到呢樣嘢就更加難，因為牽涉你係咪有客戶或者連結。」她遂指，即便是地域上與香港較為接近的大陸市場，基於兩地文化與法制大相逕庭，大陸客戶也未必選擇香港建築師。

但弔詭之處在於，回流建築師若自立門戶，大多只能先做室內設計。陸沛靈指香港不像日本，會用比賽形式公開招聘建築事務所負責公共建築，而是分等級交由指定建築師事務所承投，導致大型建築項目終究落入有一定規模、名聲的建築事務所手中。

目前單是香港建築師學會便有 170 多家公司會員，但只有在《建築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顧問公司名單》內的建築事務所，才可承投政府工程。顧問公司名單會按所聘專業人員數目及公司成立年期被分為兩個組別。根據建築署資料，第一組別公司須擁有至少十位註冊建築師以及三位認可人士（Authorised Persons），並連續經營五年，才具資格承投委員會批出所屬類別的顧問合約，而每項工程的估計價值超過 3 億元；第二組別公司則至少要有兩位註冊建築師兼認可人士，才合資格承投顧問合約，每項估計價值不超過 3 億元。第一組別公司包括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在內，共有 25 間，第二組別則有 23 間。

至於沒有納入《建築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顧問公司名單》的中小型建築事務所，則會由建築師事務所商會有限公司和香港建築師學會編製、備存為《第三組建築顧問公司名單》，可承投小型公共及私人工程項目。第三組可承辦的政府顧問工程，以每項工程計算，估計顧問費用會少於《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中規定的報價限額，目前即 300 萬港元。

換言之，規模或年資未達標的建築師事務所不大可能拿下政府建築工程。也許有人會馬上指還有價值 300 萬的工程，但在香港 300 萬能建什麼？

「日本都有大型公共建築，會要求大建築公司做，但有啲偏遠地區，政府只不過係起一棟好細嘅樓，就會覺得搵小型建築事務所都已經得，咁個啲就真係機會，但香港就真係少。」想起香港行業辛酸，陸沛靈不禁自嘲，「有嘅 ... 可能就得個公廁咁」。

「我諗可能要調整下自己心態，我會調轉諗，一旦你明白咗香港生態係咁，其實所有嘢都只係你自己一個選擇，譬如我自己依家選擇繼續留喺大公司，定係遲啲自己出嚟做，咪接受做室內設計先囉，有機會梗係想做返建築設計。」待合適的事業夥伴出現，陸沛靈也打算開一間自己的工作室。

去或留，做建築或室內設計，大概是香港建築師都經歷過的取捨與抉擇。

文／鄭晴韻

今年 3 月，恆地公佈中環美利道停車場重建項目的新大樓模擬圖，隨即掀起坊間熱烈討論，評價毀譽參半。設計由已故建築女王 Zaha Hadid 的事務所操刀，一貫曲線風格，配上反光鏡面外牆，酷似藝術家 Jeff Koons 名作「氣球狗」。有人大讚造型令人耳目一新，亦有人批評設計突兀，與周邊建築格格不入，更憂心外牆反射太陽光，炎炎夏日倍煎熬。

「建築類像公共藝術，與公眾接觸，總有人喜歡或討厭。看人們怎樣討論，我覺得這才是有趣之處。」香港建築事務所 Atelier Nuno Architects 行政總監鄧漢添說。鄧也玩曲線，去年翻新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大堂，從天花到座椅都採用了流線設計，獲得世界建築社群網大獎室內設計獎項。他直言不覺美利道項目的曲線設計有多稀奇，認為做「完美直線」比曲線更難，反而是坊間對建築熱烈討論更令他感興奮，「只要我們討論，我們就參與其中」。

僅公開一張建築外觀模擬圖，就引起各方迴響，而且並非一面倒的負評，確是香港近年少見。究竟是因設計高人一籌，抑或大家都對 Zaha Hadid 趨之若鶩？為何香港的大型建築項目總愛找國際建築事務所操刀？

「我估兩樣嘅，一可能真係想要個 design 啦，二就有啲人係想要個名㗎啫。」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首席建築師陸沛靈笑言。 呂元祥建築事務所，是這次美利道停車場重建項目的執行建築事務所，負責與 Zaha Hadid 事務所接頭，務求使設計符合香港建築條例要求。陸沛靈雖然沒有直接參與美利道項目，但指出找外國建築師負責設計，本地同業缺少大展拳腳的機會，難以交出具代表性的作品，客戶自然就不會選擇香港建築事務所操刀，「其實 somehow 係一個惡性循環」。

問及這猶如一札金屬氣球的大樓設計孰好孰壞，陸只稱「見仁見智」，不多作評價，她更好奇的反而是大樓內的空間設計。「有 style 都緊要，你睇返好多出名建築師，佢哋點解出名，就係因為佢哋有 style，有一套自己認為啱或者佢哋想行嘅方向，但咁唔代表佢哋設計出來嘅空間唔實用。」陸在意的是，設計與實用，能否相輔相成。

從意大利回流的持牌建築師張凱琨亦相當關注執行細節，他認為目前僅憑一張電腦繪圖展開的討論，始終過於倉促、片面。 他指出，欣賞一座建築不應只看外觀，還要了解其生產過程、選擇物料的心思、造價、建築物條例的限制等，「知道佢面對咁樣嘅難度，但佢都可以做到，你就會欣賞」。 在香港做建築設計到底難在哪？

限制

曾在日本與來自不同國家建築師共事過的陸沛靈強調，香港建築師的能力不比別人差，但要她舉例近年有什麼亮眼的本地建築，她卻一時想不起來，最終僅想到 2006 年啟用的赤柱市政大樓，政府建築師溫灼均參考中國四合院設計，並選用淺色的清水磚和清水混凝土作牆壁。她感嘆：「我覺得香港（建築）普遍就係冇咩 style 啦 ...」

沒有風格，或源於限制。

首先是非常嚴格的建築條例。陸沛靈與張凱琨均提及香港地少人多，樓宇密集，建築條例便相對嚴格。張認為，設計關乎用家感受等一些無形因素，無法量化，通過繁複規例後誕生的設計，未必會是最好的。奈何香港建築必須受種種條例所限，從中再將空間實用程度最大化，「細個讀書都已經話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呢啲四字詞語永遠都係我哋個腦度」。

陸亦坦言，在香港缺少機會談設計，創意被侷限，「我成日係公司討論嘅就係：啊！啱唔啱條例啊？點樣先啱例啊？」最終時間都花在應付建築規例與計算總樓面面積上。 

此外，是客戶。陸沛靈以自己在日本工作的經歷為例，客戶可以小至一名屋主，只要屋主拍板，設計就能實現。反之，香港客戶往往是大集團，要經過重重審批，再加上香港地貴，發展商會希望全部樓宇面積都能夠出售獲利，「但係外國，賣少一尺半尺，其實都唔太影響收益，佢（客戶）會願意用一啲樓宇面積做啲有趣嘅空間，個空間做出來未必賣到，但佢都會願意做。」

新世代

即便如此，也不至於對香港建築設計徹底絕望。張凱琨相當欣賞能做到新舊中西合璧的大館、戲曲中心等；「香港都有又大又好嘅客戶」，如新世界發展與太古集團。

陸沛靈亦「主觀願望（wishful thinking）」地期盼，發展商換新一代掌舵人後，便會找本地建築師操刀，追求更有創意的設計。例如新世界發展第三代接班人鄭志剛，便找來本地小型建築事務所 LAAB 設計 K11 Musea 的中庭圓頂結構「Oculus」。 

或如鄧漢添所言：「每個年代都有令人興奮的建築」。鄧指出，仍有旅客會為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殖民時期建築慕名而來，「香港發展速度之快，令這些不同年代的建築，壓縮在集中的空間」。他關注建築的演化，多於個別建築物是否具代表性，「建築不是個別建築物，而是一個運動，每個年代都有其特色」。

陸沛靈、張凱琨與鄧漢添均曾在國外修讀建築或從事相關工作，深明香港行業限制，卻依然選擇回流發展。《立場新聞》專題【回流築跡】訪問這三位本地建築師，從離鄉背井到返鄉，他們都經歷了什麼？回流究竟是他們的折衷之計，抑或是要迎難而上打破固有限制，水泥地上種花、開創香港建築新世代的意志？

文／鄭晴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