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聯 A 座一個合租單位，名叫「夾租團」。這不光是單位的命名，也是一個三人創作組合的名稱。畢業於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及香港藝術學院合辦的文學學士學位課程的唐偉傑 (Damon)、冼朗兒 (Stephanie) 和鄒昊 (Timothy) ，先後遷入火炭華聯工業中心，最終合租同一個單位。

訪問當日，工作枱上放著啤酒空罐和矗立著東歪西斜煙頭的煙灰缸，Stephanie 溫馨提示「小強出沒注意」，「現在夾租的工作室很少有人像我們那般，中間有一張共用的枱面。」她說。

他們共享的不單是物理空間，還有創作理念和合作機會。

夾租團成立於 2009 年，曾經參加開放日，展示批判開放工作室意念的作品；又曾經在伙炭大會上，反對成立「董事會」。三人眼中今日的火炭，已非當初的火炭，一如 Stephanie 所言，「有人就有群落，有人也就有變化。」從積極回應、嘗試介入，到今日門戶緊閉，夾租團守住不只是 1,200 呎的單位，也是三人創作的初衷。

「你為甚麼需要工作室？」

「不如開冷氣。」人齊之後，Stephanie 問。以前夏天他們都不用冷氣，她說：「那時個個人都開門，好通風，好舒服。」兩個男生先後到雪櫃取出啤酒，邊飲邊說夾租團在火炭的故事。談到旁邊單位已經結業的畫廊，說起樓上樓下齊齊在那裡偷喝啤酒，又不好意思悄悄「補貨」的往事，他們都笑得像個大男孩，Damon 更形容：「我們當 Blue Lotus 是我們的後花園。」

Timothy 用上「純粹」來描述最初遷入火炭的藝術家心態。即使半夜三更發現缺了哪件工具，敲門問人借也是常有的事，「大家純粹做創作，不是想要得到甚麼，社區只是慢慢自然形成出來。」Stephanie 卻說現在都此情不再，「不知道大家的作息時間，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會有人在這裡。」

回眸重門深鎖的今天，慨嘆「火炭已非昨日的火炭」之餘，三人不約而同地想起一件「不愉快事件」。一次夾租團放在門外的物料不翼而飛，後來竟在其他租戶的單位發現失物。「那人還要死口不認。去到今時今日，居然會發生這些事情，可見這裡已經變質到一個怎麼樣的地步。」Timothy 說。

有人的地方就有群落，火炭也不例外。所謂「人會變，月會圓」，Stephanie 指群落也會隨著更替不同而變質。Timothy 稱，新搬進來的人會覺得「在火炭有個工作室，I am Fotanian，對創作前途有好處。」與當年他們搬入火炭的考慮相去甚遠。Damon 指，最初驅使三人落戶於此的，純粹是實際因素。一如很多租用華聯的藝術家，他亦不約而同地指出樓底高的優勢，「這個高度，這個價錢，恐怕全香港只有這裡。」Stephanie 又補充，火炭華聯與市區保持一定距離，吃東西也要特地外出，進行創作會比較集中，直言「有錢也不會租中環、旺角」。

夾租團認為，工作室最基本的用途，不過是沉澱思考。換句話說，不是所有藝術形式都需要工作室。「正如有些人發現原來自己創作與耕種有關，他們可能選擇回歸土地；另一些人覺得自己喜歡做社區藝術，或者到『活化廳』；至於概念藝術家，世界才是他們的工作室。」Timothy 解釋，到頭來一直守在工作室的藝術家，很多都是繪畫或雕塑類，所謂 studio-based artist。

對於今日藝術群落創作漸趨多元，夾租團也目睹各種形式搬進來，音樂、錄像甚麼都有。停一停，想一想，正如 Timothy 拋出來的問題：「究竟從事當代藝術的，有幾多需要工作室？」

「你到底想擁抱甚麼？」

工作室既然是一個創作的地方，開放日又象徵甚麼？

早年一些在火炭租用工作室的藝術家，由於缺乏展示作品的空間，故把握開放日機會做小型展覽。然而由此至終，夾租團三人都堅持工作室不是畫廊，也不是藝術空間，這裡只是藝術家創作發生的場地。

「既然要看作品，為甚麼不去中上環行畫廊？」Timothy 問。「工作室開放日，自然是看工作室。這裡又不是藝術空間，放甚麼作品？」Stephanie 再追問。

夾租團成立之初，三人決定參與開放日，並以作品反映大家怎樣看火炭，也探索這個社區跟香港的關係，要前來的人反思參觀火炭的原因。

Stephanie 憶述夾租團首次參與開放日的經驗：他們堵住門口玄關，放置七個電視機，透過 CCTV 直播三人在工作室內的實況。Damon 笑言做法有如「趕客」，但他們強調希望參觀者透過「被趕走」，得到一些跟在中上環行畫廊不一樣的經驗，從而思考開放工作室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掛在藝廊和工作室存在根本性的分別，但觀眾都不曾思考。」Timothy 感嘆，他們連續三年做著類似的回應作品，但參觀者的態度不曾改變。近年前來火炭的人愈來愈多，開放日卻弄得像一個節日，他坦言對此感到失望，形容「回應有時令人氣餒」，夾租團也就決定不再參與開放日。

提到今年開放日改到三月，Timothy 更是氣上心頭，直言：「這是火炭沒落的里程碑」。他眼中的火炭是一個自然形成的藝術群落，長期不靠政府或財團資助是這裡的特色。今年改變一月開放的傳統，迎合藝博會檔期，他形容做法有如「向主流投懷送抱」。

說到這裡，Timothy 一臉認真，吐出一句：「當你能夠放棄那麼一個獨特的元素時，其實，整件事，可以說再見了。」Stephanie 補充，形容今次決定反映群落發展方向的「愚蠢」，「好像只是見到那裡有錢就飛撲過去，連怎樣攞錢也不知道。」

自從三人就伙炭成立董事會投下反對票之後，Damon 笑言已經放下執著。身處甚麼位置自然有甚麼的考慮，他甚至能夠想像，如果自己是董事會成員，或者也會有份促成改期三月的結果。「所以現在我反而會問，你想擺三月，OK，但你擺得起嗎？你想要擁抱市場嗎？你知道想要擁抱甚麼嗎？」

「你對自己有多誠實？」

「火炭這個社區很明顯就是沒落中。」Timothy 毫不迴避地批評，大家只要知道哪裡有利可圖、有東西可以搶，就不顧一切衝過去，破壞原來社區的特色也在所不計。他強調這種「玩爛嘢」的發展模式世界通行，火炭並非獨例。以紐約的藝術群落為例，藝術家進駐之初，區內眾人只是純粹為了尋找創作空間。但當聚集的人漸多，名氣建立起來，其他各種各樣的人便自然加入，當中尤其以售意商品商人居多，最終發展成「創意工業」。

火炭雖然未見大量「創意工業」進駐，但三人從伙炭大會的改變已看見變化的端倪。代表夾租團開會的 Damon 稱，大會討論的議題重複而且意義不大，「大家關心的是 flyer 用這種顏色吸引嗎？或者自己的資料有沒有錯漏。」Stephanie 甚至形容大會「服務市民多過藝術家」，故此現在出席會議的少有從事創作的藝術家租戶，「即使大家見面也不怎麼說大會的事，因為大家都不覺得那是甚麼一回事，我們又不是想取得甚麼。」

夾租團強調火炭無村，Timothy 描述區內參與開放日的藝術家愈來愈多，配套考慮愈來愈完善，這種線性發展叫他大感失望，「為甚麼一個群落要有大會？為甚麼村落漸漸形成，我們便開始要選村長？」

藝術家大多觸覺敏銳，面對環境的變化，他們都容易感知。Damon 指，批判火炭開放日的藝術家也不只夾租團，每次跟相熟的租戶聊天，都能感覺到彼此的看法大抵相似。Timothy 補充，指近年火炭的變化都太顯然易見，很多在這裡有心做藝術的人都一定有所發現，「只是你願意不願意承認，或者幾願意承認。一切視乎你對自己的創作和香港藝圈有幾誠實。」

夾租成團六年，經歷火炭開放日取得資助、成立董事會、改期三月等等群落發展轉的關鍵，Stephanie 坦言這些年改變的，不止火炭，也是整個香港。大家都嘗試力挽狂瀾，正如雨傘運動發生，也是為了別讓事件變得太壞。但環境變化無窮無盡，藝術家能夠回應多少？歸根究柢，唯有創作本身始終是不能失去的一塊。Timothy 重申，搬入火炭不是為了開放日，也不是為了服務其他人，「只因我們需要一個工作室」。

「我們的本行是創作，不可能一直搞社運，做好本份最重要。我會保持這種生活狀態，告訴這個社會還有其他可能。」Stephanie 道。Damon 補充一句：「我們比較 fundamental 吧？」

文／grace

說到火炭，大家總愛用上「藝術村」來形容，也喜歡用「藝術村」的尺子，來量度伙炭聚落。藝術村，到底是甚麼形狀？你對於藝術村有著怎麼樣的想像？如果推開門，你見到工作室內擺滿玩具，會否覺得不專業？然後失望而回？

火炭華聯 A 座的 503 工作室，門口放著 Canyon 機械人的紙皮盒。甫進門，白色書架承載的不是書，卻是顏料、玻璃汽水瓶、漫畫書……

「創作以外，我們還會一齊玩。」浸大視藝院畢業的葉建邦，2013 年加入伙炭工作室。他笑言，好些合租的朋友都是 Lego 愛好者，於是在窗前搭建一座小鎮──有車有樓有人。他笑說灰色和紅色那兩幢是他買的，其餘則是其他租戶的「物業」，「每個人都買一點回來，組裝成一個小城鎮。一個人也買不了那麼多吧？」Lego 如是，工作室也如是。

大學剛畢業的職場菜鳥，能夠負擔的租金不過一兩千。葉建邦憶述在學時曾在牛棚附近租用劏房，只有 70 至 80 呎，漸覺不夠用。知道「503」一直都有幾個師兄師姐合租，一人一張工作枱之外，1,200 呎的空間基本上都是共同的。租金符合個人經濟能力，他便從土瓜灣搬到火炭來。

伙炭有人

「未畢業已經會來 503 呀。」葉建邦解釋單位早年由幾個浸大視藝院畢業生租用，每年聖誕都會在這裡舉行派對，視藝院的新生、「老鬼」都會一起來，也是這個時候，讓他知道有這麼一個合租工作室。

視藝院各年級的同學關係密切，甚至畢業生都常有聯絡，師兄也會請在讀學生來工作室幫手。「例如阿喜（吳家俊）他們在九樓，有時也會叫我們去幫手。後來一個介紹一個，又認識了中大的阿 Roy（吳鋌灝），幫忙做木工。」葉建邦稱搬進來之前，已經常出入火炭，跟這個地方結緣。

就像「503」的租戶，大部分都早已認識，同租之後關係固然更密切。葉建邦坦言，落戶火炭前後，對於聚落的印象沒多大改變──「這裡就是有好些藝術家進行創作，做自己喜歡的事。」

葉建邦形容，火炭樓上樓下、左鄰右里都頗熟絡。無論是中大，還是浸大畢業的，大家都會約一起去午飯；不管做藝術創作，還是教授畫班的，他們都會寒暄聊天。

「大家喜歡打麻將，最近我們都染上這種『惡習』。」說著葉建邦笑得瞇起雙眼，像兩條線，「早陣子，我們還一起去游水呢！」聽起來感覺像是一個鬆散的群體，但又跟李傑口中懷念的那些年有幾分相似，這些人就是創造藝術的大師嗎？這裡就是藝術村嗎？

伙炭無村

「伙炭不算是藝術村吧？」葉建邦雖然對於藝術村沒有明確定義，但認為這種概念「不需要特別存在」。伙炭從來沒有招牌，沒有主動邀請藝術家進駐，沒有標語口號「打造藝術村」，他形容伙炭是「自然形成」，甚至整個香港都沒有藝術村的例子。

觀乎境外的「藝術村」，例如北京的 798、台北的華山，藝術家工作室以外，尚有其他周邊藝文設施，例如：藝廊、書店、咖啡廳。回首香港，即使南港島、觀塘、土瓜灣等「藝術區域」都只是零星散落的藝術社群。火炭位處新界，遠離市中心，人流較低，商業價值相對不高。葉建邦認為，區內創作人和藝術活動的聚合，可能只是基於一些客觀條件，例如租金、配套等，而非任何團體刻意築成的「藝術村」。

「如果當成是生態圈去理解，火炭較多第一重生產，即創作人聚合的地方，而不是中間位置的畫廊，或者藝術空間。」一群網店老闆最近也到火炭開舖，單位有作貨倉或開班用途。他坦言平日也有跟這些租戶接觸，甚至認為大家多作交流是好事，但承認「當需求的人增加，租金便會自然上升。」他租用兩年的單位「503」，今年也終於加租二千。既然沒有官方保護，藝術租戶也沒有特權地，跟其他單位一同承受自由市場的衝擊，迫使部分租戶無法負擔而不斷搬遷，無法長期穩定地發展。

如果伙炭要「被藝術村」會怎麼樣？葉建邦認為管理與否都有其優劣，但笑言自己是一個「喜歡自然」的人，還是喜歡現在沒有扶助也沒有制約的火炭。

聚落與立村之間

工作室，租戶有權開放與否；藝術村，卻是一個暴露於公眾的空間。伙炭一年開放一次，保留了工作室的私密，又定期與外界接觸。葉建邦耳聞部分藝術家租戶對於伙炭「變味」，採取拒絕開放的態度回應，而他卻認為「事情不至於發展到這個地步」。

對比之前參觀的經驗，葉建邦今年首次以租戶身份參與開放日，也留意到首飾、市集，甚至做生意的人增加。他強調自己不反對買賣交易，只是覺得開放日的原意是讓大家看看藝術家創作和生活的地方，目前的狀態恐怕連「觀眾的期望也出現落差」。他尤其記得當日甚至有人「教授」怎樣投資火炭工廈，「這跟火炭開放日的原意，似乎差別太大了。」如果伙炭的初衷只是創作的空間，其他藝術活動又該怎樣定位？

身為創作人，葉建邦視開放日為一個接觸公眾、多作交流的機會，但活動並非必要。工作室裡頭的作品，工作室之間的交流，較對外推廣來得重要。工作室開放十五年，他認為需要重新思考「開放日」的概念，例如是否該組織一個去除市集元素的開放日。伙炭聚落值得也更多不同層面的交流，他又分享一個曾與朋友討論的念頭，「交換工作室一兩星期，看看創作有甚麼變化。」開放工作室以外，開放藝術還可以其他形式進行。開放日即使不作改變，伙炭人仍然會繼續探索各種可能，讓藝術不斷有機地發生。

藝術新進，伙炭租戶，葉建邦認為自己沒有宏大的創作理想，只是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隨著空間需要和租金增減而遊牧，他將會遷出「503」，與另外幾個藝術家合租。「如果可以，我還是想租華聯呀，因為大家都在這裡。不過還是過得一年得一年，之後再算吧。」葉建邦如是說。

文／grace

伙炭藝術工作室第一次開放日，呂振光的「一流畫室」正在上演藝術家李傑的首個個人展覽。

對當時還是中大藝術系學生的李傑說來，這可說是其藝術旅程的起始。老師呂振光口中「無錢夾份租工作室」的窮小子，後來加入師兄林東鵬等的單位「二樓五仔」，卻又在 2012 年離開火炭，出走台北。

李傑形容，保持距離只為更清楚了解香港。奔走於世界各地的大小藝術活動，李傑從旅人生活中回望伙炭，發現從前未及消化的藝術村概念。

「以前我在裡面生活，不覺得有甚麼問題，但現在回看，開始對『藝術村』的概念有點猶豫。」視覺藝術家李傑，憶述移居台灣的決定，坦言：「租金加機票比香港生活還要容易」。他回顧十年來與火炭藝術聚落的種種，也不禁搖頭嘆息。

訪問當日，李傑回港參與香港巴塞爾藝術展 (Art Basel HK)，短暫停留十天。工作室搬到台北之後，加上忙著進行各地展覽，他在香港的日子愈來愈少，「但都盡量一個月回來一家，因為父母都在這裡。」藝術大爆炸的月份回家，李傑依然忙碌，甚至只是獨個兒住上環的酒店，「方便開會嘛！」曾經在火炭工廈耕耘十載的李傑說，去年也有參與「伙炭工作室開放日」，但今年已經再沒有回去，「火炭已經發展到不平衡的地步。」

那時窮，但是好開心

2003 年中大藝術系畢業，李傑與同學租用火炭工廈單位作為工作室。「我住沙田，又中大畢業。近、方便、租金平。」他形容當年選擇火炭，出於功能性的考慮多於名牌效應，遷入原因都是出於基本需要，亦與地區特性相關──工業區容易找到便宜的創作材料。

「為了省錢，同學有工作室，我們就大家一起用。」說到火炭藝術聚落早年的日子，李傑臉上便揚起笑容，笑著憶述買汽水的往事：「阿輝（周俊輝），我只有五蚊，借多五蚊給我買汽水丫！」他說，那時候大家都沒甚麼錢，甚麼都不介意，甚麼都拿來分享。各人晚上回來，不是忙著創作，就是聚在一起談藝術，「那時好窮，但好開心。」

搞 Art Fotan 啦笨？

李傑認為，火炭的藝術聚落曾經「做得好好」，但現在商業味漸濃，令身為「老鬼」的他也冒火三丈。

就李傑去年參與工作室開放日的經驗，現時不少單位用作畫室或 open studio，「他們只是在招生，或者找賣家。」2001 年決定舉辦開放日，李傑也有份參與相關的討論。他憶述開放日的原初意念指，「當年不過是因為藝術家的作品沒有展覽空間，而大家反正都有工作室，不如開放讓大家來看。」近年的開放日，李傑認為跟他們的初衷已經相去甚遠，「現在太順理成章，變成一個標籤，標籤比內容更重要。」

今年伙炭開放日改期至三月，趕上 Art Basel 的檔期，聲言要「測試人流」。一說，李傑就動氣了，直言：「想要找客人，那你不如搞 Art Fotan 啦笨？」他認為藝術大爆炸的月份，活動那麼多，人流自然攤分開去，「他們以為大家來到香港一定會去火炭嗎？自我過大到傻了吧？」

世界那麼大，才不過一個火炭

火炭藝術聚落變質，那麼是「火炭已死」了嗎？

說到這裡，李傑火氣更大，「甚麼死不死？關係不好，大家去改變它不就好了嗎？正如你跟老婆關係不好，也不會說老婆已死吧？」他認為提出「火炭已死」的論調無助解決問題，只是一些「便宜的標籤」，「既然批評『已死』，即便等於它之前是生的，那應該找找當中有甚麼不見了。」他認為點出問題，共同解決，才是「後伙炭年代」的發展方向。

離開火炭，出走世界，李傑眼界放遠了，「世界那麼大，只是看著火炭為了甚麼？」他指出香港的藝術聚落不止火炭，無須過份強調，也不用互相比較，「為甚麼要對它諸多要求？如果你要求它那麼多，請你也為它做些事情。」

十年後重看火炭，李傑如此形容：「它只是一個地方，曾經出過有名的藝術家，現在還有一些人在進行創作。」

標籤，叫事情開始變質

「一開始它是有機發生的，它根本不需要藝術村的概念。」李傑認為標籤化是火炭變質的關鍵，他舉出美國紐約 SOHO 和布魯克林區的發展經驗，藝術活動最後只是作為社區開發的裝飾品，「全球也找不到一個例子證明，藝術村是成功的。」

李傑眼中，藝術圈並不是甚麼光亮亮的東西，直言「當代藝術工業太恐怖」。常言道，娛樂圈是大染缸，李傑糾正：「不，這裡比娛樂圈還要壞。藝術圈是一個 projector，事情的好壞都可以放到好大。」當藝術聚落加上「藝術村」的標籤，最終只會造成藝術聚落產業化，「藝術圈是黑洞，藝術村也一樣。」

巴塞爾展期約藝術家做訪問，我們居然不談藝術市場，而論藝術聚落生態。李傑感慨，今日的火炭叫他看不到前景，「就回復到最初吧！有人有需要就租下來，偶然用用，那是最好不過的狀態。」

華聯，一座位於火炭的工業大廈，一代代本地藝術家棲身於此，成為香港創意藝術聚落的標誌。

曾在中大執教藝術系的呂振光，十五年前落戶華聯工業中心 A 座。推開沉甸甸的灰色大門，1,200 呎的一流畫室，只有呂振光一人坐在失身忘我吧前看手機。幽暗的工作室沒有開燈，日光從窗外山嶺照進來。曾經，這裡圍滿學生，一起聊天飲酒繪畫，而今桌上的塗鴉都已褪色。老師小心翼翼地給它們蓋上玻璃，好讓孩子們的一筆一畫得以儘可能延長。

沒有酒沒有煙，呂振光說當日來到火炭，也是學生介紹來的。

「那時候是林東鵬和白雙全他們，在這裡合租了一個空間。他們告訴我這裡環境不錯，又便宜，便帶我來看看。我們看了很多單位，最終買下這個（呂振光的單位）。我在 A 座，同學在 B 座。」

呂振光由是說起，從 2001 年起十五年來火炭的藝術聚落和變化。

從火炭到伙炭：聚落是怎樣形成的？

事隔十五年，呂振光還記得初到火炭時的印象。「那時很多單位都是空置的，好像荒廢了很久，沒有人打理。」2001 年，香港工業北移，火炭工業區冷冷清清，租金也相對便宜──便宜，是藝術家進駐的最主要原因。

工業單位地方寬闊、樓底又高，寧靜又不騷擾其他人，適合藝術家進行創作。早年火炭華聯一個 1,200 呎的單位，才不過 3,000 到 4,000 月租，售價也大約 20 萬左右。在讀學生即使沒有能力買下，也可以跟幾個朋友分租，故吸引不少鄰近中文大學的藝術系學生遷入，「以前來來去去都是那三幾屆的同學，大家都很熟，氣氛是熱鬧的。」

呂振光還在中大教書時，偶然會將上課地點搬到工作室這邊來。他認為離開校園的空間比較自由，坦言「在這裡會比較容易放下老師、學生的身份。」同學來到固然會談論藝術，但也會輕鬆聊聊天、坐坐玩玩。現在書架邊、櫃面上還放著好些「櫻友藏」的玩偶，「女同學都覺得我似小丸子爺爺，總是叫我『爺爺』。」放下教鞭之後，舊生偶然也會來探望老師，「那時每次展覽結束，大夥人一起到附近的大排檔吃東西，坐滿幾圍枱。現在大家都是十個八個約好，情況沒那麼『洶湧』了。」

說著說著，呂振光沒流露半點可惜或者感嘆，卻道：「那時候大家都年輕嘛，一切都很新鮮。現在年輕藝術家也會常常見面，午飯時間約在一起。」

大排檔小念頭：開放日是怎樣展開的？

談及城門河邊的大排檔，不但是中大人「食宵」的集體回憶，更是「伙炭工作室開放日」的源起。

呂振光 2001 年 7 月搬進華聯 A 座，兩個多月就準備開放。他強調開放日的初衷並沒有甚麼「前瞻性」，只是純粹從一個藝術家的角度出發，希望邀請朋友來分享作品，「除了創作時的滿足之外，作品被人欣賞則是另一個層次的滿足。」直言喜歡開放的呂振光指，十多年前展覽空間有限，所以他一直有邀請朋友、學生在家分享作品的習慣。一流畫室開幕之後，聚會就搬到火炭去。開放工作室的意念，對於他來說猶如新居入伙，「有個新地方，想告訴其他人。」

2001 年畢業的中大藝術系學生當中，林東鵬和白雙全等四五人合租了華聯 B 座一個單位，並計劃在工作室展示畢業作品。同屆另一同學李傑卻因為經濟困難而沒有參與，身為老師的呂振光主動邀請他在一流畫室舉行個展。師生一次在大排檔吃飯時，互相分享展覽的進度，漸漸發展出第一次開放日的雛型。「在工業區看展覽，那時候還算是比較新鮮的概念。」呂振光憶述首次開放，在火炭工作的人已經下班，只剩下藝術圈的人走來走去，「大家拿著酒杯，穿梭於 A、B 座之間，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

伙炭工作室開放初期，藝術家沒有資助，只能以有限的資源儘可能做好。第一年開放，師生發現原來附近尚有幾個同行。第二年重來，增加至四五間工作室。呂振光看著今日偌大的工作室，回憶當年藝術家聚集這裡，通宵達旦製作開放日的海報和請帖，一起吃杯麵、熬夜，「每個人只是拿幾百元出來做印刷，但都好熱鬧好開心。」

火炭藝術村是一個偶然

「開放了三、四年之後，大家都有個想法：再過一、兩年，便不再有人來了。」呂振光笑言，大家一直以為開放日愈辦愈多，參觀者便會厭倦，沒想到持續十年，人還是那麼多。他坦言火炭藝術家搞開放日，目的不在於「搞旺個場」，創作人自然聚合，形成藝術村的生態，更是一場偶然。

藝術家最愛自由，最怕管理，火炭群體一直堅持避免組織化，「我們不樂見有人牽制整個活動，做出自私行為。火炭不可能出現大台。」早期火炭藝術家人口不多，彼此關係比較密切，也有默契。例如開放日的時間，大家會覺得讓參觀者「摸門釘」感覺不良，所以都自發自願堅持開放。工作室之間講求合作，而非制約管理。呂振光形容火炭是一個容許自由創作的地方，開放日是附帶而非強制的活動，「工作室只有一個目標，有空間進行創作。」

十多年來，伙炭工作室開放日無間斷地舉行，人流一年比一年多。呂振光認為進駐火炭的藝術家漸多，香港欣賞藝術的觀眾也培養起來，讓活動可以一直持續發展。跟中上環的畫廊或者尖沙咀的博物館不同，他眼中的火炭開放日如同節慶，能夠吸引更多不同背景的觀眾前來欣賞藝術，意義特殊，「不管他們懂不懂藝術，能夠讓他們接觸到藝術，就已經相當珍貴。」

自 2008 年起，信和藝術主動接觸火炭藝術家，接受資助之後，開放日便愈搞愈熱鬧。每年一月的開放日，漸漸寫進香港藝術界的日程，甚至吸引兩岸四地和東南西北的藝術界人士，特地前來參觀，「現在不像以前那麼悲觀，會覺得可以繼續做下去。」

然後，還有，如何走下去？

「但其實很多年輕藝術家不希望火炭發展。」

呂振光解釋，一旦發展蓬勃，便會帶動租金急升，年輕藝術家容易捱不下去。就以一流畫室為例，同層曾經有三、四間工作室，今日只剩一半。1,200 呎單位十五年間租金上升十多倍，達到 12,000 至 13,000 港幣月租的水平，售價更高見 300 至 400 萬。呂振光認為，大陸工廠回流，加上後進的藝術家人口，兩者共同爭奪有限的工業區用地，致使今日火炭幾乎「全院滿座」，「現在年輕人搬進來也難。比例上，學生少了，多了本身已經有事業的成年人。」

每年一月的盛事，火炭開放日今年特別為提早舉行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而同步改期至三月。呂振光稱自己沒有出席會議和參與決定，但籌劃開放日多年的他對決定表示理解。往年巴塞爾藝術展期間，火炭工作室亦會額外安排開放，以招待外國貴賓，「我們會特別開放某些單位，但其他工作室或會質疑籌委不公，認為不應該選擇性開放。」與其有篩選，火炭今年則統一開放，交給觀眾自由選擇。

然而，呂振光認為三月並非好時間，「那時太多藝術活動，看不完，想吐。火炭又太遠，不想來，是缺失。」藝博會上呂振光與安全口畫廊合作舉行個展，分身不暇的他首次缺席火炭開放日，「今年開放四日，我只能開放三天。最後那個星期日太忙了，上午招呼了兩團朋友，下午便趕過去 Basel 那邊。」

改期之後的火炭開放日，參與的工作室多達 100 間，但那些海量單張和沿路攤位卻不見了，呂振光估計可能與資助合作完結有關，「但觀眾也不應該要求每一年都如何輝煌。」問及開放日傳統的 catalog，今年也沒有再印會否可惜，呂振光遙遠遠窗，道：「世間太多可惜的事了。」

有起有跌，是自然

藝術聚落的發展不一定綁死在一個地方，只要找到更適合的地方，大家自然會再聚集成長，呂振光認為「所有東西都有起有跌，這是自然的現象，無需要寄望火炭會愈做愈大。」在火炭活動的藝術家，當然希望這個地方可以好好發展，但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生生滅滅並不可惜。

火炭跟其他海外著名的藝術區迥異，區內一直未有發展出適合旅遊人士的景點。畫廊曾經短暫生存過，但都沒有一家能夠成功熬過去。藝術家平日只創作，不對外開放，無法匯聚人流。開放日固然吸引本地人的注意，但外地遊客卻無法一一享受這種香港獨特的藝術氛圍。呂振光認為火炭可以引入其他藝術相關的業務，例如：服裝店、食肆、酒吧、精品店等等，「一個藝術村應該甚麼都有，包涵多些東西，而非選擇引入甚麼。」各種店舖開到藝術村，才能滿足不同人的需要，「無論這個地方弄得有多商業，藝術家只是在這裡創作。關上門，可以一點也不商業。關你甚麼事？商業不了你！」這種想法或者跟很多從事創作的人不同，但呂振光還是相信多元才是健康的發展。

如果凡事有起有跌，那麼呂振光又會怎樣形容走過十五年的火炭今天？

「要做得更好，需要花費很多精神，很難要求一年比一年輝煌。」曾經做過籌委的呂振光明白，籌劃開放日付出之大。藝術家往往為了處理開放日事宜，被迫暫停創作數月，「對藝術家來說，很可惜，很對不住他們。」火炭開放日已經成為傳統，加上社交媒體的宣傳成本低，簡簡單單去做就已經可以吸引到參觀者前來。就像 catalog，沒有錢的話，印小小一本就好了。

跌，總有原因，可能是主辦方做得不夠好，可能是觀眾失去興趣，也可能是替代活動出現；但要起，就需要掙扎，否則便會淘汰消失。「還原基本步，專心創作，做好作品。吸引觀眾的，不是靠門面功夫，而是工作室內的東西。內涵是重要多了。」失身忘我吧前，呂振光如是說。

文／grace

文化產業、藝術市場，近年社會關於藝文發展的討論漸多，政府也對於藝術聚落的成長更為關注。港鐵未開到，南港島文化區已經興旺起來；東九龍市區重建的堆土機未動手，創作人早就棲身廢置工廈，自行活化。回溯香港的藝術聚落，十五年前漸漸成形的「伙炭」，可說是同類社區的先行者。有人認為藝術家聚集，有助改善區內格調氣氛，是政府開發新社區的手段；有人認為政府有心培養本土創作，卻往往眼高手低，政策未能配合需要，最終落得「好心做壞事」的結局。

在藝術聚落遍地開花的今日，我們討論伙炭的過去與未來，看社群是如何組成，又怎樣演化。作為有機生命體，藝術村到底要行去邊？還是要行開下？最終又怎樣行落去？

火炭，是沙田新市鎮發展計劃一部分，1970 年代規劃成工業區。隨著香港工業成本上升，工廠紛紛遷到大陸生產。工廈丢空，租金低廉，遇上附近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窮苦學生，藝術工作室便如雨後春荀，並於 2001 年首次舉行開放日。火炭藝術家組成「伙炭」聚落，但一直保持協作，而非管理的方式存在。區內社群有機生成，其自發自主的特色，與政府營運的藝術空間分庭抗禮，亦成為香港藝術界傳頌的藝術村模式。

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 2010 年關於「牛棚藝術村未來發展」報告，藝術村定義是指藝術家聚集的創作空間，形成互動合作的社群網絡。沒有「藝術村」之名，火炭卻擁有「藝術村」之實。歸根究柢，藝術村的重點在於人，而人偏是最大的變數。志同道合的創作人集合在同一地方，原本是自然而然的美事，但當藝術聚落廣為人知，藝術村還會是最初的藝術村嗎？我們對它的期望是否亦須要改變？

十五年，對於一個藝術聚落而言，絕不是剎那的僥倖。向「管理」說不，避免「大台」的伙炭一路走來，有人認為人氣愈來愈旺，證明推動藝術有效果；有人卻感嘆與開放工作室的初衷相去甚遠。有人搖頭嘆息，覺得此情不再；有人樂觀積極，覺得路一直都在。時至今日，伙炭人又會怎樣形容當下的狀態？面對各方的意見，大家又會怎樣消化與回應？

觀乎紐約的布魯克林，還是倫敦的蘇豪，藝術家駐足的地方，總招惹發展商的目光。香港也無可避免走上這條套路嗎？哪裡有便宜的空間，哪裡就有藝術家租戶，藝術聚落還是會繼續在這城市的邊陲滋長。如果，藝術村是生命體，伙炭或者也只是香港藝術發展長河裡的一把細沙。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且讀伙炭如是觀。

文／g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