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在今日發表其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的時間，點名提到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出版的刊物「香港民族論」，指社會要警惕。在下午的記者會上，他多次被問到為何要特別針對學苑的言論，是否小題大做，他有備而來，回應時引述去年9月出版的學苑的兩篇文章內容，指這不是學術研究，不是「小題」，而是主張，而且是「錯誤主張」，所以要警惕港獨言論。（梁振英再斥學苑：港獨論述非學術 是主張要警惕）

一月十四日，梁振英一席話，驚醒了《立場新聞》編輯部 — 為甚麼特首要如此高調，警惕一本學生刊物？

原因很簡單，因為，《學苑》確實是要警惕的一本學生刊物。回顧它的歷史，多少莊員今日已在政治、學術以至生活各方面，影響著我們的香港。它代表著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 — 最少是好一部份 — 的學生思潮。它反映著香港人的熱情與焦慮、軟弱與勇氣。它，是香港歷史一部份。

特首要警惕的，其實不只是《學苑》本身，更是香港人半世紀醞釀而成的意識。

但這意識實際上是甚麼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決定展開《五代學苑人》的專題，透過描述五代人的故事，勾勒出香港從 70 年代至今的學生思潮，是如何從「認中關社」走到「民族自決」一步。

起步至今兩個半月，在高官醜事日新月異的香港，《學苑》已淡出許多人的視線。然而我們仍然相信，這個專題是有價值的。因為，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學運、《學苑》，確實是要警惕的。

梁振英，請盡情警惕我吧！

（五代學苑人全部文章：https://www.thestandnews.com/underg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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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亞裹

一月中，梁振英於《施政報告》點名狠批《學苑》提出「錯誤主張」，「不能不警惕」。兩星期後，我們響應特首呼籲，萬分警惕，隆重其事，開展「五代學苑人」專題。

過程中，被問的最多的，不是「究竟訪問了什麼人？」，而是：「為一份名不經傳的學生刊物大費周章，究竟值得嗎？」這也是我頭頂的問號。

對此，受訪者們也抓破頭皮。程翔回憶，當年《學苑》「無人騷」；吳俊雄說，自己當年寫的東西「脫離群眾」；羅貴祥笑言，刊物一向「噏得就噏」；周華山索性說，《學苑》的事，他「已經完全不記得」……那麼，追蹤這本學生刊物的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我和受訪者多次面面相覷。

然而，當我們攤開各人的故事，再加以比對，卻自然發現，這些《學苑》人的想法、信念，原來都大相逕庭。這或可歸因於個人經歷的不同，但更明顯的差異，卻在於兩個字 —

時代。

不同的時代背景，孕育出截然不同的《學苑》人。我們甚至可以從中劃分，描繪出五代人的模樣。

第一代人（程翔）身處香港，眼望家鄉，故視「認識祖國」為一己責任；
第二代人（吳俊雄）立於轉折，逐漸遠離中國，專注社會，擁抱香港；
第三代人（羅貴祥、周華山）面臨前途問題，肉緊又無奈，只得閉上雙眼，放大現實；
第四代人（袁易天）經歷六四，徬徨無力，熱情漸冷，終於各自修行；
第五代人（成曉宜、梁繼平、袁源隆）眼見香港崩壞，重新覺醒，思潮作動，對抗政權。

我讀社會學，對於香港社會歷史軸線上的名詞，例如「六七暴動」、「改革開放」、「前途問題」，向來如數家珍。但在這些布幕前，歷史的主角 — 香港人 — 究竟在想什麼？卻往往少人深究。又或是，各自知道自己那一代人的所思所想，但對別的幾代人，始終興趣缺缺。

所以我慶幸這五代人現身說法，完整地把各自的觀點、信念背後的邏輯呈現人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潮，因此年輕人或許無法理解程翔的愛國情懷，上一輩也可能為梁繼平和同代人的民族論而坐立不安……但無可否認，這些都是香港人、香港社會的一部分。

沒有人 — 包括梁振英 — 能夠輕言扼殺。

當然，我們沒想得這麼天真，將這八個《學苑》人的故事，等同香港故事的全部。直至今天，我們仍然懷疑，如果我們深研的學生刊物，是《中大學生報》，不是《學苑》，得出的結論，會否完全不同。

但我們始終深信的是，「五代學苑人」的故事，能讓大家「不能不警惕」— 原來香港人這四十多年來，走過恁地曲折蜿蜒的一段路。

因此這專題，是五代學苑人，也是五代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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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楊天帥

一個唔覺意，我和亞裹的分工，竟然把《五代學苑人》按年月分成前後兩半。亞裹寫是 1989 年前；而我則是自 89 的袁易天開始，到 2008 年的成曉宜，到 2013 年的梁繼平，然後是 2014 年的袁源隆。

歷史有所謂「塵埃落定」的講法，深究起這四個字的意象，便是說萬事萬物都恍如微塵，總是微小而紛亂的，隨年月更替，它會飄落至靜止，落在案頭上，也就是所謂的「定案」。

89 後的《學苑》仍未定案。

當微塵東突西竄，眼前的景物便儼如罩上一層薄霧，看不清，看不見。爭拗應運而生。誰指責誰妄顧現實；誰批評誰不學無術；誰插誰抽水；誰罵誰騎劫。你又收咗錢，佢又係鬼……各種言論與立場有如沙塵暴，令人即使瞇起雙眼，還是淚水直流。

怎樣才能看得更真呢？

跟一位行家聊天的時候談到一點：除了一些極端例子以外，絕大多數被指罵很仆街或你以為很仆街的受訪者，其實原來很正常。你懷著戒備的心情與受訪者碰面，聊不到五分鐘，卻驚覺他也不過是一個普通人。如此一來，不禁詰問最初那種很仆街的印象從何而來。

那大多來自一種跳躍式推論：六四後走得去耕田，梗係犬儒啦！去得維園絕食，梗係大中華膠啦！支持得港獨，梗係種族主義者，唔理中國人死活啦！

然而在你以為去維園六四＝支持支聯會＝保守大中華膠的時候，袁易天告訴你，對他來說這只是表達「我們未敢忘記」的儀式；在你以為搞本土理論＝法西斯＝憎恨所有中國人的時候，梁繼平對內地生的態度，比我本人還要客氣。

老套講句，每個人的選擇，總是按他的人生經驗而做。或者有人選擇走左邊，有人選擇走右邊，而如果你了解得夠深，你會驚覺原來無論是左還是右，走在前還是後，他們的想法都是驚奇的一致。

經常有人問文章寫得咁撚長做乜，又無人 like 。或許這就是我們都把文章寫得很長很長的理由：因為我們不僅想讓你知道事實，更想讓你知道這事實背後源於甚麼。它當中有甚麼故事。背後有甚麼原因。

畢竟組成一個人的，不是 a pile of soundbites，而是故事。

當然我也知道大多數人仍會見到文章咁長就走佬，因此我也無意說「希望大家喜歡《五代學苑人》」這樣的話，我們只是努力去做我們認為重要的事啦。話雖如此，如果你俾個 like ，我們會很開心，不是因為受人稱讚很 happy，而是因為你會讓這些故事，被更多人讀到。它們將會靜靜地，像把石塊投入如鏡的湖水那樣，影響香港。

如果你相信故事的力量的話。

或許生命的本質就如現代社會，也內含某種所謂「盲目發展」的邏輯。

比如當我們提到一個人的成功，想像到的往往就是他有多努力。彷彿努力可以讓24小時變48。

而事實當然是一天終歸只有24小時。無論你多努力也是24小時。換句話說，當你選擇努力去做一件事，即意味著你必須放棄其他東西。比方說，努力讀書的代價是陪少女朋友幾個鐘；努力賺錢的代價是睇少幾場心愛的英超……

然而人類 by default 的問題卻總是：你得到甚麼？好比見工面試時的 CV，Please state your academic achievements。從來沒有 CV 會問：Please state your sacrifices.

2008 年，《學苑》總編輯成曉宜和她的莊友做了很多 achievements：重新把《港大報》和《學苑》合併；特急製作《零八憲章特刊》聲援劉曉波；事隔十二年後重新再做《六四特刊》……

Achievements 之多，《學苑60》主編袁源隆說，那是《學苑》自沉寂中甦醒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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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9日，香港大學校園。數十名學生圍攏講台上的三人。左邊是劉慧卿，中間是程翔，右邊那個依然年少氣盛的男生如是發言：

「如果在五月三十日，學生領袖可以（帶領民眾）和平散去，那六四這件事是不是可以避免呢？當然我們明白到，中央政府可能在鎮壓手法上是有問題；但我們同時也明白到，很多悲劇可以透過一個理性的方法解決。那為甚麼（六四）無法用理性手段解決呢？這就關乎學生領袖是不是真的有私心存在，是不是真的有其他勢力影響，令他們作出不應有的決定……」

他叫陳一諤。這段在「六四論壇」中的發言，後來成為某種另類經典。港人、港大生對他連珠發炮，轟他試圖淡化六四事件。當時其中一個批評者，一個 year 2 的文學院女生，4日後她在 facebook 記下這段話：

陳一諤，…不要打著「民族大義」旗號踐踏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不要騎劫「言論自由」「理性批判」為屠城罪行辯護，立刻向死難者及其家屬道歉！向同學道歉！向社會道歉！

這個女生就是「陳一諤副手」，時任學生會內務副會長成曉宜。那時她才剛從《學苑》總編輯的位置，卸任兩個月。

那一年，她在六四維園燭光晚會上絕食了64小時。但回到1989年6月4日那天，她不過只有零歲而已。

正確來說是差一個月滿一歲。所謂六四後第一代，就從她這裡開始。

無論是殖民政府政策使然也好，港人在六四後轉向犬儒也罷，總之作為事實，她這一代香港人，大多過著沒有政治的學習時光。成曉宜就形容自己打從出生開始到踏入《學苑》 soc 房的整整十八年間，「幾乎沒有讀過報紙」。區議會和立法會有甚麼分別，她不知道。民主、人權、平等、自由、公義，也只是虛無的名詞。

父母是「典型冷感怕事的香港人」，給予孩子的教條不是「乖乖讀書」就是「好好做人」或者「搵份好工」。沒有所謂「關心社會」的概念。中學同學之間話題不外乎吃喝玩樂 TVB ，即使是學校那所謂「公民教育課」，也不怎麼談公民責任，大多是「要有公德心」、「要讓座」、「要保持清潔」之類。

成曉宜記得某年，中史老師在課堂上播放六四影片。她和同學看著，都好奇那是怎麼一回事。

「有啲咁嘅事發生過咩？」

就連大學生的政治意識也像白布一樣乾淨 — 一如當時的港大民主牆。這與今日民主牆上這裡一張「退聯」那邊一篇「赤化」，是兩個世界的事。做學生會的會被譏為怪人。《學苑》是甚麼？同學不太清楚。成曉宜還記得她向同學解釋自己上《學苑》時的情況：

「咩話？文學院呀？」

「不，是港大的學生報。」成曉宜解釋。

「港大有學生報的嗎？」同學搔頭。

這不過是七年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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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好文學，所以入讀港大文學院。本來只想讀好書，「大學五件事，上莊排第尾」，認識的一個師兄卻把她抓住說：「你喜歡寫作？不如來《學苑》傾莊。」便誤打誤撞走上了改變一生的路。

傾莊同學裡面不乏對世界有想法的人，不過真正讓成曉宜震撼的，卻是在她翻開舊《學苑》的時候。出於一種《學苑》人普遍共有的反叛心態，她不滿足於只聽師兄師姐講所謂「《學苑》傳統」。她想親眼目睹所謂傳統是甚麼，於是一本一本掏出老《學苑》翻看。

「讀九十年代，其實不是特別深刻；去到八十年代就完全不一樣；七十年代更加是兩回事。」

那是吳俊雄、程翔的年代。那時候她才驚覺，這些人原來是她的上上上……莊。

「與現在的《學苑》相比，那簡直就是小朋友與大人的差距。」

她質問自己，為何當年人寫過的東西，我們寫不出來？

「超越不了。」

一夜她路過太古橋，回想起那裡發生過的種種，又憶起漆上的那句「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　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她心頭一陣感觸，體會前人精神是如此可敬，再回頭想自己一代，卻是吃喝玩樂當正經。

「就算做不到舊人的質素，我都希望可以慢慢把《學苑》重新推向社會。最少應該要給人一種『有火』的感覺，給大家少少驚喜……」

結果，驚一半喜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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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莊後改革第一步，是把《學苑》與《港大報》二合為一。

…因《港大報》社會版及評論版拆分了《學苑》所傾重的時事分析角色，而令《學苑》漸漸偏離原來的出版方針，內容日漸偏軟，未能貫徹學苑辦報理念。有見及此，本屆編輯委員會決定將《港大報》及《學苑》合併，出版革新版《學苑》。

本屆編輯委員會既以引起同學對校園事務，並將關注推廣至社會層面為首要目標，故革新版《學苑》將以報道校園事務（校園版）、深入分析社會議題（專題版）、鼓勵同學發表對校園及社會議題的看法（評論版）為重心…令校園與社會議題產生協同效應。我們亦有見同學文化素質日益下降，故亦提供文藝資訊（文藝版），促進校園文藝發展。

— 《學苑》革新辭，成曉宜

改革後的《學苑》以大尺寸格式出現 — 一如七十年代。

事實上我想帶《學苑》走的大概更像回頭路的現代化。— 〈落莊文〉，成曉宜

改革必然要面對的，是批評。《學苑》與《港大報》合一，是她在一年莊期內將要面對的許多困難的開端。有舊人對她把《港大報》殺死表示不滿，她力排眾議照做。題材方面她也專挑惹火的。上莊時正值《中大學生報》情色版鬧得沸沸揚揚，成曉宜和莊友們「隔岸觀火」，熱血在心頭，於是決定也分一杯羹，第一期就以《情色澄色，色情釋情》作回應。

「寫兩句意淫有甚麼所謂？你夠膽咪拉我哋淫審我哋囉！」她說。

你或會說：色慾會鼓吹犯罪！我們會說：掩藏壓抑才是禍首！飢荒引來搶劫放火，色荒則引來強姦非禮。— 〈情色澄色，色情釋情〉

又例如《爾愚我蠢》。那是 O CAMP 剛過後的十月號，封面上一大排企鵝集體跳海。成曉宜從 O CAMP 與上莊的羊群心理批判到當時北京奧運過後所謂的「中國人」集體意識。刊物出街後有同學向她投訴：

「怎可以這樣罵 O CAMP？它也有它的意義。」

成曉宜說，聽到同學的「意見」很高興，因為有同學發出噪音，就代表這一期做得好。

對外批判的背後，莊內也是罵聲不絕。有時那是運作上的，有時則是政治理念上的。有莊員說六四應該是「學運」或者「事件」，成曉宜都不同意，斬釘截鐵說應該是「六四屠城」。莊員又不同意，如此爆發唇槍舌劍。每次開會，總有如六國大封相。拍檯、謾罵、哭嚎、掟嘢不絕。莊員各執一詞，拒絕妥協。而成曉宜也不願出於自己手的《學苑》，得過且過。

「前人做得這麼好，我不想做一本人家覺得『咪又係咁』的《學苑》出來。」

至於想要事隔12年後重新發行《六四特刊》，亦因大部份莊員為準備考試而導至人手不足。

「大家明白，人人有選擇的優次嘛。」她說。「也有想過放棄。反正十九周年，又不是甚麼大日子。」

那一年的成曉宜，壓力好大。

只是她又問自己，當初為甚麼想出《六四特刊》？不是為做而做，而是覺得應該要做。所以哪怕只有小貓三四隻，成曉宜還是決定要做。

為此她還抽了第一根煙：因為缺人手，連設計成曉宜都要自己做。她想做點特別視覺效果又不懂，只好抽根煙，用它去燒紙張。做成，命名為《悼亡書》。這土炮「特別效果」，成為了《悼亡書》許多篇文章的背景。

印好後，在六四當日搬去維園派，竟隨即一掃而空。許多市民還特意打電話來詢問。這算是為成曉宜帶來一點信心，讓她覺得自己的努力，和世界還是有點關係的。

《悼亡書》永遠是我所有「親生仔」中最特別的一個，它並不是最完善，卻是讓我最難忘、最感動、最引以為傲的出品。仍記得我們在維園派發《悼亡書》的那個晚上，它讓我得到了莊期中最大的鼓勵，也讓我找到了出版的意義所在。— 〈落莊文〉，成曉宜

每當壓力大得睡不著，成曉宜就靸著拖鞋，一個人去 soc 房，又翻出舊《學苑》來讀。再三再四告訴自己，前人的《學苑》是咁做的。

她質問自己：「以前這麼努力，是不是要毀在妳手上？」

每每讀至三更半夜才上床睡。其後睡得愈來愈早，早到飯堂開門，成曉宜會去買個早餐，吃飽才睡。如果還有精神，就去上堂。睡醒繼續做莊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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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仍然是一個沒有政治的年代。成曉宜走的路與眾不同，也就要背負被不同路的朋友疏遠的命運。有人看到她在陳一諤事件上出力會欣賞，也有人認定搞政治就是黑幕、是黑暗、是骯髒，覺得成曉宜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猶有甚者，從她走入學生會一刻開始已經覺得她「動機不單純」。

「佢入學生會，係想舖路從政嘛……」

她辯解自己沒有一點私心：「其實上莊的同學都會明白，我們無論是時間還是金錢，都是倒貼的。」

可遠去的人還是遠去，朋友圈改變，這是無法避免的事。

畢業後她沒有加入政黨選議員，卻去了「SEE 網絡」做地區文化保育的工作，現在正身在德國柏林過她的工作假期生活。到這一刻，她也沒想過從政。

「雖然政治就在生活中。」她道。

與朋友疏遠、被攻訐也屬其次。成曉宜的最大遺憾，是對她家人。

她的家人不知道《學苑》是甚麼，他們只知道女兒搞學生報，也不怎麼在意。後來她上學生會，知道家人會擔心，所以對此緘口不語。就算在時代廣場絕食 64 小時，也沒讓家人知道。

「佢地驚我會被點相。」如今這句話既似預言，又像笑話。

上《學苑》那一整年，成曉宜沒見家人多過三次。後來她做學生會，間中父親會在報紙見到女兒身影，告戒她說：「唔好亂搞事。」嘴巴雖然這樣講，心裡還是覺得女兒是對的。那一年稍後，父親去世。成曉宜說，一直沒能多抽時間見見他，後悔莫及。

「這一件事我放棄得最多。」

連串的 sacrifices 換來甚麼 achievements，很難說。上莊之初她為《學苑》訂立的目標是讓同學更關心社會；等到她落莊時，似乎更多同學確實是政治覺醒了；如今，更甚。當然你很難說明，箇中有幾多貢獻來自《學苑》和成曉宜。她自己就認為，「反高鐵」事件燃點了許多年青一代的意志；也可能純粹是政府施政愈來愈差，「林瑞麟、劉江華，傻的都見到個奸字鑿係額頭」，唔插唔得；也或許是共產黨出手愈來愈明顯，「董建華到煲呔，到梁振英，愈來愈重口味。」很難說。

總之，年青人改變了。

缺了記憶的一代人，決不是缺了良知的一代人。— 成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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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曉宜絕食64小時那年，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妹妹第一次去維園燭光晚會。翌年，她的妹妹又帶母親去維園，同樣是第一次。

「當媽媽是為兩個女又好，為自己感覺都好，她終究還是願意走出來。當然她不會走在前線，但也不須要走在前線，只要她願意出來看看這個世界，已經很好。」

現在成媽媽會主動跟女兒談新聞，看到荒謬處會說：「你話依家啲官係咪痴線！」

我們談談到魯迅那關於鐵皮屋的典故：

假如有一間鐵屋子，是絶無窗戶而萬難破毁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毁壞這鐵屋的希望。

「我都知道好難救，但如果你連你的父母都不救出去，就無人會願意救。」

「我們這一代，會是第一班帶其他人衝出鐵皮屋的人。」

文／楊天帥

程翔覺得，自己和這一代之間，隔著難以踰越的思想鴻溝。

於是一坐下，他就說，「我怕我不符合你們的主旋律喎。」

原來，他剛讀過我們訪問《學苑》2013年總編輯梁繼平那一篇 — 〈香港人的最後武器〉，覺得裡面的想法，跟自己素來信奉那一套，南轅北轍。

我連忙解釋，「五代學苑人」專題從來沒有既定的主旋律。即使身處同一間學苑房，每一代人，都因應時代，奏出截然不同的旋律。由梁繼平到袁易天，周華山到吳俊雄，一直如是。

程翔微微點頭。「咁我睇下講到幾多啦……」但他同時強調，在那代人之中，自己是異類，想法未必太有代表性。

我明白他的意思。翻開他在學那幾年《學苑》，編輯名單盡是現在的建制派人士，劉迺強，馮可強，陳文鴻、宋恩榮、關品方、紀文鳳……不是根正苗紅，就是走上迥然不同的康莊大道。

唯有程翔，從不否認自己愛國。但同時亦從不吝嗇，他對共產黨的恨。

他眼中，兩者並無矛盾。「正因為我對中國感情深，所以我先要批評共產黨。現在到它執政，而國民有權利去監督執政黨做得好唔好。」

所以他才無法理解這代人的《香港民族論》。

「你話，因為共產黨政策錯誤，個制度壓迫人民，所以不做中國人，要同中國切割，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他直截了當。

「因為你七千萬個廢柴黨員，令到我要放棄這個我有份的國家，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

訪問當日，天氣又轉涼了，街上吹起凜冽寒風。程翔穿得有點單薄，捲起衣袖的恤衫、灰色的毛冷背心，外頭披著一件薄薄的風褸。傾談期間，我們換了好幾次位置，都是因為冷氣太猛，吹得他有點不舒服。

程翔年紀不輕了。他1969年進港大讀書，1972年擔任《學苑》副總編輯，1973年畢業，一年後到《文匯報》當記者……都是四十多年的事了。他口中的好些大學用語，譬如是「拉記」（即圖書館）、「so-get」（即social gathering），今日的大學生，都聽不懂了。

當然，現在的年輕人也無法理解，程翔和他那一代，當年為何會這樣思考的。

學苑為什麼要鼓吹認識中國？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但大家對自己的祖國都不認識，不了解。不但不了解不認識，甚至還抱有無謂的疑惑和無名的恐懼。二十多年來，我們都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欺騙了，他們透過種種宣傳工具，造成一種無形的政治壓力，使我們不敢公開談論祖國的事，不敢對祖國表示自己的熱情，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多麼羞恥的事哩！

— 《學苑》社論．20/05/1972

顯然，程翔那一代人，跟中國走得很近，而又甘之若飴。翻開他任副總編輯的1972年《學苑》，第一期封面是「祖國行」，第二、三期是「認識中國」，第六期是「從中國婦女解放談起」，第七、八期是「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總之就是中國、中國、中國。

對於當年《學苑》的親中取態，程翔沒有否認。「你要認識國家，一定要認識佢點諗嘢，即是佢的意識形態。我們比較多介紹內地一些好新、好得意的觀念，譬如『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這些term呢，聽起來好啱囉，當時亦無太多的經驗去睇出這些口號背後，存在什麼問題。」

但對新一代人來說，最大的問題恐怕也是最基本的 — 為什麼要認識國家？

他愛中國

因為對程翔而言，「認識國家」跟「關心社會」，根本從來都是同一個概念。

他自中學時期開始關心社會。那個年代，沒有實質的政治活動、社會運動，青年關心時事，通常有兩種途徑。一是參加文社，發表文章，議論時政。「《中國學生周報》代表右派，《青年樂園》就代表左派的，這兩份，我都經常去睇的。」

另一途徑，名叫「修橋補路」。「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搞緊大躍進，餓死好多人，大量內地的人走難來香港，完全無依無靠。他們好多都是農民，來到香港，在木屋區呀，棚戶、艇戶安頓下來。有的去了新界settle down呢，就開發新的農村，他們完全無means㗎。」於是當年不少有社會意識的青年人，組織社會服務隊、工作營，「真的幫他們修橋補路，起碼頭呀，so as 他們可以改善交通。」程翔參加了好幾次。

如情此景，今年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想像。「對比今時今日，香港青年人對大陸來的人呢，是喊出『蝗蟲，返番去！』程翔感慨。

「當年他們就是下來佔資源呀，上面無得食無得住咁來香港，我們是很voluntarily地幫他們修橋補路，完全沒那種排斥的心理，完全無呀。」那些年，香港人很自覺地扶助內地同胞，甚至主動把物資運上去，給親朋戚友。「大熱天時過關，著哂冷衫呀，褸呀，幾條褲呀，為什麼？就是返到去，可以逐件逐件剝下來，比親朋戚友。大熱天時喎，戇居居喎。」

「當時無這種……第二個民族的概念。」程翔苦笑。「老實講，大家都是中國人，同胞有難，大家就義無反顧去支援。」

他強調，是中國人，不是香港人。

「我們那個年代的香港人呢，無人query自己中國人身分，無。」他用1968年出版的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作例子，「（書名）好貼切形容當時香港人的心態，因為絕大部分的人都是走難而來，本土的population，即日本侵華前已經是香港原居民的人，其實甚少。」程翔托一托眼鏡。「無人會特別differentiate香港人、中國人。」所謂的香港身分、本土意識，要到七十年代中期開始，才在社會慢慢浮現。

當年大學生的民族意識，既有社會背景，又受政治大事牽動。

譬如1971年的保釣運動，「你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話，就不會有保釣。」當年七月七日，學聯在維園發起示威，最後演變成嚴重衝突，大批警察揮動警棍，驅散示威者。「大家的民族意識當然是好強，（覺得）中國要強大。」程翔說。

同年七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冰封多年的中美關係起了變化。少年程翔當年極其震撼，「你自然要問好多問題，為何美國佬封鎖咁多年都係唔掂，最後要同中國握手？」民族主義自然湧現。「作為中國人，你條氣會順啲，這方面是中國的成就嘛。」

還有1972年1月的港大學生會訪京團。當年中國實施鎖國政策，香港人無法踏足神州大地，對上面的一切卻又很好奇。「（那次是）1949年以來第一個學生會的訪京團，他們回來後，當然會講好多嘢、觀感呀。」因此，當年《學苑》就用了多頁篇幅，鉅細無遺地呈現訪京同學的所見所聞，甚至是新奇發現。「譬如針刺麻醉，好令人震驚喎，活生生的人，劏開個肚，還可以同你傾計。這些東西你不能不服，是共產黨統治下的一些成就。」四十年後，這些細節，程翔彷彿歷歷在目。

在民族主義以外，那一代人關心祖國的原因，也在於希望摸索香港的未來。「雖然那時是英國佬管，但大家都明白，水是她（中國）俾你的，食物又是她供應的，她可以操控你的命運嘛，所以大家自不然去關注。」當年尚未出現回歸問題，但大家已有心理準備。「所以你關心社會呢，一定要認識中國，否則完全切割，不去了解以後影響香港社會最大的未知因素，點得呢？」

因此，程翔那一代人，才熱衷將不能分割的「認中關社」，掛在口邊。

「我知，對你們這些新一代來說，我這些人，就是『（大）中華膠』。」他自嘲，然後露出一記苦澀的笑容。

他恨中共

自嘲，因為他深知自己的「大中華膠」思想，今天很難受年輕人所認同。但即便是當年，在同代人中間，程翔同樣是異類。

原因很簡單：他愛中國，但對於共產黨，他有很大很大的戒心。

這份戒心，要由1967年說起。當年左派暴動，仍在讀中學的程翔，最初對工人予以同情，到後來左派訴諸暴力，燒死林彬，炸死無辜學生，他開始起了疑問。「慢慢開始睇到香港的暴動同大陸有關。」

這並非無的放矢，而是程翔親眼所見而得出的觀感。

當年他在港大對面的聖保羅書院讀書，每天放學，都路經西環海皮，不時目睹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水警經常撈一些浮屍上來，那些浮屍，都是五花大綁的。」雙手向後反屈，腳向上屈，手腳縛在一起，明顯就是活生生地被扔進大海，溺死，然後屍體就飄到香港。「你諗下，當時我中四，一個?仔見到這個場面，會思考好多問題，點解咁殘忍呢，然後你會馬上聯繫到香港的暴動，燒死人呀。」

少年程翔於是得出結論，共產黨、文化大革命，都未必是大家所想那一回事。

兩年後，中共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年程翔讀中六，看到中共九大的黨章列明林彪是接班人，深覺這個政黨很有問題。「一個正常的機構、社團，或者政黨，無理由列明某某人是接班人嘛！」程翔形容，這是他的小小gut feeling。「有一種好直覺的是非感，覺得這樣做是錯的，個政黨一定有好嚴重的問題。」果然到了1971年，林彪就「被墜機身亡」。

程翔對共產黨的戒心，再次得到印證。

但因為愛國，他始終沒放棄這個國家。大學畢業後，他先教了一年書，然後開始到《文匯報》當記者。1981年起，他長駐北京，對於共產黨，對於中國，開始有更深刻的感受。

「駐京之後，對共產黨我是更加負面的，因為近距離接觸嘛，睇到它體制上好多潛在的問題。」但他從沒動搖，沒想過離開。「因為當時的中國處於文革之後最自由的年代，儘管你睇到好多問題，但你睇到希望。鄧小平出來，又話我們要搞政治改革喎，到下一個世紀2050年前後，我們中國都可以搞普選喎。」程翔雙眼發光。「連領導人都睇到問題，願意去改吖。」當時的他是這樣想的。

直到八九六四，「發覺唔係改的，得個講字。咁就從此切割。」同年他毅然辭去《文匯報》的工作。「我的忠誠是對中國人民，不是對共產黨，從來沒有含糊過。六四後我對人民的情不變，但對共產黨不再姑息，我會以嚴厲批評的態度對它。」

共產黨對他也很嚴厲。2005年，他被指干犯間諜罪而被捕，在大陸受了近三年的牢獄之苦。

愛國，但要坐牢。

你的民族，我的民族

那你對中國的感情有變過嗎？我追問。

「無。」程翔搖頭。「正因為我對中國感情深，所以我先要批評共產黨。現在到它執政，而國民有權利去監督執政黨做得好唔好。」他的偶像是主張「愛國不等於愛朝廷」的梁啟超。「用今日的說話來說，就是愛國不等於要愛黨。因為朝廷就是要manage國家，朝廷不對，你可以批評佢，直到採取暴力手段推翻佢。」

偏偏北京最愛將「愛國愛黨」混為一談。「我成日都同人拗，反共不等同反華，你共產黨憑什麼等同成個國家呢？」程翔認為，現在的年輕人，偶爾也犯了這個毛病。「共產黨從壞的方面將黨等同國家，我們從另一方面亦都將黨和國家等同，因為共產黨唔好，所以中國我都唔要。咁……錯誤不就跟共產黨一模一樣？」

我們順理成章，談到《香港民族論》。

程翔當然有讀過這本著作。他認為，整套理論的核心思想，不在於「民族自決」，而在於「高度自治」。這一點，他同意。

但書中將香港人視為民族的觀點，他當然無法接受。

「民族可以有好多definition，用social或其他東西去differentiate，但你不能夠否認，最根本的differentiation，是血緣。老實說，我們同中國大陸的人basically都是同一個血緣的群體。夾硬去deny這件事，我覺得……佢需要多點思考囉。」程翔沉默了好一會才回答。

他認為，過度強調統一性，是中共管治的核心錯誤，「無端端去製造中央同地方的矛盾，這樣造成離心力。嚴格來說，（地方有離心）是中共製造出來的。」但最重要的問題卻在於，我們如何回應。

「你問我，對我來說，推翻中共呢，個正當性就強過，因為中共唔妥，搞到中國唔妥，所以我同中國切割。因為你七千萬黨員做壞事，令到我要declare我同中國無關係？唔make sense囉我覺得。」他真心不能理解。

「你有膽就立下宏願，要消滅共產黨。消滅共產黨，so as為中國建立一個更好的執政集團，更好的制度，我可以接受，但你話，因為共產黨政策錯誤，個制度壓迫人民，所以不做中國人，要同中國切割，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

「所以我，點講呢……」他吃力地思考。「我同新一代的青年，有好多的……思想鴻溝。」

我努力點頭，於是程翔繼續說。「我不是想教唆他們這樣做（推翻中共），而是，我覺得這樣先至是對民族負責任的做法。如果你睇到共產黨咁（壞），我獨善其身，我獨立就可以不受你影響啦，非但政治上不可能，道德上我覺得都成問題。同埋，我真的覺得唔make sense囉。」

他重覆了許多遍，「唔make sense」。

「你明不明我意思呀？因為你七千萬廢柴黨員，壟斷了國家權力，造成生靈塗炭，因為一小撮人的政策失誤，令到我要放棄這個我有份的國家，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

我當然明白。但對這一代人來說，程翔的說法也未必make sense — 因為他們根本對中國沒感情，不但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更不認為這個國家我有份。

程翔嘆了深深的一口氣。

「唉，說到底，文字、語言、傳統……你鍾意好，唔鍾意好，這些都將你跟大的群體bind在一齊㗎嘛，你可以好唔鍾意這個群體，你見到他們，視之為蝗蟲。」他再倒抽一口氣。「但你……你感情上、理性上，能不能夠因此就出去講，我唔係中國人吖。我就覺得……」他止住了話。

「唔知呢，可能他們覺得，叫『我係香港人』就會理直氣壯，叫『我係中國人』就好彆扭。」我大力點頭。

他苦笑回應，「哈哈，我唔知喇……」

兩代編輯，一個敵人

訪問後，我們一同步往現在的學苑房，打算拿《學苑》的六十周年特刊（結果發現未印好）。

路上我問程翔，是否還記得當年學苑房的模樣。

「唔記得喇。」畢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只記得當年沒什麼人有興趣做《學苑》，「傾得投契就join㗎喇，你表現得積極一點，自然有人叫你揹莊㗎啦。」這，就是少年程翔當上副總編的原因。

當年，沒太多人願意為《學苑》工作，就連讀者，同樣不多。「影響力，講真不是太多。你白紙黑字record低那個時期的思想，六十年後睇返，你會覺得好重要，但當時來講，無人騷㗎。」但這並不代表它不重要。「它的重要性在於record低這段期間，學生一些尖銳的思想。」

程翔那一代人記錄的，是香港社會作為borrowed place的最後時刻，以及當年大學生的中國民族意識；這一代人記下的，則是在中共壓迫下，香港年輕人牽起的自決思潮。兩代人，或許基於社會背景、身分認同的差別，而有不一樣的思潮，但不容否認的是，他們所作出的記錄，都給香港歷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筆。

＊    ＊    ＊

終於走到了太古樓二樓。應門的，是今屆總編輯劉以正。看見眼前人，他明顯有點錯愕。「你係……程翔先生？」問得戰戰競競。

程翔微微點頭，然後問他拿了最受爭議的兩期《學苑》（《香港民主獨立》、《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回家細閱。

「任何社會裡，學生的思想都是最激進、最前衛的。如果學生都出不到前衛的思想呢，咁個社會就無希望。所以縱使我不一定同意那些觀點，但我不會去責備佢地囉。我亦都會理解他們為何會產生這些觀點，因為，說到底，導致大家有這些諗法，錯誤的，不是學生。」

程翔說起來，從沒一絲猶豫。

「錯誤的，是共產黨的執政。」

來自北方的寒風依然凜洌，但程翔的身影，巍峨依然。

文／亞裹

1984年，當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得如火如荼之際，《學苑》發表了「香港前途問題全民意見調查」，其中問卷的第一條題目如下（括號內數字為該選項的支持度）：

你基於甚麼原則去考慮香港主權誰屬？

A. 港人自決：由香港人自由決定。(33.7%)
B. 條約有效：由中英雙方從條約立場去決定。(5.2%)
C. 民族立場：香港主權一貫屬於中國。(33.1%)
D. 現實考慮：只要能保障現時的生活方式，毋須執著主權誰屬的問題。(28.0%)

— 1984《學苑》「香港前途問題全民意見調查」

民調結果，多少反映了當時大學生的政治立場 — 有的學生（尤其是學生會幹事會）基於民族主義，主張民主回歸；有的（如不少《學苑》人）堅拒主流意見，於是提出「港人自決」的口號，純粹宣示姿態；還有些學生，打正旗號，擁抱現實，認為只要生活不變，主權問題根本與我無干。

羅貴祥，1984年《學苑》文藝版編輯，該不記得當日自己填上哪一個答案。但今天回想，他至少可以肯定答案不是C。

「我一路都對民族主義有懷疑……你見到過去中國共產黨歷史，很多時候都借民族主義，成為你無得反抗的理由，去壓制許多不同的東西。」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以「我們都是中國人」為號召的民族立場，最終還是戰勝了異議。在中方許以一連串承諾後，香港終於走上回歸的路。

三十年後的今天，愈來愈多人驚覺，當日的承諾，原是一場毫不美麗的誤會，甚或騙局。已經當上了大學教授的羅貴祥，頗有同感。

「中國將香港當成邊疆地帶般處置，將香港的問題變得少數民族化。」近年專研中國少數民族的羅貴祥，有感而發。

所以，對於梁振英站出來抨撃《學苑》，他毫不意外。「中國的高官，尤其是新疆那些省委，慣咗係咁鬧，話自治區裡面有好多分離主義出現，要警惕呀，一點都不出奇喎！」

「我反而surprise佢咁遲先出來囉！」

一、「噏得就噏」的學生刊物

羅貴祥，現為浸大人文及創作系教授，他的辦公室，一如許多教授的房間，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書籍。當中最搶眼的一本，放在桌面，純白色的封面，印上「香港民族論」五個大字。

「梁振英未出來，我已經買了呢一本囉。」他微微一笑。「這幾年都在談民族論，所以我特別有興趣。」

特首一番話，羅貴祥不感意外，只是有點感慨。在他眼中，《學苑》從來都不太受社會，甚至港大同學關注。但正因如此，它能夠聚集一班「政治不正確」，甚至是言論「大逆不道」的學生，「他們一向都是『噏得就噏』啦！」

噏得就噏，看似語帶貶意，但同時又代表廣闊的，言論空間。

話說回頭，羅貴祥對《學苑》不算特別有感情。1984年，在港大文學院念二年級的他，加入《學苑》，「當年好罕見地有兩個閣對run，兩邊都爭人，我就被招攬。」

正式上任後，少年羅貴祥走進學苑房，發現裡面龍蛇混雜。「有人狂煲煙，有人在睡覺……《學苑》有些人好die hard，我們覺得他們直頭住在那兒，幾夜都有人在，當年無床咁誇張，但都有長排梳化，成日有人瞓。」還經常有人在讀新左派理論，像Jürgen Habermas。「大家鍾意吹水囉，睇了新左理論，就覺得自己好radical，可能實際我們無做過任何事，最多寫吓文章，發表一些言論。」

羅貴祥自覺有別。

他當年是典型的文藝青年，所有跟「文藝」有關的學生活動 — 無論文社、劇社，還是文學院幹事會 — 他都參與其中，而《學苑》只是芸芸活動中的其一。「唔覺得它可以走到出校園好遠、有任何影響力囉。」

也難怪，羅貴祥自中學時期開始，積極向文學雜誌投稿，目光早已在大社會，不在小校園。「那時我覺得，如果我真的要發揮言論……為何不投稿出面的文學雜誌？」但最後他還是走進《學苑》房，只為了「多一個平台可以寫」。

結果那一年，羅貴祥主理的《學苑》文藝版確實轉向「社會」。「文學不應該同社會無關，但當它跟社會有關時，亦不等於要被政治牽著鼻子走，一樣可以有強的實驗性、藝術性。」於是當年他向港大學生推介著作剛推出英譯版的米蘭昆德拉，「還有好些拉丁美洲的作家，當中許多現在已拿了諾貝爾獎。」

二、泛起漣漪的「香港前途」

1984年的香港，正值中英談判逐漸明朗化的時期。今天翻開1984年的《學苑》，我們會發現，除了逐漸轉向社會的文藝版、前述的「香港前途問題民意調查」，以及零星有關香港政制的立場書，基本上再沒什麼波瀾。

羅貴祥歸咎時代。

「成個世界環境都是新保守主義的年代，neo-liberalism，香港亦在這個經濟環境下得益。」他想起身邊的同代人。「（當年）香港讀大學的學生基本上是天之驕子啦，不用太擔心未來前途，搵唔搵到工。即使讀緊書，亦不覺得有財政上的困難，好容易搵補習呀，搵幾份補習已經支付到生活的費用，好少聽到complain。」他總結，「我們算是好privileged的一代。」

於是，民意調查中，有三成人打正旗號，服從現實。

也有三成學生擁護中國，支持回歸。「那時整體環境跟現在不同，中國present出來的image，不像現在那般高壓性，覺得有得傾，可能有轉變。」文藝青年羅貴祥有親身體會。「八十年代出了好多新一批的內地作家，阿城呀，韓少功呀，會來香港訪問。我們有機會接觸到，接觸完會覺得，咦中國真是不同了，很有希望喎。」他也有點改觀。

還有三十年後備受批評的「民主回歸論」。「當時香港都講緊，要自己有民主，然後透過香港式的民主影響返內地……當時好ambitious嘛，但這些可能只是fantasy，妙想天開咁覺得。」羅貴祥認同是過分樂觀。「反而少去思考自己制度上的不足，又或者深入去認識中國歷史的複雜性。」

至於當年的《學苑》人，既不願服從現實，又對民主回歸有所保留。「我們其實不太想到甚麼東西，無所作為，覺得自己無咩可以做到，除了齋噏，噏一些很fancy的東西。」比如是1983年提出的「五百萬人自決前途」論，甚至零星出現的「香港獨立論」。但這些論述，終歸翻不了波濤。「影響太小，甚至是無。所以咪由得你講囉，沒甚麼所謂。」

那麼，當年大學生提出過、天花亂墜的理論，又是否毫無意義？羅貴祥不同意。

「有些過去提出來的意見，有一段時間完全dead咗、subside咗、完全被人忘記咗，但到了一些關鍵的時刻、適合的時機，那些舊有、曾經諗過的思維呢，會走返轉頭，manifest in different form、modified version。所以我又不覺得八十年代大家諗過、提出過的東西，是廢話喎，可能只是在找一些適合的時機再出現。」

跟八十年代有關也好，無關也好，當日的激進想法，今天重新出現，甚至捲起了思潮。

三、觸動神經的民族主義

羅貴祥的書桌上，擺了《香港民族論》一書。對於「民族」兩字，他向來敏感。

中學時代，他讀中國歷史。「老師會用民族主義解釋哂以前咁多個朝代的歷史，當然好簡單，那時又比較容易被感召。但到大學時期，就開始懷疑這些想法。」於是他仔細一點讀歷史，然後驚覺，歷史上，民族主義經常被用作無可反抗的理由，壓制人民的行動。「中國以前動員都用了很多民族主義的口號啦，除了共產主義、世界主義，就是民族主義。」

因此，「民主回歸」才觸動他的神經。

「不覺得它可以justify哂所有嘢囉。已經幾十年活生生的例子，如果還要用民族主義來收歸香港……因為我係中國人，我已經是你的民族，我就代表了你去講，咁香港無得傾㗎喎！」

當然，時代不會就此停住腳步。八四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畫上九七大限。羅貴祥畢業後當過記者，讀過碩士，八九年的暑假過後，他遠赴美國讀書。

人在異地，他反而開始思考中國的種種。「因為在外國人眼中，無香港，只有中國。」而且是充滿stereotype，orientalism主導的「中國」。「所以在美國生活，不論是課堂上還是寫文章，都反而會站在一個幫中國defend的立場，覺得他們（外國人）根本睇不到中國的真實面貌。」那你自己又很認識嗎？我問他。「又不是，只是花了很多氣力在理論上去argue，自己對中國政治、歷史上的認識，是很不足夠。」羅貴祥坦承。

一直到了近年，羅貴祥才選擇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中國，反思民族。這個角度，名叫「邊緣」。

從邊緣的少數民族看中國，首先我們知道少數民族問題在中國現代歷程中絕不邊緣，甚至可以說對現代主權國家的建構絕對重要。正因為重要，中心對邊緣絕不會放任或袖手旁觀。歷史上我們看到中心對邊緣的參與和干預，要打造中心「理想的」邊緣，更甚地，自我想像或自我表現為邊緣。

— 羅貴祥《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邊緣」的視角》，收錄於《邊城對話》，彭麗君編

這幾年，羅貴祥醉心研究中國的少數民族，結果發現，所謂「民族」和「少數民族」，又或「中心」和「邊緣」，從來都是被定義、被建構的概念 — 而這，恰好呼應了他自大學時期以來，對民族主義的質疑。

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從中看見香港。

四、中央眼中的少數民族

置身「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被中央政府給予種種特惠優待，某程度上，其實是帝國歷史上邊陲政策的延續。北京政府逐漸加深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亦未有履行諾言實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本應享有的「高度自治」、讓香港開展民主化過程。所謂「自治」變為空言，骨子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沒有結構性的分別。

換言之，即使撇開中國歷史裡恆常的地方主義和族群政治不談，香港在中央眼裡，也可能是「另一種邊疆少數民族」。

— 羅貴祥《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邊緣」的視角》，收錄於《邊城對話》，彭麗君編

在羅貴祥眼中，中國以「民族主義」呼召香港回歸，但當到手後，又將香港視為邊疆的少數民族般看待。「你睇返傳統的中國，back to 清朝甚至更遠，對邊疆地方向來都用一種不同的方法去處理，所以嚴格來說，一國兩制並不是鄧小平發明的，而是早在清朝已經有。」毛澤東對西藏亦是如此。「他反而提出高度自治，當然我們知道是empty promise來的，at the end，但當時確是這樣提出，所以這套方法，不是共產黨發明啦一定，而是中國的中央政府處理邊陲地方的方法。」

就連今天中央對香港的種種「恩待」，也跟她對少數民族的處理，如出一轍。「你眼見中國現在的政策都是咁，比好多優惠少數民族，只是都無法子籠絡他們的心。」如此證明這套策略根本無效。「又或者有更大的力量，令這些economic incentive唔work囉。」羅貴祥分析。

他甚至認為這是中央一直以來的計劃，只是香港人無知無覺。「settler colonialism 其實中國做了很久啦，她最鍾意就是派漢人去西藏，去新疆，殖民嘛其實就是。香港都係啦，九七之後，單程證每日一百五十人，還未計優才、專才和投資移民，population policy其實跟對新疆、西藏，是沒分別喎。」只是現象變得愈發白熱化。「當香港提出不合作，甚至抗爭的姿勢，它更加變得白熱化囉，真的當你是新疆問題、西藏問題去處理囉。」

所以，羅貴祥才對梁振英抨撃《學苑》，毫不意外:「中國的高官，尤其是新疆那些省委，慣咗係咁鬧，話自治區裡面有好多分離主義出現，要警惕呀，一點都不出奇喎！」

話雖如此，羅貴祥也不同意《香港民族論》。「當然現在梁振英走出來打，你要同情這班人啦，但我都覺得這些言論是很有問題。」

他不擔心港獨，只憂慮重蹈覆轍。「如果香港只是想到一套重複中國的方法來對抗中國，我覺得好可悲囉。民族主義其實是一個dead end，你睇見中國民族主義所出現的效果，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政治藍圖。如果香港只是重覆中國這一套動員人的力量，其實不是一件樂觀的事。」

三十年來，羅貴祥對民族主義的質疑，從未缺少過。「（民族）只是一個想像的身分，這些想像其實亦都有壟斷性，將很多不同的聲音壓下來，本身亦有好大的排擠性……如果你走一條這樣的路線，對香港是否一件好事呢？」

在他眼中，香港人身分的特徵，正正是其包容性、曖昧性和flexibility。「所以探討問題是好的，但如果走上了這條窄路、老路，變成了鼓吹民族國家，以對抗另一個民族國家，這樣的話，對香港來說其實很可悲。」

＊    ＊    ＊

尾聲：香港西藏，一線之差

作為學者，羅貴祥的分析有如當頭棒喝。但我始終想多聽他作為普通香港人的所思所想。

「從未這樣想過。」他只是聳聳肩。「個人來說，（心情）其實都幾複雜……當然香港不可以同西藏人、新疆維吾爾族人比較。」因為香港仍有優勢在手。「你想一下，如果我們真是新疆、西藏，佔領運動一早已經封殺哂啦，他們做不到嘛，他們好多資金在香港，擔心利益受損，所以不可能做到那一步。」

他選擇審慎地樂觀。

「你話怎可能封殺香港的internet的訊息呢？現在做不到嘛。如果做到你估佢會唔做咩，一定做！新疆自從2009年uprising之後，有一年用不到internet，可以做到咁絕喎。」西藏亦然。「現在好多外國記者投訴，去北韓都容易過西藏。」至於香港，是情況險峻，又命懸一線。「正正知道佢做不到，所以我們相對上多點信心。」

香港特首與新疆省委、香港特區與少數民族……可能只是一線之差。

文／亞裹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多輪談判，雙方逐漸達成共識。同年12月19日，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於人民大會堂簽署正式《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命運，從此改寫。

如此大事，照道理應該在大學校園鬧得沸沸揚揚。翻開1983、1984兩年《學苑》，又確實讀到不少談論香港前途的文章，當中一篇名為《香港五百萬人自決前途》，更隱約有今天《學苑》編輯們所提倡，「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影子。

把文章影印下來，去找1984年《學苑》總編輯周華山博士。

「如果你問我當時在《學苑》做什麼，我真是答不了，真的沒印象。」甫見面，周華山就不諱言。我以為只是謙虛。

於是從背包裡掏出了一疊事前準備的影印本，有的是少年周華山寫的專欄文章，有的，則是當年《學苑》刊登，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政治評論。

怎料他還是搖頭。「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無咩感覺，講真的。」其中一張，寫著「周華山致評議會辭職信原文」。他瞥了一眼，微微一笑，又把文章全疊遞回。

「原來我辭過職？都不記得了……為什麼呢？」周華山一邊輕抓頭皮，一邊自言自語。「真的想不起。」

所謂「沸沸揚揚的香港前途問題」，又或是什麼「香港社會的歷史標杆柱」，對於周華山，以至同代的港大學生而言，可能只是一場事後回想式的，美麗誤會。

（一）洗腳教授

訪問約在灣仔一幢商業大廈進行。那個地方叫「自在社」，是周華山2006年創辦的組織，提倡「正能量」，提供一系列有關身、心靈健康的個人成長課程。

推門而進，偌大的房間就像一間舞蹈室：盡頭是一整排窗子，俯瞰灣仔街景；另一邊則是一幅鏡子牆，鏡前擺放了一疊疊椅子。「我們每晚都有活動的。」周華山笑容滿臉地介紹，然後遞上自己去年出版的著作《無我抗爭》。

封面是一幀黑白色的相片，周華山同樣滿臉笑容，卻在洗腳，一雙滿佈泥濘的腳。

外人恐怕很難想像，這個洗腳的人，曾經是大學教授。九十年代，周華山先後在理工與港大教書，專研性別與文化，著作一本接一本，其中《異性戀霸權》、《同志神學》、《同志論》等書，既是當年學術界走在最前的先鋒作品，又是此後本地文化及性別研究領域的經典。今天的新一代同運分子，許多都看周華山的書長大。

九十年代尾，出於好奇，他毅然走到雲南山區，在素有「女兒國」之稱的摩梭族生活了五年，回港後遇上他口中的高人，放下一切，專注修行，近年成立「自在社」，當上全職義工。

前男拔校長張灼祥的描述最貼切：「眼前的周華山，不再是當年意氣風發、在港大教授社會學與心理分析的周華山，也不是到雲南山區『女兒國』生活五年、寫出紮實研究的周華山。」

周華山當然沒有否認。「三十年前，搞《學苑》、搞社會運動、搞同志運動，我做了很多很多東西，沒錯是幫到好多人，是有價值的，我絕對無否定那些事，但做這些有價值的事同時，有一層呢，我從來無處理過的，就是……我的『自我』。」

也許正因為前半生過於「自我」，近年的周華山，才堅持提倡「無我」。

（二）歲月輕狂

他的「自我」，要由大學時期說起。

1981年，周華山入讀港大，本來打算讀經濟。「想賺錢嘛！上了幾堂之後悶到抽筋，不是太適合我。」於是開始接觸社會學和心理學，如獲至寶。「嘩！我成個世界係爆炸，真的很震撼，乜原來可以這樣去看事情的，好興奮好興奮，當時真的非常興奮。」現在回想，依然一臉雀躍。

找到志趣，周華山自然如魚得水，他說當年的自我，變得「超大」。「當然是不自覺的，特別我又串啦，識講嘢啦。」於是他開始周圍講talk，又一人分飾幾角（男女不拘）寫文章。「周圍BELI BALA，懶醒，所以好乞人憎的，但自己還不知道。享受很多特權、自由呀，感情上，等等等等。」像校園裡的明星嗎？我問他。

「不可以這樣說，只是以為自己好巴閉，好……」周華山顯得很尷尬。「其實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他搖搖頭，拒絕說下去。「我不想多講，這不是我現在認同的東西來的。」很明顯，這段個人歷史，他極欲刪去。「當然我很接納我有這些部分，無過去的我，無今日的我。正正因為我曾經這樣自我中心，先至有強大的力度想去修行，想去修心。」

翻開那些年的《學苑》，不難發現周華山的「舊我」。

上莊前的一年，他踴躍投稿，這邊廂以筆名「思嘉」撰文，從女性主義出發，探討大學生的性與愛；那邊廂用真名周華山寫文章，諷刺同代的典型大學生看來「認祖關社」，實質無料、乏味又現實，字裡行間，是憤世嫉俗，又是恥笑譏諷。

「轟轟烈烈的時代已經過去，80年代是無趣，苦悶和無癮的一代，連HKU也如此，U仔，去死吧！」

— 周華山《學苑》1983年

嬉笑怒罵的態度，恐怕是少年周華山張狂自我的明證。

又或是一個蒼白時代的明確反映。

少年周華山看不過眼，因為八十年代初的大學校園，以至《學苑》本身，都彌漫著一股「不問世事，自求多福」的氛圍。

不滿，可能因為有比較。周華山的兄長是港大學生，是七十年代尾的學運分子。「細個成日聽他講國粹派同社會派的鬥爭，令我覺得，『嘩！好fascinating！』到他1981年踏入港大校園，氣氛雖然褪色，但仍在。「還有很多認中關社的討論，要關心社會，關心人民，仲聽到這些passion。」過了一兩年，情況有變，大學生，以至《學苑》，不再火紅，開始啞色。「已經成個社會好現實，八十年代是香港飛黃騰達的時候，開始進入魚翅撈飯的階段。」他皺一皺眉，「（就算）關心社會，都帶住很多要成就呀、要威呀、要富裕的心態為主。」

「成個世界香港最好！邊度有香港咁好吖！」是周華山記憶中，當年大學生的所思所想。

（三）前途問題

1983年《學苑》，有一篇遊戲文章，名叫「十大HKU魅力男士選舉」。一如所料，周華山的大名，赫然在列。而在他上面，有另一個人名，叫「曾錫堯」。

「這是在稿源不足下，不知哪位編輯急就章的遊戲文章。」回答的人，正是文中的「曾錫堯」。他是1983年《學苑》總編輯，亦即周華山的上莊。今天，他已定居澳洲，生活寫意。

但人稱「曾堯」的他，仍然記得三十年前的事。「80年代香港經濟進入繁榮期，但前途不明、人心不安。」他同意周華山的說法。「一般港大學生都不愛談中國或香港問題，失去激情似乎有點誇張（從來沒有激情過），但變得更現實似乎說得通。」

曾錫堯形容，「由火紅走進現實」的氣氛，同樣體現於《學苑》：「那年頭，稿源持續不足，編輯每期都要以真名及筆名寫多篇文章。」1979年總編輯吳俊雄曾提過，他任內的《學苑》，每期收到數十份投稿，編委會動輒有幾十人。由吳口中的「數十份來稿」到曾錫堯任內的「稿源持續不足」，中間竟然只隔了四年時間。

整個港大校園的氛圍經已轉變，就如周華山當年所感受、所忿恨的。

但那時香港不是要面對前途問題談判嗎？大學生不可能不著緊吧？我問曾錫堯。

「學生會圈子的話，當然是傾向支持民主回歸。」但當年的學生跟今天的一樣，不願被代表，結果發生了「戴函事件」 — 82年底，港大學生會致函戴卓爾夫人，重申「中國擁有香港主權」、「港人民主治港」的立場。港大學生不服，於是召開千人大會，反對信件內容。

看似風雲變色？但曾錫堯又明言，主流的港大學生其實不願表態。「各種立場都有，但更多的，是大家都不願表態，覺得自己的意見、意願毫不重要，香港前途不在我手。談判一旦有結果，來之則安之。」他回憶。

那幾年的《學苑》人，則為了刊物的立場取態而爭論不休。一方面，他們在中英雙方的政治角力上，無所適從；但另一方面，監察學生會的職能又是《學苑》多年傳統，於是對於學生會的「民主回歸」取態，他們大加質疑：

「五百萬人的命運，竟然決定於兩個巨人的角力之下，這是一宗荒唐的買賣。我們只是一部機器，一件貨品，有誰會理睬我們的一聲異議？……
國家、民族，掛在我們的口中，不過是一些空泛的名詞。我不相信，更加不接受因為所謂「國家前途」、「民族利益」，便可以捐棄一己的尊嚴……
中國、英國，都不過是希望在我們身上，撈一些油水；但真正的主人是我們，五百萬人團結在一起的力量是我們的武器。」

—　編輯關永祥、洪逸生《香港五百萬人自決前途》，1983年9月號的《學苑》

這不是曾錫堯一屆編委會的一致立場（因為沒有），但多少反映了《學苑》對當時學生會，以至香港社會、知識分子主流取態的異議 — 道理，就如同今天《學苑》編輯們提倡「香港民族，命運自決」。

「但其實，那時這種來自『書生之見』刊物的民族自決論，並不特別令人覺得離經叛道，引起的反響也頗有限。」曾錫堯不忘補充。「該文除了在學運圈子引起短暫爭論外，同學沒看法（同學都不大看《學苑》），社會更沒有看法（社會大眾和傳媒也不大看《學苑》），基本上波瀾不興。」情況明顯迥然不同。

從曾錫堯手中接過《學苑》棒子的周華山，基本上同意。「當時有過一些討論，但我都已經好模糊。」他側起頭，用力回想。「都有人講過港獨，有人提出過，只是不成氣候。講之嘛！」

所謂的「香港前途問題」在當年的《學苑》，未算是一件天大般的事。今天回望1984年，多少像一廂情願式的一場美麗誤會。

（四）失憶現實

關於當年《學苑》的事，周華山說，自己甚麼都忘記了。「如果你問我當時在《學苑》做什麼，我真是答不了，真的沒印象。」

有《學苑》人憶述，周華山上任當年，罕有地出現「兩閣對撼」的情況，選舉後兩閣合而為一，結果矛盾頻生，總編輯在任期過了三分二的時候，以「自己根本不適合承擔總編的重任」為由，正式請辭。

就連這件大事，他也想不起。「真的不記得了。」他瞥了那封「請辭信」一眼，然後笑著說。

坦白說，我無法判斷，周華山究竟是真的失憶了，還是跟之前談到大學生涯的「自我」一樣，防衛機制啟動，不願再提 — 不過，這其實又有什麼所謂？至少我們現在能夠肯定，八十年代的大學歲月，對於今天的周華山來說，一點也不重要。

香港前途問題太沉重，巨人暗中角力，學生改變不了，於是當年自認關心社會的周華山，開始把視線轉到另一個層面的政治 — 性。多年來，他專研性別、性取向等議題，在大學教社會學、心理分析，並走在前線、身體力行，積極參與同志運動。

這個別人眼中的前衛學者，今天回想，覺得當時做的很多事，看似幫助了許多人，但說到底，其實是為了自我，「是achievement，還要是MY achievement，甚麼都是ME、ME、ME，裡面有一個big fat ego。」他自認當年的自己得到了許多「名利權色」，但不快樂。

當然，他只是芸芸香港人的其中一個。

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後，香港前途就此扳上圖釘。有人恐共移民，留下來的市民接受政治現實，同時設法令自己變得更加現實，擁抱自我，抓緊成就，然後跟香港社會一同起飛，走過六四的傷痛，跨越九七的恐懼，直至零三。

（五）自我修行

2003年，完成雲南女兒區田野研究回港的周華山，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一個出家人。他說，這是改變他一生的經歷。「一生遇過好多叻人，特別在大學教書，個個都教授，都是聰明的人……但我從未見過一個人的內心，這樣pure。」他形容自己內心深處被撃中，整個世界崩塌，猛然覺醒自己一輩子都以我為先，實情在自欺。

於是這個大學教授撇下正職，每日就跟著他口中的老師修行、修心。「日日聽他講嘢，每日只是行山、游水、打坐。跟住好快我發覺自己好快樂喎，無身分、無角色、無錢、無女，乜鬼都無，但同時我發現，咦，這體驗好正、好特別，好像一個BB，由零開始，重新學做人。」於是決心這樣過生活。「銀行仲有廿萬，可以過好簡單、好簡單的生活，住在阿媽度。」覆述自己「見證」的時候，周華山的樣子，依然很興奮。

無所事事兩年後，他決心求變。「有一日叮一聲，同師父講，我找到人生的出路呀，就是將修行跟學術嘢integrate，會幫到好多人架！」他師父未聽完，就盯著周華山。「華山，你仲未玩夠呀？你再係咁，會自殺的。」

他下詔罪己。「我又慢慢開始找另一個夢想去呃自己，其實又是證明我的價值。表面上在幫人，正如我三十年前搞學苑，搞社會運動，搞同志運動……幫到好多人，是有價值的，我絕對無否定那些事，但做這些有價值的事同時，有一層呢，我從來無處理過的，就是……我的『自我』。」一年後，他師父覺得他成熟了，重提舊事，於是周華山正式創辦「自在社」，將自我修行結合心靈治療，一直到了今天。

坦白說，像周華山這樣提倡個人修行、心靈成長的人，很容易給人「看破凡塵、不問政事」的印象。怎料訪問當日，周華山一邊拒絕多談自己的大學生涯、學苑歲月，一邊堅持發表對香港政局的看法。

梁振英抨撃《學苑》一事，他也有看法：「當時我覺得意外，好意外。我覺得這反映一個人的心理質素同埋恐懼感，他的內心、胸襟有幾闊、有幾狹窄。」談的當然是梁振英的胸襟。「只能夠盛載到一些自己友（的意見），這個是社會的悲哀。」

「統治者無朋友，這個是很罕有的，人類歷史上都不常見……當他（梁振英）做了一些大家不認同的事，幾乎無人會出來捍衛他，這個是好罕有、好罕有……亦說明了很多東西。這個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有怎樣的制度，就有怎樣的結果囉，欽點同普選的結果（分別），換掉特首亦都無解決到個問題，制度不變，只會搵到陳振英、李振英、何振英……」周華山連珠炮發。

因此，他為《學苑》被轟一事而忿忿不平。「絕大部分社會裡的大學生，都是在文化、藝術、思潮、創作方面行得比較前，是社會的寒暑表，反映到社會的活力、創造力，可以行得幾遠，個flexibility有幾大，個stretching可以有幾闊。而我哋連一班學生的學生報討論都要封殺、都要批評，其實是悲哀的。」

（六）無我社會

這些看法，是因為他曾任《學苑》總編輯嗎？「完全無關，我真的無甚感覺了。」周華山堅決否認。「我覺得關心政治，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整個社會的思潮，大家都被捲入去，我同政治是無法分割的。」

我不明白。一個專注修行的人，不是應該漠視世事紛擾，專注個人修為嗎？「修行不是跟社會政治脫節的。」周華山絕不同意。因為在他眼中，修行需要落實於社會層面：

「即使個人修行已經完滿，眾生仍每天面對痛苦煎熬。倘若我們漠視社會的不公義，就可能淪為幫兇，變相鞏固並強化不合理的社會壓迫制度。所以，修行人的慈悲大愛，需要落實到社會公共領域。」

— 周華山《無我抗爭》

因此他一直繼續關心政治，既欣賞佔領運動年輕人的付出，「真是拎條命出來」；又不時游說其他朋友，「真普選其實都幾好吖，你話係唔係？」他認為一切社會不公，「無論是紅隧塞車，抑或菠蘿包加價」，都是制度下的結果。「普選當然不是萬能，但選舉的價值，就是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必須有一個真正普選的機制，先可以確保這個精神能夠deliver到。」

修行需要關心社會，關心社會的人亦需要修行。「特別在現在風高浪急的政治環境下，人很容易變得很沮喪，或是很激烈。」周華山看到當中的隱憂。「如果我帶住憤怒去大叫，我要真普選！」他突然大叫。「無人會buy的，無人會聽到『普選』兩個字，大家只會覺得，華山你有好多情緒喎，他們會彈開的。」

「所以我很渴望『無我抗爭』，如果抗爭是帶住個『我』，帶住『ME、ME、ME』去抗爭，就死架喇，一定同你對立……行不通的。」

周華山繼續苦口婆心。「民主最重要不是個制度，而是生活上的精神，一種互相尊重，對diversity、difference的respect，甚至cherish。」

由1984到2003再到2015，周華山經過了由「超自我」到「無我」的心路歷程。香港社會，同樣走出回歸前的「政治冷感」，變成七一的「還政於民」、雨傘運動的「我要真普選」……下一步如何？

「這一刻我們未必看到政治前景，但只要我們繼續咁去，you never know。」

周華山始終，笑容滿臉。

文／亞裹

人生中有歡喜
難免亦常有淚
我哋大家　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總算是　歡笑多於唏歔

《獅子山下》，黃霑填詞

黃霑填詞、顧嘉煇作曲、羅文主唱的《獅子山下》，時至今日，成為了真正的不朽香江名句。議員高官，人人琅琅上口；販夫走卒，個個背誦如流；相信連討論港獨的《學苑》新一代編輯們也同意，這是「港歌」，一首真正屬於香港的歌。

但許多人或許不知道，在這首「港歌」於1979年面世以前，港台劇集《獅子山下》的片頭曲，一直是廣東小調《步步高》。

這支曲子，中國色彩濃厚，又不失跳脫活潑，頗能反映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社會的民心所向 — 那時候，所謂的「本土」、「同舟人」、「我哋大家」，根本尚未出現。

更鮮為人知的是，在《步步高》與《獅子山下》之間，原來還有一段短短的、空白的，過渡期。那一年，是1978，劇集的片頭曲，由廣東小調換成了顧嘉煇創作的《獅子山下》純音樂。樂曲一首，只有旋律，沒有歌詞。

「霑叔遲交稿，79年先至填詞落去。」在黃霑書房浸淫多年的吳俊雄，對於這一節故事，自然熟悉。

煇哥筆下，悠揚悅耳的旋律，多少洗掉了《步步高》的中國味。然而，在音符與音符之間，新的香港故事，那一刻尚未成形。

直至1979年。

那一年，霑叔用了五天時間，為《獅子山下》填上「不朽香江名句」。同年，鼻樑上架著一副大黑框眼鏡的吳俊雄，正式上任《學苑》總編輯。

「我想，我們當年就是站在這樣的一個，轉折點。」

是《獅子山下》的轉折點，也是《學苑》以至香港故事的，轉折點。

吳俊雄，筆名梁款，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專研香港流行文化多年，早年緊貼潮流，熱衷追星（曾經為了訪問星爺而買新iPod），近年他說自己「見光即倦」，視線逐漸由台前明星轉到幕後工匠，由潮流尖端轉到歷史轉折。

為此，他走入歌神band房，勾勒少年許冠傑的國文老師（陳耀南）、流行偶像（貓王），對他，以至香港流行文化的深遠影響；為此，他待在黃霑書房八年，執拾遺物，閱讀手稿，重新描繪飛仔黃湛森（又名黃霑）於深水埗桂林街一帶的張狂童年。吳俊雄說，由歷史入手去認識流行文化，比較有層次，一切就看得更加清楚。

我同意他的說法。所以這次訪問，我們照例由歷史轉折、少年時代談起。

不是黃霑，不是許冠傑，而是 — 吳俊雄的少年時代。

（一）兩股力量

1977年，鼻樑架著大黑框的少年吳俊雄，臉帶靦腆，站在香港大學的大門前。當年的他，只是一個喜歡讀書踢波的尋常中學生，眼鏡灰濛一片，眼前事物，都很模糊。三十多年後，吳俊雄仍戴黑框眼鏡，但鏡片早已變得清澄，一切都看得比較清楚。他發現，當年的懵懂身影背後，原來有兩股力量，正在交戰。

第一股力量，名叫「中國」。

「中五之前都少接觸這些東西，我們是一班打波的人，平時會睇小說，但不會看政治討論。到中六升中七的暑假，要搞一個關於中國的展覽。」當時他對中國毫無認識，只得找來一班華仁老鬼幫手，認識祖國。「慢慢就覺得史實不難理解，但背後的指導思想就一竅不通，於是這班師兄就教我們讀共產黨宣言，讀毛澤東思想，一堆左翼思潮的東西。」少年吳俊雄寫得一手好字，於是被推舉「罰抄」，把共產黨宣言的節錄，用針筆寫在stencil paper上面，然後再拿去印刷。「啲人話我寫字靚，其實是呃我的。」他笑瞇瞇地說。

另一股力量，名叫「香港」。

入大學前的兩三個月，正值暑假，吳俊雄閒來無事，跑去做義工，服務團體是（事後發現）大名鼎鼎的社區組織協會(SOCO)。開工第一天，他跟大隊走到觀塘小販區，當時葉錫恩議員正為小販請命。「結果我第一件job，無情情就是企出去揸咪，幫她做即場傳譯，好震撼。」自此，SOCO風吹在他身上。「落安置區、小販區，同議員見面，搞記者招待會……慢慢都接觸到。」這個廿歲少年，對香港社會，開始有肉緊的感覺。

「所以，入U的時候，有共產黨宣言在背後，亦有觀塘小販區在背後。」

可是，甫進港大，少年吳俊雄其實並不適應。不適，全因當年處於火紅年代尾聲的校園，同樣有兩股力量在對立 — 國粹派堅持「認中」，於是努力謄寫共產黨宣言，矢志為中國說盡好話；社會派不同意，認為香港社會才是當務之急，有識之士必須身體力行，聲援觀塘小販，扶助油麻地艇戶。

「兩班人會組閣，會對run，打正旗號，我是這邊，你是那邊。」新生們一邊苦練誅死敵對派系的仇恨眼神，一邊被學長老鬼們狂摸大腿，「一班前輩坐在你隔離係咁捽係咁捽，physically捽你大脾啦，思想上都會捽你想法。」吳俊雄抿著嘴，笑著說。

在這個「國粹派對社會派」的時代背景下，他步入港大校園，走進《學苑》房。

（二）學苑房的兩件事

當年的《學苑》房，位於港大圖書館旁的學生會大樓。整幢大樓，矮矮的，只有四層高，一層是飯堂，另一層是學生會幹事會、不同的學生會屬會，以及《學苑》的房間。大樓於八十年代尾拆卸並遷至校園西部前，一直是港大學生最愛流連的地方。「現在（港大）地鐵站那幅百年歷史的牆，都影到那幢building。」

吳俊雄最記得的，當然是學苑房。「間房大過現在swire（學苑房現址）那一間，房裡有個大窗，一打開可以望到走廊，出面有同學行來行去，我們就在裡面寫文。」關於這扇窗，吳俊雄還記起兩件事。

第一件，其實他不想記起。記起的，其實是趙來發。

到了七十年末期，經歷了多年高度政治化，愈來愈多學生對學生刊物的內容取向看法分歧 — 其實是不滿，在1979年在吳俊雄當總編輯的一年，常有學生把新出版的刊物擲回編輯部辦公室，以示對艱深的政治文章的抗議。

—  趙來發（已故文化人，80年《學苑》副總編輯）
《如果情色版事件在港大發生 》

「當時他（趙）就坐在窗邊，有同學一疊《學苑》咁扔回來，霍一聲，飛入來。」吳俊雄繪聲繪影，臉上又有幾分無辜。「都幾慘架，發生了這件事。我們辦報都想同學歡迎嘛，上莊時的口號都是『胸懷三千同學』。」結果同學卻以行動回應。

吳俊雄任總編輯的那十期《學苑》，我翻看過很多次。裡面的文章，用詞艱澀，理論繁多，篇篇大件頭。所以老實說，當年同學的心情，我完全明白。

總編輯竟也點頭同意。「有些重頭文章，例如學術版那些，就真是睇唔明……依家睇返都睇唔明。」他莞爾一笑。「今日唔敢睇返啦，覺得有些文章有種patronizing的語氣。」真的不看？「面紅囉，小時候做的東西，荒唐的事。」

放心，吳俊雄口中的荒唐，完全不是大家所想那回事。

那頂多是思想上的荒唐。「我們那屆提出一個最新的口號，叫『文化批判』。成個背景好馬克思主義，覺得社會表面昇平，裡面陰毒。」於是這班學生矢志批判「散播」陰毒的，意識形態。「有些理論工具，例如符號學，當年好興。我們完全唔識的，咁就抄哂啲嘢落去，批判流行文化。」

文化批判不過就是針對日常的文化意識、價值觀的問題，加以重新估量和審定。要追溯人們自己價值觀的根源，很可能是未經理性分析，仔細的反省而接納了，許多人為的現實卻被接受成為天然的、和絕對的，嚴重地阻礙人們的思考。

— 吳俊雄閣《再談「我們的話」》1979年1月《學苑》

結果當年的《學苑》文章，大部分思想左傾，不是「阿爾圖塞爾(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理論」，就是「馬古沙(Herbert Marcuse)如何打救世人」。

「完全脫離同學囉。因為文化批判好衰的，表面上就是流行文化，好接近民間脈搏的東西。但因為你要批判呢，少不免有點高高在上，我知你唔知，我見到你見唔到，所以等我話比你聽啦。」吳俊雄有點面紅。「普通同學睇到，唓！你有咩咁大把啫，捱唔住。」因此同學們善用窗口，反映民意，其實並不出奇。

這多少反映，《學苑》其實一直不是港大學生的好朋友，吳俊雄那代人的左翼思潮如是，梁繼平那代人的香港民族論也如是。「香港大學的學生都不是在想這些東西囉。（學苑）走得比較前，用一些比較認真的方法，寫出來。脫離群眾囉，但是一件好事來的。」吳俊雄比較兩代人，有此反思。

你可以取笑吳俊雄那一代《學苑》人讀死書，但又不得不承認，他們確實是一班真材實料的讀書人。吳俊雄在學苑房的另一記憶，正與「讀書」有關。

「最記得大家真是會拗嘢。拗之前的片段其實仲得意，三、四個人坐在房間無聲，面前都有本馬古沙的《一度空間人》(One-Dimensional Man)，不停間書。」吳俊雄一邊回憶，一邊大笑。「寂靜兩個鐘頭之後，大家就開始拗，『馬古沙呢套嘢在香港掂唔掂架？』」之後仲相約去訂書，當時好癲的……癲起來，香港（左翼思想）的書已經比我們睇哂喇，HKU bookstore同Swindon都唔得的，就向當時好紅的英國New Left Review……有個book club叫Verso，成個catalogue剔到滿哂。」

過一陣子，郵局就把這些書，裹成人一般大的郵包，扔進學苑房。「大家就好似聖誕節boxing day咁，嘩，馬古沙續集，嘩，阿當勞(Theodor W. Adorno)，好開心。跟住又寂靜三個鐘頭，不停間書。」吳俊雄雙眼發光，打趣道，「那些場面，係幾感人。」

「荒唐」和「感人」，就是當年學苑房的兩個標記。

學苑房的封塵記憶，事隔近四十年，吳俊雄仍然如數家珍。原因很簡單，當年的他，確實以此為家。

「那年基本上沒怎樣上堂，tutorial逢二進一，有一科到考試時去到門口，被老師捉住，『你係邊位，來代考架？』」吳俊雄笑得尷尬。「先生開的書單讀唔切，唯有拎自己睇開的阿爾圖塞爾頂住先。幸好我讀社會學，平日專題版、學術版的東西，都用得著。」讀書人始終是讀書人，同樣過關。「但就真是瞓身，差不多每日瞓醒就去學苑，夜晚就返屋企。」

（三）一九七九，轉向

回想最初，吳俊雄之所以入《學苑》，同樣因為那一股讀書風氣。

他自認「書蟲」，進大學時對能讓他「臭味相投」的學會，情有獨鍾，「例如是經已作古的現代思潮學會。」結果他在這學會認識了幾個有份辦《學苑》的師兄，後來再參加《學苑》迎新的沙灘BBQ，「覺得幾啱feel，班人除了燒嘢食，都會講理論。」於是身為新生的他，正式加入，先於「陸乃明閣」當專題版編輯，一年後自組「吳俊雄閣」，擔任總編輯。

1977 梁泰康
1978 陸乃明
1979 吳俊雄
1980 呂大樂

— 《學苑》歷任總編輯

怎樣的總編輯，就有怎樣的《學苑》。吳俊雄記得他前任兩位總編的脾性，更記得那幾屆的《學苑》，正在經歷怎樣的轉變。

「梁泰康莊比較多中國嘢，同當時的氣氛都有點關係……」他開始回憶。

「而陸乃明本身是一個『好香港』的人，不是那些熟讀中國歷史，一講就講三個鐘的人。」那一屆的編輯，大多對中國缺乏認識，因此根本無能力像學長一樣，從容探討大陸議題，立場亦因而被此前幾屆偏離中國，趨近香港。「我想我們有少少變，開始對香港事務關心比較多，可能大家都是由小販區行出來。」跟陸乃明一莊人共事過的吳俊雄，依然記憶猶新。

到1979年，他正式接了陸乃明的棒，上任總編輯。這個「中國 — 香港」轉向，開始愈來愈明顯。

先由「中國」談起。

（四）解不開的情意結

在國內不斷變動的前題下，在香港盲目的愛國、先設地否定香港社會制度，肯定國內社會建設，而不去探討兩者的社會本質，客觀上只構成一個麻醉作用，消極地馴服在現存香港的體制當中，真正的愛國意識也會被窒息而無從發展。所以學苑在加強認中的方向上，應要避免重犯這些錯誤。

— 吳俊雄閣《再談「我們的話」》1979年1月《學苑》

吳俊雄記得，他那一代人，對中國始終有種情意結。他任內的第一篇「社論」，大字標題「正確評價文革和毛澤東」，文章首句就是：「作為中國的一分子，我們都希望國家能夠富強壯大。」放在今天的大學校園，恐怕已被人打上「親共」標籤。

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這番舉動，已經算得上十分進步。畢竟，1976年的《學苑》封面，還是這樣的：

和這樣的：

吳俊雄則走了另一條路線。「有少少秉承了社會派那種看法，今日就會叫做『民主回歸』，即是對中國不會全盤否定。事後睇返，成班編輯其實都係廣義地愛國，譬如他們一有機會去旅行呢，會返鄉下、返大陸，一定唔會去歐洲。」除了因為窮，更因情意結作祟。「覺得人既然要旅行，梗係睇下黃河係點先啦！」

這份情緒，不是很矛盾嗎？我問吳俊雄。他笑一笑，然後搬出時任《學苑》專題版編輯呂大樂的親身經歷。

「呂大樂在學苑房差不多每日都講架喇，毛澤東過身那陣子，他曾經去過中國銀行門口憑弔，跟住人龍在旁觀，但一路睇一路睇，就覺得自己毫無感覺。」理性上，那代人覺得中國是「一件事」，「但其實又無人家口中的感覺，咩『見到毛澤東你會喊』，吓？真係唔喊喎，覺得好悶咋喎。」既關心又懷疑，對於中國，那一代大學生就抱持著，這樣的一份心情。

所以才有「正確評價文革和毛澤東」這種現在看來頗為「大中華膠」的路線。「毛澤東都死了，四人幫又倒了台，文革咁大件事，是否可以重新評價？可不可以挖返一些不好的東西出來講呢？但態度，就不是今日（大學生）呢隻囉，咩『中共係妖魔』，不是這種。」

怎樣不同？「抗拒的想法或者程度都有些不同。我們not so much係抗拒，反而是質疑的成分比較多，同埋大體上覺得，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政治命運擺脫不了，不可能行開，文化上甚至覺得要積極認識返中國。」吳俊雄強調，當年不是「抗拒」，而是「質疑」、「批判」，甚至「認識」。而今天的學生，「就算會『認識』，都是因為想睇吓怎樣更好地抗拒，主流個情緒都係咁。」

（五）本土意識未來臨

質疑中國，同時開始肉緊香港。

吳俊雄任內首期專題，叫DISCO MANIA，針對的，是當時香港社會的流行現象。「當時大家一齊舉手話，『我一定批判disco架，落去跳場舞先寫啦！」吳俊雄形容，當年血氣方剛的學苑編輯們，都喜歡這些貼身的本土題材。

此後，就連在學苑房出入的學生，也逐漸變得「香港」：「以往多些穿拖鞋，甚至唔著鞋，鬚又唔剃的同學，在學苑房流連。由我們那屆開始，多了『四正』少少的人，趙來發咁樣，好靚仔，好有活力的。」

這份「香港意識」的出現，既因為它貼近生活，亦源於這班呂大樂口中的第二代香港人，逐漸視香港為家。「當年是香港開始入黃金期的時候，麥理浩十年計劃的尾聲，公屋起咗喇，九年免費計劃剛剛來，反貪污捉葛柏之後廉署成立喇……一些好大的問題，你發現政府原來不是搞唔掂。」當然編輯們仍有很多的質疑。「依然有好多問題，始終覺得它是殖民地、殖民政府。」但終究是錦上添花式的評論。

慢慢在大學生群體散開的這股香港意識，跟今天的本土主義、民族論，甚至港獨論，不是有點相似嗎？我問吳俊雄。

他不同意。「當年我們沒有本土的概念，對眼前的香港事覺得肉緊、得意，於是入去批判或者欣賞，但就無包起成件事叫做『香港本土』，你可以叫佢做生活事、社會事，都得。」吳俊雄舉出同事江紹棋博士的同志研究：「50至70年代有同志運動，但是無『同志』個名，無這個label呢，你就不會將同志做的十件事加在一起。」同樣地，當年香港社會沒有「本土」標籤，「唔會將小販、房屋、電視劇加加埋埋一齊，話這個叫『本土香港的全部』。」

1978、1979年的香港，尚未成為「本土」。

「《獅子山下》首歌都未改，今日大家膾炙人口的羅文版本都未唱。」那時候的獅子山下，只有橫頭墈、老虎岩等徒置大廈，沒有「同舟人」、「我哋大家」、「不朽香江名句」，更沒有「我要真普選」的黃色直幅。

只有顧嘉煇的悠揚旋律。

「我們當年就是站在這樣的一個，轉折點。」吳俊雄像想通了什麼。

「我們由《步步高》行去純音樂，再去真是articulate到某種獅子山下的說法，其實只是三年間的事，我們剛剛站在那三年，陸乃明係小調，我就係煇哥的旋律，到呂大樂就真係『煇黃合璧』。」到82年香港前途問題被擺上談判桌，「慢慢有一種香港versus中國，命運是點樣點樣，那時『本土』先至形成，個label先形成。」

面對「本土」，兩代人的取態亦有所分別。

「譬如我當年廿歲，面對慢慢出現的『本土』，其實不太知是什麼來的，好含糊的一種感覺。」吳俊雄說。「今日的廿歲仔見到『本土』這個字，自動可以彈出三十條對『本土』的分析、想法，要什麼不要什麼，自覺好多。」

（六）繼任人

吳俊雄在《學苑》的繼任人，是呂大樂和趙來發。「兩個其實都是城市觀察者，平日唔讀書就會出旺角女人街睇招牌，然後樂此不疲地回來講返。」吳俊雄掛念趙來發。「他張張刀都利，畫畫又叻，同他傾計傾一日都傾唔完。但他很少講中國，很少講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好多講招牌、漫畫的筆法。」至於呂大樂，眾所周知，鍾情觀察香港社會。

兩人接任後，《學苑》的「本土化」於是來得更徹底。

「成個版面都很不同，好年青、好城市。題材都是香港入面微觀的事，以小講大……那種氣氛好強，真是（加強）對香港的探討、認識。」吳俊雄說。

事實上，連呂大樂自己，近年也曾回顧那一段《學苑》歷史（以及懷念趙來發的離去）。

上莊之前，我跟「發仔」詳談過要搞一份怎樣的學生報。當時的結論是從本土社會出發（所以誓死在5 月號不搞「五四運動」專題）、具備可讀性的學生雜誌……他（趙來發）在最後一期合刊裏寫了一篇 2萬字的〈太平之龜：香港1841-1980〉，香港百多年的歷史，娓娓道來。時為80 年代初，社會大眾對本土社會、歷史、文化的注意仍然十分有限。他能夠寫出那兩篇很有氣勢的文章，殊不簡單。

— 呂大樂《那年，1978》刊於《明報》2009-01-19

現在重新翻開那一年《學苑》，會發現這種「香港人盤點香港事」的取向，甚是明顯。而這一年的編採路向，同樣奠定了八十年代下來的《學苑》風格。

獅子山下的香港故事，由此開始。

（七）轉折後，巨輪流轉

時代巨輪繼續轉。

1981年，吳俊雄於港大社會學系畢業，選擇留校讀碩士，研究題目竟然棄香港，取中國，做The labour process and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China，「認認真真做學術的時候，唔會做香港的電視囉，而是義正詞嚴，研究中國工人當家作主。」吳俊雄回想。「想處理中國前途問題，多過諗香港九七時會點。」

初衷偉大，但過程處處碰壁。吳俊雄帶著美好的期盼北上神州，卻發現祖國不如他所想般自由，「以前覺得會做到一些事，那次是第一次覺得，原來在中國，有些事是做不了。」之後他遠赴英國讀博士，然後回港教書，做研究。自此，再無提及「內地」，反而愈發「本土」，苦心鑽研普及文化，報答大眾媒體奶水，跟叮噹、木村拓哉、周星馳、許冠傑、黃霑交朋友，直到今天。

正當吳俊雄北上大陸工廠，研究「中國前途問題」之時，戴卓爾夫人就在人民大會堂外跌了一跤，「香港前途問題」正式被擺上官方議事桌，以及百姓茶几上。

當年，就連黃霑 — 這個看起來只懂風花雪月的「fussy佬」 — 那一兩年也開始在報章專欄有意識地、全天候地談中英聯合聲明，評論民主政制。這是黃霑書房主理人吳俊雄近年翻揭舊報紙的發現。

之後的事，我們都心知肚明。香港社會的歷史軸線，刻上一個又一個轉折點：聯合聲明，八九六四，九七回歸，零三七一。時代巨輪轉完又轉。

《獅子山下》一曲同樣歷經轉折，由電視機喇叭傳出的家傳戶曉主題曲，變成官員離地唱出的「不朽香江名句」，最後傳入夏愨道街頭，萬人合唱，黑衣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

（八）二零一五，香港

《學苑》同樣走過蜿蜒曲折的路。告別火紅七十和香港八十，它開始跌跌宕宕，陷入低潮，直至最近幾年。

就連平日在港大校園行走的吳俊雄，幾乎也忘掉這刊物，「有段時間好像在有出與無出之間，看起來不是太認真去搞份報紙，是有點洩氣。」這位大師兄慨嘆。

直至這一兩年，情況有變。「你真的要sit up，似樣喎。文章大件頭，紮實咗，有紋有路。」吳俊雄不盡同意所有觀點。「但在公在私都要睇啦，譬如我上堂還在教這些東西。他們用的參考資料，我們教書都不夠他看得快。我有時見到，呀，呢個參考都幾好喎，可以用在Nationalism那一堂。」他欣賞他們的認真。

以及自覺。「我記得以前我們就是將書搬落去（文章），通常八成係書（的理論），兩成講香港。」著吳俊雄比較兩代人的寫作。「他們現在第一件事就是眼前發生了一些事，要想想怎樣分析，『遇到這難題可不可以借Hobsbawn來幫幫手』，個出發點有點不同。」上一代探討理論，這代人借助理論來表達觀點。

「還有，他們的社會感好強。好多東西都是從運動裡面反彈回來，好lively，不是閉門造車。」吳俊雄那代人，處於火紅年代的尾聲，參與過的社會運動，不是金禧事件，就是艇戶事件，不算大事。「但這一兩年的香港，每日都是急風驟雨，無論是在街上佔領，抑或在傳媒上旁觀……in movement的感覺都比當時（七十年代）的文章強。」

亦因如此，梁振英才會出手（或口），抨撃《學苑》，殺一儆百。

作為《學苑》大師兄，吳俊雄心情如何？我追問。結果，他沉默了許久。

然後徐徐吐出一組又一組詞語：「奇怪啦，唔贊成啦，過分啦……」然後又是沉默。

「事後睇返一連串的東西，真是好像寫了劇本一樣，政府是有心做這件事，這個（整頓學苑）是第一步，第二步對陳文敏，第三步是什麼，就不知道。」

他沮喪。

「道理只是很簡單，《學苑》一班脫離群眾的同學去討論一個題目，無論如何都不至於被批評囉，尤其是施政報告。這件事出哂位，但個政治形勢就係咁。大家可以赤膊上陣，一些所謂潛在的規矩都不用理，什麼叫得體，什麼叫適合，都不理……這只是一種鬥爭策略底下發生的事。」

「唔鍾意見到咁。」這一句，吳俊雄說得最為斬釘截鐵。

（九）尾聲，我們想起霑叔

訪問尾聲，因為獅子山下，我們又談起黃霑。

吳俊雄跟黃霑亦師亦友，霑叔生前在港大讀博士，專程旁聽吳俊雄的「香港普及文化」學科，還堅持坐第一排，不時舉手發問。課堂以外，二人不時聚首，到飯堂吃雞翼，黃霑請教吳博士文化理論，吳俊雄從霑叔口中得知香港流行文化工業的種種。

直至黃霑零四年去世。吳俊雄受黃家所託，走入書房，結果發現寶藏、黑盒，還有一個事實 — 原來黃霑也當過《學苑》編輯，時為1961年。

你之前沒有跟他相認嗎？我禁不住問。

「對住張相講囉。」他苦笑。「原來大家都係《學苑》的。」眼神裡，好像有幾分遺憾。

然後，我把視線移向吳俊雄的書桌，桌面是一塊玻璃，裡面夾著黃霑書桌的top-shot相片。乍看來，不同時空的兩張書桌，彷彿合而為一。

獅子山下的香港故事注定在轉，但一代與一代學苑人之間，隱約有種精神，在傳承。

黃霑到吳俊雄如是，第二代人到被時代選中的這一代，也如是。

文／亞裹

1989 年 6 月 4 日後發刊的首份《學苑》題為「駐足篇」，卷首編者話由一個署名「袁家利」的人撰寫。他是當年《學苑》的副總編輯。

26 年後，這代大學生如今多已不知「袁家利」是誰。屈指一算，1989 年他們還未出生。對於這件夢魘一般的事，這代人只能透過前人述說去了解。負責出版《學苑六十》的袁源隆在翻看「駐足篇」之際，本以為會讀到許多用血淚寫下的悲慟文字，結果卻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幾乎沒有。之後幾年的《學苑》也是。除了寥寥數筆或偶有提及之外，幾乎沒有關於六四的長篇論述與反思。

「我看的時候特別缺乏時代感，好像六四沒有發生過一樣。」袁源隆說。

或許是當時的學生太過傷痛，反應不過來吧，他如是想。後來袁源隆始從潘小濤（1992 年編輯）口中得知，1989 後大量學生轉向犬儒，不理時政，因此《學苑》才會缺乏對六四的深究。

袁家利在「駐足篇」寫的編者話題為「行行重行行」，內容是檢討《學苑》出版狀況。旁邊配一張正方形的照片，上面有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他們在微笑，看來笑得非常開心。Caption 是：「請大家幫都幫幫忙，多投稿啦！」隻字未提六四。

袁家利的筆名，叫易天。

＊　＊　＊

沒有很多人知道袁家利，卻大家都認得袁易天。他是香港少數資深農夫之一，18 年來提倡有機耕作，現在是馬寶寶社區農場成員及導師，就在上水馬屎埔村居住。我有一個朋友是他徒弟，尊稱他師父，因此我也叫袁易天「師父」。

訪問那天，師父一如以往起得很早。我推門進農場卻不見他，只聽到噹啷噹啷的聲響，原來他正在廚房煮麵。

他身穿一件襯衣，一條布褲，外面掛一件綠色大褸，沒有多餘的修飾，好像農夫就該這樣，一派樸實氣。

但是在 1989 那年，他在《學苑》 soc 房過的可說是不無荒唐的生活。許多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會與野狗展開一場場追逐戰，然後逃到《學苑》 soc 房樓下。「方樹泉文娛中心」的大門早已鎖住，他就自 soc 房破爛的窗戶攀爬而入，徹夜與莊友談哲學、批判自己、批判社會、貼版植字，一邊抽煙一邊寫作。

當然也經常喝酒，而且喝醉，喝醉了就吐，吐完就睡。

袁易天不得不喝酒，因為他失眠得厲害。

「那幾年大學生活過得最辛苦。」他說。

卻不是出於甚麼悲天憫人的理由，而是因為「把自己煎皮拆骨」拆得太厲害。

入大學前，袁易天自稱為一舊有道德操守的飯。「而這些道德操守是很有問題的。」甚麼問題？比如說，反對同性戀，認為男女間不宜有婚前性行為。

他笑了笑：「我是一個好保守好懵的人。」

因為愛好文學，讀的也是比較文學，以為《學苑》就是搞文學創作，因此加入。

在那只有二十幾人參與的迎新營中，卻驚覺前輩們沒有談詩論賦，反而老在質疑價值觀。你質我，我質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他們就問你為甚麼信神。如果你不撐同性戀，他們就問你為甚麼反感。後來袁易天明白，前輩不是想強逼人不信耶穌或支持同性戀，只是想這些新人知道自己在想甚麼。批判與思考，才是《學苑》要做的事。

「就是這種討論把你煎皮拆骨。如果你願意思想，面對自己，這會讓你散掉。」他說。

打從一開始，袁易天就不是深度介入社會政治的人。較之於搞學運，他更願意思考自己的東西。他會問，自己怎樣生活；或者是否支持或批判某種價值觀；或者人生在世，所為何事；當個大學生，又是所為何事？

上莊的第一期名為「仰首篇」，他在這期寫了一篇文章，題為〈 港大是個養雞場 〉，批評大學生的膚淺。文章右上角是四個字：「明德．怪物」。

從前有人對我說港大是個養雞的地方，他說每當我們到餐廳進午飯或晚飯時，不妨買一碟雞飯，悼念我們的同胞。我不明所以。他解釋說港大的學生都「好雞」，不學無術。那些戴著四方帽在學園留影的腦袋，通常可分成三等級，比較可喜的是人頭裡供養著一個豬腦，但通常情形腦袋只不過是一個硬殼的草包，當然是差勁的第三級便是脊椎骨頂端撐起一個梳得滑溜的頭，這顆頭的裝飾費很昂貴，因為要掩飾裡面的空虛。他最後補充說在港大找一個真正的有識之士，其困難程度等於企圖令那些自以為高貴的大學生，認識自己的膚淺。

「我們很少說要創造歷史或者要推動甚麼。」他說。「現在人們常說大學生迷失，其實當年也不見得多有主見。」

第二期，「急行篇」。六四還未至，但胡耀邦已逝世，數十萬學生已聚集於天安門廣場。學生不知道在前面等待他們的，是機關槍和坦克車。學聯赴京支持北京學運學生但被香港報章冷待，《經濟日報》直叫學聯「早抖啦」。

袁易天這期撰下〈 最後關頭，始言戰鬥 〉，慨嘆社會對香港大學生要求過高，而學生畢竟是學生，在社會議題如基本法起草的問題上，一點沒有話語權。

字裡行間，是一股瀰漫在當時整個學界的無力感：

我們不能反英帝了，因為我們只有一個久延殘喘的香港政府，跟著的十年還是要借助的。反親英也毫無意義了，因為人人都親中了！反共黨，反親中？我們反些甚麼？不能反了，因為香港搞不成獨立。以後我們與大陸同胞都是一家人了，難道還要睜著眼珠對抗嗎？搞協商、搞共識算是親中了吧！以後的學運，會不會從今天鄙視政客與大陸大談共識，而到頭來我們也要來一套共識呢？

學運的確未死，但似一隻盲眼而承著重擔的瞎驢在喘息，迷惑、弄得遍體鱗傷卻毫無前景。

如果說，六四讓一整代大陸學生感到無力；那早在六四之前，這股無力感已經像麻醉氣體那樣深深滲入那一代香港學生之中。他們感到無力，是因為意識到香港在自身未來的問題上全無話事權。

我們談到現在《學苑》港獨論的時候，袁易天淡然笑了一下，道：「好正常。」

因為，這話題在他的那個年代早已經談過。「九十年代最猛烈的毒藥是：藏獨、港獨、台獨。」26 年後的今日，他還記得大學生的自己寫過這一句。

卻無論怎樣談港獨，也沒有一點意義。中國固然渴望香港回歸，不願涉足港獨問題；英國政府直把香港當做政治籌碼，也沒有把這籌碼丟掉的意思；就連泛民也因為中國情意結，迴避港獨的想法。

港獨無人說，說也無人理。

「我們不是不關心那件事（六四），只是會花更多時間處理自己的事情。」袁易天回想道。

他們無力地走向第三期。這就是六四事件後的那一期。在這期「駐足篇」，袁易天除了在編者話喊「我無稿呀稿呀稿」之外，還寫了首詩。

〈 斷腿男人 〉

磚頭　啲──啲──嗒──嗒──
著長安街慢慢敲過來。
啲──嗒──啲──啲──。
於是有個男人，
用手走到寂寞的英雄紀念碑前──
默默無言。
彷彿──
看到很多年青臉孔，
和他的一雙腿。

六四之前，袁易天每日落街，示威，從北角走到港大，沿著電車路，來回。六月二日他生病了，不能再走，在 mini（mini hall，幾個學生夾租的宿舍）臥病在床。六月三日晚上，他聽著收音機說解放軍人城清場，半夜驚醒，想丟爛收音機，卻累得連這樣的力氣也沒有。

「我就是這樣經歷入城一刻的。」袁易天稍頓，又道：「好戇居。」

袁木說六四無死過人，袁易天和他的朋友們痛罵；李鵬上電視，他們說「一睇個樣就知到佢係奸」；鄧小平六四後首次現身是在事件發生五天後。起初他們以為他是忠的，但聽他叫六四喪生的解放軍為烈士，又覺得失望、被出賣。

「就連親共左派都失晒望。」

他們就這樣在無力的憤怒中，渡過一日一日。

半年後，東歐變天，共產政權相繼倒台，羅馬尼亞獨裁者被推翻、被逮捕、被處決。喝醉酒的袁易天在港大裡面高喊「打倒壽西斯古！」可是沒有人理他。當然沒有。

六四後刊的那期「駐足篇」，封面是一個骯髒，頹圮的民主女神像。那是 6 月 18 日由香港藝術界合力仿製的民主女神像，也是香港豎立起的第一座民主女神像。悼念活動結束後，女神像沒有地方安放，只好拆件放在黃克競樓對面、潮商學校旁邊一個丟空、放置雜物的課室。袁易天和他的莊友給它拍了照，做成了封面。他說，這很能反映當時香港社會的心態。

他們莊最後一期，叫求救期。政治也好《學苑》也罷，因為求救無援，所以求尻其。封面是四個明星的照片，好像暗示了《學苑》和學生思潮從這一年開始轉向。從此，《學苑》愈來愈多講文化、講校園、講生活，那種硬橋硬馬的時政討論，買少見少。

六四後，中共招安，在香港大派糖果，上層社會很快就恢復恐怖的安寧，繼續做他們的生意賺他們的錢。畢業後的袁易天賣過中藥，當過綠田園農莊經理，做過《華南經濟》編輯。做了一兩年，一方面覺得自己的知識與分析力已經用盡，另一方面又厭惡「連釣魚雜誌都要放個靚女先賣錢」的傳媒生態，就不想再幹。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袁易天則在粉嶺鶴藪找來一塊農地，也回歸了他的田園生活。他一家本來就是務農的，父親是傳統農夫，袁易天自小便已落田幫忙。他只是做回自己的老本行而已。

如今為人所識的，是那個頭髮黑白相間，皮膚粗糙黝黑的袁易天。很少人知道他學生時代的事。

作為記者，我還是對他做過傳媒這件事比較在意。「難道沒有像是使命感的東西嗎？」我問。

他思忖少頃，道：「倒沒有，真係無乜立場。當然我自己有自己的道德基準，但對他人不特別有要求。」

對袁易天來說，政治討論有時會太過狹隘，講綠色生活卻也可以是另一種道德承擔。《學苑》的訓練，讓他從政治層面上的民主，反思到箇中更加生活化的意義。

「怎樣才叫民主？大家都講民主，但原來很多人生活上沒有這種價值觀。你常會聽到人說：『女人唔好講嘢』，這時候我就會很氣憤。原來民主只是純粹一個政治口號，叫就叫『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實際生活卻不是這樣。」

「做《學苑》最大得著，是自己意識型態的釐清。」袁師父啜一口清淡的素麵。

說起來他預科開始取筆名易天，不是因為想要改變天命，而是因為喜歡白居易字樂天，故各取一字，取名袁易天。

我跟他坦白說，有人會稱他這一代為犬儒。

他說他不認同。

「犬儒這個字不是這樣用的。」他道。「我所理解的犬儒，意思是你因為無力，自己找些理由把現實政治的不公義合理化。」

然而他堅決拒絕把不公義合理化。他不欲也無法抹去六四的記憶。當日走過的電車路，臥病在床的時間，想丟爛收音機的心情，早已融入在他的細胞裡，化成袁易天生命不可割離的一部份。在那以後，他生活的每個細節，對社會對事物的每種態度，無不背負著目睹過共產黨之惡的經驗。六四過後，他和他的朋友回到營營役役的日常生活裡去，但在每一年的六月四日，在維多利亞公園，大家總會打個招呼。不用講太多，已經對彼此的情感了然於心。當這一代人開始有反六四晚會大台的說法，袁易天直言：「其實我對大台都無乜感情。」

重要的從來不是大台，而是再次互相提醒：

我們未敢忘記。

文／楊天帥

【五代學苑人】專題系列（前篇按此）

（一）命運選中的孩子

對於為中國而驕傲這個問題，有人說內地人、香港人是同胞，國內舉辦了這場世界盛事，大家也有面子，中國人再不會被小看了；也有人指出，鼓勵國人支持奧運會，灌輸為民族而驕傲的思想，只是政治家的手段，以增加國家的向心力，維持統治的穩定......

── 《北京奧運的「成功」》，EGO，《學苑》2008年10月號

這期《學苑》發刊的時候，梁繼平讀中三。若北京奧運確實是「政治家的手段」，「維持統治的穩定」，那它最少對梁繼平來說，是成功了。

北京奧運的電視畫面通過雙眼嵌進梁繼平的腦袋，讓他感到驕傲 ── 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當時還沒有人叫大陸自由行做蝗蟲，包括梁繼平在內的許多香港人還以為 2012 年會有普選。「那是一段蜜月期。」梁繼平說。這段期間，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梁繼平都只不過是一個極普通的學生。黑黑實實，喜歡打籃球，打大前鋒，進攻時專責搶籃板，回防時向隊友喊「左邊左邊！」「右邊右邊！」

梁繼平享受打波的時刻。

許多年以後他將會入讀港大，忙讀書、忙學苑，打波變「月經」，一個月一次；最後成為「年經」，一年一次。梁繼平說：「因為讀書真係忙。依家體質瘦削好多，長跑都會喘氣。」

「不過我都唔係好老啫。廿一歲，會練得返嘅。」

家住將軍澳公屋，爸爸媽媽管束比較自由但不是超級自由，對政治則一竅不通。梁繼平在寶琳迦密主恩中學讀書，校風好成績不錯但不是超級名校，專出像綿羊那樣純品的學生，梁繼平也是其中之一。性格開朗，會照顧人，但面對名校生則不敢說話 ── 便是這種普通學生。

高中做學生會培養出對社會公義的理想，但不是義無反顧。那個年頭熱衷政治的畢業生都視中大政政系（政治及公共行政）為不二之選，但梁繼平在 JUPAS 中把它排第二，在港大 GLAW (Government and Law) 之後。後者要求比前者高得多。

「有少少實際考慮。見成績幾好就讀 law，舖個前途。」

當時已經在港大讀法律的學生之一，是時任《學苑》總編輯謝智浩。梁繼平早於中學時代已在一些青年領袖活動中認識他。2012年，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和評議會主席譚振聲被指行徑赤化，操控新一屆學生會選舉選情。以謝智浩、周永康、楊振東為首的《學苑》創辦即時新聞、發號外，奮力用筆尖反抗。

其時在考 DSE 的梁繼平是讀者之一，「食住花生追新聞」。

「當時無乜人好關心件事，大家會覺得唔好太陰謀論。只有《學苑》追住報道佢哋嘅濫權問題。」

在梁繼平心目中，謝智浩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學生，而《學苑》則是一份自由、敏銳的刊物。

後來 DSE 結果發表。梁繼平考得不錯，31分，雖然不是超級好，但已經夠入 GLAW 。入到校門，卻竟後悔了，悔恨自己為何不選中大。他以為讀 GLAW，同學會有好多政治 debate ，後來才知道，那種在明山秀水下討論人文哲學的夢，叫中大情意結。

他覺得，港大好侷促。

「所以人哋話港大人好 blue blood，用 mac 機飲 Starbucks。」他說。

「入到《學苑》先搵到自己歸宿。」

梁繼平欣賞《學苑》沒有傳統規範和枷鎖，既沒有老鬼干預，又不會 dem cheers。

「我天生對那些形式化的東西沒有好感。都唔係反群體，只係唔鍾意。」

在傾莊會認識王俊杰、李啟迪等莊友，談民主，談六四，覺得一拍即合，決意競選總編輯席位。說起來他們起初還有過≪學苑≫是否應該更符合大眾口味的討論；又會想，《學苑》是否不應該騎劫同學的政治觀點。

「開莊時有這樣幻想過，寫寫下就理鬼得佢。」梁繼平擺手道。「因為你唔寫就無人寫。其他大學沒有這個氣氛。」

Mock Cam （Mock campaign，新莊競選時的內部諮詢會）時，許多屆《學苑》編輯都是台下坐上客。上莊謝智浩自然是其中一人。他覺得梁繼平的團隊文筆不俗，又有社會觸角，應該可以幹出不錯的成績來。

而那位2008年時做過「北京奧運」報道的《學苑》總編輯成曉宜，雖然已經畢業，卻也有特意回去看望後輩。與台上的梁繼平交流過後，她覺得這個新任總編輯是聰明的。思路清晰，談話也有內容。

「那時候我已經 foresee 到這一屆會有大事。」成曉宜事後回憶道。「又有政改，又有佔中，好多大 topic 黎緊。」

她對梁繼平一行人語重心長：這一年對香港而言將會是關鍵，你們要思考自己在這大思潮下的位置。

「他們是命運選中的孩子。」她說。

（二）激進是政見 溫和是態度

約好下午三點在港大碰面，梁繼平兩點四十五分就到了。對這個人，你的印象很難不好。他就連跟我用 whatsapp 通訊，也會加個「請」字。「請問你可以來港大嗎」、「請問你係咪係 main library」。當然你會說，不就是一個「請」字而已，有甚麼大不了。當然沒甚麼大不了，又不是「請」你食飯。

可是這讓你感受到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尊重，這很重要。

我們在大學圖書館旁邊 Starbucks 一隅落坐。店內很擠，一個女生想坐我們旁邊的位置，見我煞有介事在桌面攤出筆記本錄音筆，卻又猶豫，不知是否方便。

「你坐、你坐。」梁繼平連忙欠身道，他說的是普通話。她是一個內地生。

打開買來的三文治之前，梁繼平先祈禱。

看他的文章高調談港獨（或最少，談港獨的可能），我一度幻想梁繼平是一個思想激進火氣大的人。然而他不是，我們談「淺黃絲」（就是說，支持民主但僅限於遊遊行，唱唱歌的人），以為他會像許多右翼那樣罵他們「港豬」，但他說，政治運動光譜總有路線不同。談雨傘運動，他認同衝擊，但也不反對只願靜坐的人。

「有人寫文去鞭撻淺黃絲，這個 ok，但你要比個階段佢哋成長嘛。」

最近港大鬧退聯。有學生批評學聯在雨傘運動表現差劣，對此梁繼平也同意，例如升級行動舉棋不定，上京決策奇奇怪怪。「但你話嘞，周永康又大得你幾歲呢，要 take up 成個運動好辛苦，做錯決策係可以原諒。」因此他沒有參與退聯運動，但如果「退出學聯試下其他方法」，又「都無壞嘅」。

人人笑陳雲自從《香港城邦論》之後，愈來愈騎呢，幾乎要把他當怪人看，梁繼平卻也幫他說項：「他是民俗學背景，所以喜歡從文化傳統、祭祀神靈那些東西入手，思維異於常人也不出奇。」然後再補一句：「講正經嘢，又無人理佢呢。」

副總編王俊杰說他是「包容撚」，婦人之仁。

較之於梁繼平，王俊杰的筆鋒確實火爆得多。在《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一期，他的文章《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有寫道：

「民主黨從來都不是甚麼硬骨頭，只是人皆可侮的賤骨頭，而與其三位一體的教怯及支聯會亦是賤骨頭！」

又有：

「三位一體的支、教、民霸權早已散發出惡臭，遭受淘汰乃大勢所趨，畢竟年青一代並非全都是心眼俱盲的港豬。」

後來文章集結成《香港民族論》一書卻沒有了這些字，原來梁繼平建議他把辛辣詞句都刪去，「討論要理性點」。

溫和的性格，與他的中學不無關係。梁繼平說，母校其實很少出讀政治或法律的人，因為整個校風都傾向溫順，不那麼有批判性。他的家人也不是極有主見一類。梁繼平要讀政治，父母不反對。

「叫我唔好做黃之鋒，唔好上電視就得。」

可如今已經上電視了吧！我想。

「因為講港獨主要是王俊杰和李啟迪，所以爸爸媽媽會 identify 這是我莊友的主張。那麼我就可以把所有責任推給他們。我話，無呀！我寫綜緩咋！」他在《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一期文章題目是《綜援撤限爭議與本土政治共同體》。綜援當然只是引旨，本土政治共同體才是真心。

《香港民族論》發行之後，梁繼平特別送了一本給媽媽，說：「阿媽，我出咗本書。」

梁媽媽：「咁叻呀！啲嘢反唔反共架？」

「唔反架。」

梁媽媽很開心：「咁我拎幾本比親戚睇啦。」

「阿媽，唔好呀，唔好呀！」

後來梁繼平想，正是因為自己溫和，才多多少少擔當到老總的位置。他說，這支莊的特色就是有性格，遇事即起扛。「我無莊友文筆咁靚，critical thinking 未必有他們咁好。我做老總，就調和一下，少惹事端，收下大家火。」他愉快地道。

因此火爆如王俊杰，也能與梁繼平保持良好關係。事實上王俊杰就是他莊裡面最好的朋友。

《學苑》莊務繁忙，又要寫稿、又要審稿、又要開評議會，動輒開十個小時至清晨五、六點，便又要準備上課，梁繼平不可能花單程一小時十五分鐘回家，就乾脆在 soc 房睡。soc 房有張舊沙發，許多屆莊員 ── 包括周永康 ── 都睡過那裡。梁繼平懷疑沙發有蝨，於是把它丟掉，跟李啟迪去宜家傢俬用 1,200 元買回來兩張床。整整半年，梁繼平和王俊杰就住在 soc 房。從家中帶替換的衣服回校，住一星期，再在周末回家換上新一批衣服。

他們在那裡工作，寫稿，讀書，像維園阿伯那讓，論政。

也有互相批評。早在他們做第一期《學苑》的時候，梁繼平就已經做過眾矢之的。

被群插的文章叫《若佔領中環是種覺醒》。文章中，他寫六四。悼念六四，是梁繼平本土意識的萌芽點。

「那時候我剛上大學，是人生第二次參加六四。

我是自己去的，因為不想有那種和朋友去『打卡』的感覺。那年在悼念會場我有一齊唱歌，有睇 video 睇到喊，覺得班學生好慘。

然後是叫口號。我們一起叫『平反六四』，一起叫『結束一黨專政』，一起叫『釋放民運人士』。直到叫『建設民主中國』，我發現自己叫不出了。

言行應該要一致，但我心入面到底是不是有抱負，想要建設民主中國呢？不是。我覺得如果自己這樣叫，卻沒有實踐的打算，那就有點虛偽。

那夜回家我想，香港人每年六四悼念，好像在打麻醉針似的。我們說把希望放在中國民主化之上，實際又好像不是這樣。

當時還沒有所謂本土派理論。但在《學苑》第一期文章裡，我開始有少少質疑悼念六四：到底應否把『我們』和『中國』糾纏在一起？」

文章還未刊登，莊友已把梁繼平「小到開花」，當中包括今日言論最激的王俊杰。當時他還是學民思潮的義工。「他們話我覺得學生被人車死係抵死，我無咁講呀！」

引起激烈反應，無非是因為梁繼平的本土論在當時來說已算太激。誰知道在半年後，本土論卻會成為整支莊的意見主流。

「我做人可能比較溫和，比較顧人感受啦，除咗講政治。講政治，我好激動架。」梁繼平笑道。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香港社會有種誤解：政見激進等於態度癲狂，態度溫和又等於政見軟弱。梁繼平的例子證明了這不是必然。

（三）是誰在寫香港民族論？

10.       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刊物《學苑》的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013年，《學苑》編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我們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

── 梁振英，第三份《施政報告》，2015年1月14 日

不過是普普通通的大學生，梁繼平和他的莊友卻竟被國家機器當成敵人、魔鬼、邪惡軸心。一石激起千重浪，《香港民族論》也由印行 2,000 本大增至 11,000 本。梁振英很可能永遠也無法理解，為何香港人會心甘情願用荷包裡的錢去撐這本既應警惕亦應勸阻的小書；正如他不會理解，為何梁繼平那些最初連反思六四也覺得過火的莊友，會在不足一年後成為學界本土論述的奠基者。

佔中的討論是關鍵。

就在梁繼平發表《若佔領中環是種覺醒》的《學苑》2013年5月號，也就是雨傘革命一年多之前，李啟迪撰有《佔領中環2.0 全民起義統一陣線 博奕制勝智取中央》一文。文內如此提及：

佔領中環的行動，必須達到癱瘓中環的效果。香港島北部臨海的市區是一條狹長的平地，東西的交通主要由幾條主要道路接通。只要選擇在最狹窄的路面上建立街壘，整個香港島可被癱瘓。中環至金鐘一帶，主要幹道有夏愨道-干諾道中、金鐘道-德輔道中、及新建的龍和道。封鎖以上三條主要幹道，可使東西的交通近乎完全癱瘓。…佔領者可用多個貨櫃打橫攔在路中心，構築路障，確保自身的安全和阻止清場行動。面對催淚彈和警棍，市民應及早準備防毒面具和盾牌，不能輕易撤退。中共一定會盡力分化香港人，可能有親中商家指責革命癱瘓經濟，或有愛港力人員到場搗亂。…集會一旦被清場，群眾的壓力被打散的話，就只有任人魚肉的下場，再沒有勝利的希望。所以，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堅守在中環的街上，直至完全勝利一刻。

當時梁繼平讀到這裡，覺得李啟迪痴線，「諗大咗」。「香港唔會搞到咁！」他想。

他以為，佔中將會如戴耀庭所言，示威者手翹手坐低等被拉。

李啟迪則對梁繼平說，「你咁諗唔得架！」

事到如今，李啟迪像燈神。梁繼平說：「我只能講句佩服。」

卻也有連李啟迪自己也預料不到的思想轉變。在同一篇文章，他如是說：

本文並非提倡香港獨立建國。本革命計劃並沒有香港獨立的訴求。讀者必須意識到參與佔領中環，是爭取香港民主的重要過程。革命，可令香港得到不再受中共壓迫的自由。革命成功以後，政體上是實踐真正的一國兩制，還是走向獨立建國，現在香港人還沒有共識，本文對此並沒有立場。

9 個月後，《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一期，筆名張士齊的李啟迪已這樣講：

香港人，還是面對現實吧。爭取香港本應擁有的民族自決權，已是刻不容緩了。當然，決定前途時，考慮的因素多不勝數。現在大多數香港人都認為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代價極其高昂，並不划算。只要完整現在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便足夠了。...建立一個獨立國家，最重要的獲益，就是主權。若香港成為主權國家，意味着香港政府享有不受其他國家侵犯，排他性的政治權力。

或許梁振英會以為梁繼平一行人一早已是怪胎，帶著港獨的毒入學，一心上≪學苑≫就是為煽動分裂，然而梁繼平直言，傾莊時大家「無乜點講本土」，意識與主流泛民分別不大，都是支持民主，對抗中國，「無乜特別」。

「一開始我也對比較激的東西接受程度不高。」

我問梁繼平，那麼到底是甚麼原因，令你們莊出現本土傾向？他大約思考了三秒，然後 ── 我猜這與他讀法律不無關係 ── 以清晰而完整的條理，替我把《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的來由理出三點背景：

一）2012年香港本應可以雙普選，但民主黨通過妥協方案，結果令普選無望，同時令梁振英以689票當選特首至今；

二）同年，中港矛盾升至高峰。D&G 禁止港人攝影；包括 agnès b. Cafe 在內的多家餐廳只用英文和簡體字；大陸兒童在港鐵進食；奶粉、朱古力、從益力多到龍蝦等貨物走私問題加劇，香港政府卻無力單方面處理，而必須與中共溝通；

三）本土論述書籍興起。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在2011年出版，標誌本土論述的開端；徐承恩《城邦舊事 ── 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在2014年1月面世，啟發王俊杰在《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撰寫《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一文。

「民主訴求、中港矛盾、本土論述崛起。這三點塑造了我們的本土寫作。」梁繼平如此定讞。他們是一群思想完全獨立的學生。無收外國勢力錢，也嚴辭拒絕靠近任何政黨。

「寸啲講，我哋對個個都唔順眧。」

2013年12月，林鄭月娥宣布展開雙普選諮詢，後來這演變成一場浩瀚的民主運動；馮煒光接任新聞統籌專員，後來這演變成一部天大的笑話巨著。

這一個月，梁繼平和他的編輯團隊開始籌備任期內最後一期《學苑》，打算二月發行。

臨別秋波，梁繼平莊想「最後一期寫勁嘢」，但沒想好該寫甚麼。這時候李啟迪捎來一篇文章，是練乙錚的《談護照國籍 ── 論港人成為少數民族》（2012年11月6日《信報》）。讀畢，李啟迪大有啟發，因而衍生出一個推論：

如果香港人是個民族，那就應該有民族自決權。

他把這概念告訴梁繼平，聽得梁繼平似懂非懂。說香港是民族好像會不會有點奇怪？民族與族群又有甚麼分別？抱著這些問號，他又想了幾天。恰恰就在那個月的17日，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新移民須住滿七年才能申領綜援的限制違憲，自此只須住一年即可領取綜援，引起香港人強烈反彈，指判決對納稅人不公。

「那麼怎樣的『香港人』才應得到福利保障呢？」梁繼平想。推敲著，漸覺得這個問題和李啟迪說的民族概念互為表裡。

王俊杰可以寫本土政治和歷史，李啟迪可以寫國際條約，專門研究文化的曹曉諾則可以從電視劇、電影出發談「香港人」這個身份背後的文化體系。莊內對本土論述最有保留的陳璟茵，則從左翼理論出發，算是為其餘四篇本土文章留個批判空間。《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的專題，漸有眉目。

儘管如此，梁繼平當時其實還是對「民族」這兩個字不是很有把握。

「不過大家興趣各有不同，卻又直指同一個概念，便即管寫住先。」

大約一個月後，眾人交稿。花兩個禮拜時間互相品評，回家修訂。直至截稿前一刻，編輯部還在爭辯到底應該叫《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還是《香港族群 命運自決》。

「因為民族好似太勁，不如戴下頭盔啦。」梁繼平笑道。但總編輯建議無效，《民族》方案正式通過。「死就死啦，最多都係俾左報插幾句。」

2014年2月末，《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上架，六千本雜誌一周內全部派完，網路版亦見瘋傳。

「今期《學苑》好勁喎。」這句話傳到2008年《學苑》總編輯成曉宜耳邊。那時候的她已經畢業，在社會做事。託朋友替她搶到一本，讀畢，只感到現在的同學已跟她那代不一樣。他們已經走在社會最前面。「見梁振英咁緊張，就證明這一期《學苑》真的有影響力。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

就連當時正遠在荷蘭交流的上莊謝智浩，也透過網上同學熱議，感受到這一期的震撼。「從《學苑》的角度看是好事，因為寫文章就是要激起討論。」

在校內幫忙派發新刊的義工裡面，其中一個叫袁源隆。他將會是梁繼平的下莊總編輯。

「當時無意識到這一期會有咁大影響力。香港民族是一個很新的概念，雖然如果你問我信唔信呢，我都唔係好知，但最少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個思潮。」乘著這個思潮，袁源隆莊後來發表了《2046 香港盡頭》、《香港民主獨立》和《雨傘世代 自決未來》三期，繼續鑽探香港言論禁區。

讀者還有練乙錚。半個月後，他在《信報》發表《崖沿上的思考：評《學苑》的五篇本土論述》一文，盛讚梁繼平的文章「寫得甚好」；王俊杰文雖然「不是筆者那杯茶」，卻有「令人深思」的部分；曹曉諾文觀點「值得留意」，「言之成理」；李啟迪文「能筆者（練乙錚）所不能」；陳璟茵文則或有不準，但也能夠「留意事物的複雜性」，「是籌建一個大論述初期的必要思考習慣」。

「看得出，作者都是下過工夫的，而且文筆也不差呢。有那麼活躍的頭腦，在香港大學那麼好的學術環境，有那麼好的老師可以請益，只要虛心努力，進步可期。筆者就是明天退下輿論火線，也好像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了。」

── 練乙錚

談到練乙錚的文，梁繼平打了個自謙的哈哈：「我都唔知呀，可能佢純粹係為咗完成稿題先寫依篇文啦。」坦白一點好了吧，獲「香江健筆」練總稱許，很難不感到驚喜。

梁繼平現在仍然收有這篇文章的剪報。

當初諗住「死就死啦」的他沒有想過《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不僅沒死，而且反響這麼好。不少人甚至提出要求加印，於是才有了後來輯錄成專著的《香港民族論》。

批評聲音呢？當然有左報怒插，有梁振英曲線宣傳，但整體來說足以動搖他們的批判，幾乎沒有。後來《香港民族論》見諸書店，依然不見有力的異議。

一致讚好倒讓梁繼平有點失望。「出書就係想等人批評，等自己的理論能夠更新。」

「那一萬人買本書返去，到底諗乜？唔係好知。」

或許香港民眾已經到了一個太需要本土論述的地步。

往後的日子，梁繼平的本土思考不僅沒有反饋，反而一步步得到強化。

憑藉的是雨傘運動。傘運期間，打從罷課開始梁繼平已經日日去金鐘。他見證香港人抵擋警察；見證這代香港人夠膽抬起鐵馬（「一向大家會覺得那是 public property，唔好搞嘛」，他笑道）；見證警察噴胡椒噴霧，香港人出遮；見證 1130 升級那夜，佔領者視死如歸。

「戴耀庭話要靠道德感召吸引市民加入，其實只算部份正確。」梁繼平說。「為甚麼這麼多人上街？那是因為大家見到香港人流淚、受苦、喊，而感到自己也是一個香港人。」

「這是很民族主義的一件事。」

那些流傳在網上網下的口號，「自己政府自己揀」、「我是香港人」、「自己香港自己救」，在梁繼平眼中都是身份認同的實踐。

「你的行動反映你的民族身份。」

「我係真心明白點解左翼會害怕身份認同。因為對西方理論來說，身份認同會造成壓逼，例如大美國主義呀、猶太主義等等。」

「但香港人依家真係無其他武器喇。唯一能夠凝聚我們的，就只有尊嚴和身份認同。」

「如果國泰民安，使鬼講本土理論咩！」

有時我想，真正落筆寫下《香港民族論》一頁的，不是別人，正是梁振英。

（四）香港有希望

2013年暑假末，港大本部陸佑堂。法律系每年會在這裡搞一次 MO (Mass Orientation) 。每個新生在台上演說兩分鐘，台下已經畢業或已經執業的師兄師姐可以發問，可以批評，新生無得反駁。

其中一名新生在台上說，入大學有所謂五件事，讀書、上莊、住 hall、part-time、拍拖。那麼除了這五件事之外，還有甚麼是他想做的呢？

他說，他想改變社會。他說他剛上大學，有點迷惘，因為新聞報道說有個女孩 DSE 有18、19分，卻還是上不到大學，最後跳樓自殺了。他覺得社會與教育制度，應該有改變。

台下一名短髮女老鬼聞言，大怒：「人哋自殺係佢意志唔夠堅定啫！咁我考得差幾分，又要鬧政府社會唔公平啦？你唔俾佢自己心理唔好，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嘅咩？」

全場肅然，鴉雀無聲。

被噴到一面屁之後，這名叫做袁源隆的新生下台。本來打算離開一下抖抖氣，卻又遇上那位女老鬼。他就對她低聲下氣：「唔好意思，可能我頭先表達得唔係咁清楚。」

整個過程梁繼平看在眼內，他立刻就覺得這個新生是可造之材，連忙趨前替袁源隆開脫。開脫完，梁繼平向他遞出《學苑》的名片。「有無興趣認識下？」

今日再提那個女老鬼的那番話，他依然憤慨。「John Rawls（《正義論》作者，美國政治哲學家）都話，好多嘢係 morally arbitrary 嘅！」

梁繼平對制度造成的不公有正義感，對弱勢有關懷。

「那簡直就是 Marxist 了。」我試著開這樣的玩笑。馬克思主義者，是許多右翼眼中的「左膠」。

梁繼平笑了一下，說如果他入讀的是中大而不是港大，很可能真的就會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念之差，他被貼的標籤便從左翼變成右翼。這兩個標籤其實無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有許多含義，不過雨傘運動之後這些含義被極端簡化，講本土論述的即被視為右派。

我問梁繼平他怎樣看這個「右」，他思忖少頃，道：「左翼理論有少少平等主義的意味。我讀的是 John Rawls 嘛，你問我反不反對地產霸權，我反對；你問我應否重新分配經濟，我支持。從這方面講我不覺得自己右傾。……但若從政治光譜看，如果你問我支持大中華主義還是本土主義，我會相對傾向右，即著重捍衛香港人身份。」只有談起政治理論話題時，梁繼平會說不停咀，然後再抱歉地補上一句「唔好意思我講得太長」。

「但我最不認同的帽子是『法西斯』。講本土成日俾人話法西斯，我想擺脫這個標籤，所以我們要寫有 reasoning 的文章。」

很難想像「法西斯」會指向一個像梁繼平那樣追求公義、關注弱勢的人。

中五那年，他決志信神，入基督教，自此相信權柄的根源在神，而不在地上的政權和統治者。這信念給他力量，超越政治壓逼與勞役，向他反對的高壓政權高聲宣告：「你的權力其實是無。」

他像許多基督徒那樣相信，人生在世，不過是個過客。有人會把這句話演繹為所以對世事可以不聞不問，有人則會從這句話汲取勇氣，投入人世界的苦惡。

「我有神，驚你呀？中共要打壓我咪唔返中國，最多做麥記囉。」他說。「我有終極價值。」

反高鐵那場運動他年紀太小，沒有份兒。但之後的反國教、反新界東北發展，他都有參與。梁繼平相信文字可以潛移墨化改變政治現實，但上過《學苑》之後回望，卻又覺得自己以前寫的文章來來去去都是「抵死」、「落地獄」，太嫩。他意識到自己對知識更加渴求，想讀更多書。

說起來他倒是一直有努力讀書，未有因莊務荒廢學業。雨傘運動那一個 sem ，他 GPA 3.9 。

「講笑咋。」他再次打一個自謙的哈哈。「唔係，其實係講真。可能就係因為無時間，所以更加要瞓身讀。」

可以的話他將來想讀碩士甚至博士。

台灣有台獨理論大師，或許十年後、二十年後，我們也會出一個港獨理論大師？

「雨傘運動的悲哀之處就是催淚彈放完後，第二日社會運作完全正常。除了年輕人罷課外，無人宣布罷市罷工，無官員辭職。整個世代是語塞的，他們知道發生了一件大事，但仍然只顧自己份工、層樓。當然你可以話年輕人無咁嘅包袱，但如果佢哋十年後對民主的訴求仍然熱烈，日後再有更大示威的話，那社會的波動便不止街道佔領這麼簡單。」他說。

「我的另一個想法是：回想當年九七回歸，政府要在十多二十年前開始談判。為甚麼呢？因為如果九七之後各類合約有所變動，投資者要先有個準備。那你推演一下，當2047年一國兩制玩完 ── 或者部份玩完 ── 那早十幾二十年就是2030。那就是你和我三四十歲人做 leader 的時候。所以我會說，我們這一代的政治意識和身份認同，將會直接影響香港人的命運。」

「當然我不是說，二十年後我們會有 power 可以 fight 低中共，但最少這一代人在談判席，不會甘心被中國決定所有事情。」

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梁繼平對香港民主未來，是有希望的。

文／楊天帥

位於般咸道 63 號 E 的影印舖名為「學苑89影印」。不過是一家細小的店，橙色門面，上面寫道：「影印 COPY 黑白影印 彩色影印 數碼輸出」，專做學生生意。

影印舖不遠處就是港大東閘。沿路入港大，拐幾個彎，經過幾個平台，便是太古樓。刷白一坐建築，樓梯處掛兩張 banner，一張寫道：「身土不二抗爭到底」，另一張是「暴力鎮壓可恥 捍衛自由民主」。我和學苑現莊 — 訪問那天離他卸任大約還有一個星期 — 總編輯袁源隆進入大樓，拾級而上。

學苑 soc 房近門口的茶几上擱著一支 Absolut Vodka，一公升裝，不到半滿。我問袁源隆會不會介意我寫 soc 房有支酒，他搖頭說：「唉以前食煙都得啦，現在比以前健康得多。」另一端則是兩張木床，宜家傢俬貨色，六百元一張，被舖凌亂堆放在上。這是他上莊梁繼平買的床。編輯《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的那段日子，與許多個寫稿、審稿、開評議會的晚上，他和他的好朋友兼副總編王俊杰就睡在這裡。梁繼平和王俊杰落莊後，輪到袁源隆和他的團隊在這裡編《香港民主獨立》、編《雨傘世代 自決未來》，通宵達旦。

這家 soc 房在八十年代末開始啟用。這裡，就是許多代學苑人談人生、論政、食煙飲酒吹水的地方。數十年間，一條條埋藏在「學苑人」腦袋裡的疆化觀念，就在這裡解體、被破除。

Absolut Vodka 挨近的牆上掛著一塊黑板。黑板上潦草地寫著一本著作的內容大綱。這本著作叫《學苑六十》。首先由《學苑》1952 年創刊開始，談 1953 到1968 年經歷的貴族大學階段；談 1969 至 1973 年火紅年代開端；談 1974 至 1978 年「認中關社」，社會派與國粹派之爭。然後是 1978 至 1999 年。這 21 年還得再分為兩個時期。

前期對社會仍有種關懷。「至1989是轉捩點，在那以後，《學苑》開始沉寂。」袁源隆解釋說。等到 2008 年，一班有心有力有 sense 的編委進駐 — 當年一位有份參與 sub-com (sub-committee) ，今日如此評價他們 —事隔十二年後重新再做「六四特刊」，又以《零八憲章特刊》聲援劉曉波，《學苑》才再次活躍起來。

這段歷史便是《學苑六十》的內容主線。這本書尺吋與他們上莊出品的《香港民族論》相同，厚約 120 到 140 頁，預計將在下月面世。全書分三個部份，首部份整理《學苑》簡史，猶其注重這本學生刊物的風格和內容轉變；第二部份是口述歷史，經程翔、黎則奮、羅貴祥、潘小濤、吳俊雄、謝智浩等「學苑人」之口，以 QA 方式描繪不同年代的《學苑》面貌；第三部份則名為「學苑觀察」，由現莊莊員撰文，回顧學苑在校園傳媒角色、六四事件等問題上的角色轉變。

這部著作的計劃早在袁源隆傾莊時已確認。當時《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一期仍未推出，《香港民族論》仍未面世。袁源隆和他的編輯團隊當時僅覺得作為學苑人，有必要梳理學苑歷史，「就好像香港人要理解香港歷史一樣」，於是才有了出版《學苑六十》的大計。那時候他們自然沒預料到，後來梁振英會捉蟲入屎忽，讓《香港民族論》由印行 2,000 本的小書一躍而升為連印三版、共 11,000 本的流行讀物；也讓《學苑六十》在這時候發行，有了不一樣的意義。

《學苑》的歷史重要嗎？對許多人來說或許不重要。就連袁源隆亦坦言，「香港大學好似有兩個圓圈，大的包括所有人，關注時事的則只有裡面一個小圈子」。最近《學苑》火紅，或許會讓人有個印象，即這本刊物某程度上反映或帶領香港年輕一代的學生思潮。然而對於這一點，就連袁源隆本人也沒太大把握。事實是許多港大同學連《學苑》是甚麼也不明不白。就在訪問前一天，還有學生來敲學苑 soc 房的門，問關於影印 notes 的事。他們不知道般咸道的「學苑影印」原來與港大《學苑》是了不相關的兩件事。

但，《學苑》的歷史重要嗎？要是你從歷史角度講，它卻無可否認反映了一代又一代學生歷經的集體記憶。反殖意識的抬頭，到認中關社的思潮，到民主回歸的呼聲，到八九六四導致整代港人對中共以至學生議政的希望粉碎，到今日「香港獨立」的本土意識崛起，每一個年代的學生思潮都印刻在《學苑》的白紙黑字裡。而今日，有份塑造這些思潮的許多學苑人，已經在香港的政治、學術、傳媒，或者文化領域上，成為意見領袖。從這個角度講，很難說學苑不重要吧。

基於這一點，我們想追尋，整理這段歷史能否為今日香港的社會討論帶來啟發。《立場新聞》新專題【五代學苑人】，將描述近半世紀以來幾代學苑人的故事，追溯香港學界的政治思潮演變。「慎思」與「敢言」，是學苑近年相傳的不成文格言。《學苑》被梁振英打壓之後，編輯部便是以這四個字發聲明回應特首。但追本溯源，這四個字到底從何而來？就連梁繼平也不清楚。

翻查資料，「慎思」「敢言」最早見於 2008 年 2 月號那一期。那一期總編輯劉泰志說，這四個字是他和莊員在傾莊閱覽學苑舊作時發現，因此拾遺重用，作為宗旨，卻未料沿用至今。

莊名「鋒」，又為先鋒、前鋒，代表我們莊願持一腔熱誠，盡己之綿力，充當學儕文字傳媒之橋頭堡，報人未見，道人所遺。縱使一年來我們遇上不少難題，曾接到讀者的投訴，也曾獲得同學的讚賞。但憑藉信念和慎思、敢言的宗旨，我們還是堅持下來了。（該期編輯室欄目）

這期專題講北京奧運，開篇卻有這麼一段：

香港有幸作為北京奧運的協辦城市，可以在今次承辦奧運盛事的過程中助祖國一臂之力。作為奧運馬術比賽的東道主，我們香港人感到無比自豪之餘，其實也肩負著傳承中國文化的重大責任。（該期專題）

自不待言，當時這一席話未有帶來甚麼爭辯。事隔七載，與本土意識對照，但見香港今非昔比。

是誰、做了甚麼事，讓學生逼不得已走到討論港獨的一步？下一集，我們書寫《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的來龍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