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余英時先生逝世的消息， 心情沉重。 余先生是中國史學的巨人， 跟他的老師錢穆一樣，以學術為生活，每天在案頭讀書寫字， 直至人生最後一段路。

有一次我問他， 寫作痛不痛苦。 他說他不會視寫作為享受或受苦， 而是一種工作。 每天工作， 不分晝夜，不會帶着很多情緒。

他談到自己的時候， 即使牽涉到自己的疾病或屈辱，永遠輕描淡寫， 好像不值一提。2019年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冒昧問有關70年代初他當新亞院長時，因中大書院合併一事而被他老師唐君毅的弟子寫大字報攻擊一事， 他只跟我輕輕的講述事情的原委， 沒有半點委屈或責備他人的語氣。 雖然唐君毅對他有意見， 但在2009年，當中文大學哲學系要為唐君毅建紀念銅像， 邀請余英時寫銅像銘時， 他一口答應。 余太太告訴我，那時中大沒有人知道， 余先生其實患上癌症， 正在醫院治療。 余先生沒有向當局講述自己的情況， 反而在病床上勉力寫像銘， 以免延誤中大的典禮。 我想這就是余先生對老師最大的敬意吧。

余先生和夫人陳淑平女士對後輩亦愛護有加。有一次，余先生特別囑咐我，嘗試為大陸一位出色的後學在香港尋找教席， 可惜我無功而回。 另一次，當好友陳健民坐牢時， 我請先生寫一些鼓勵他的說話， 他一口答應， 幾天後用毛筆寫了一段感人的文字， 讓我寄回香港。

最令我感動的， 是2019年6月我從普林斯頓回到動盪的香港後， 余太太兩次長途電話來電， 關心我的情況，余先生也親自囑咐我萬事小心。 今年初， 我到台灣中研院訪問，余太太在我不知情下， 特別請余先生的高足們關照我一下。 余先生、夫人竟然如此關心我這個晚年才認識的後輩， 我心裏感到無比的溫暖。

在余先生、夫人身上， 我見到糅合了中西文化最佳一面的一個典範。 一方面平等待人， 尊重每個人的自由選擇，從不為自己建立門戶； 另一方面又展示出一種不到處張揚的尊師重道、 提攜後輩的古代精神。

孔子說，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我想，他們就是現代的君子。

 

原刊於作者 faceb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