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六四廿七周年前兩天。郭達年回應屠城事件的大碟《九歌》，在灣仔富德樓艺鵠舉行發佈會。等到活動開始時間，房間內仍只有郭達年和朋友兩人，默默地做手工活兒。光碟的封套，他一張接一張，人手製作。

郭達年抬起頭說，訪問可以隨時開始，反正都沒有人來。他感嘆，近年傳媒對六四的關注大不如前，寥落的場面也是預算之內。如是者，「發佈會」變成「傾偈會」。

曾經遊行靜坐，參與燭光晚會，今年六四，郭達年不再留在維園，而在艺鵠與一眾藝術家舉行音象作品《九歌》音樂會。「去不了，也不再是甚麼遺憾。」他平靜地說。

就像今年的新作，從六四延展到獨立的討論，他形容審視這段歷史，需要概念的擴張。「不光是守護記憶，更加是開墾未來」。

出事喇，開槍喇！

1989 年 6 月 4 日，原本是郭達年的黑鳥樂隊受國際特赦組織所邀到澳門演出的日子，卻沒想到成為日曆上血色的一頁。演出前一天，他與團隊到澳門準備。雖然大家都好緊張，但實在太累，還是決定睡去。

沒料到朋友拍門大喊：「唔得喇唔得喇，出事喇，開槍喇！」

郭達年記得，參與演出的音樂人和劇場人，立即走出來一起看電視，「大家完全崩潰」。翌日早晨，他們決定臨時更改演出劇本，在澳門重現一次屠城事件。他們也參與了澳門市民的大遊行。大三巴前一張張哭臉，至今他仍歷歷在目。團隊在市政廳前近乎即興的演出，獲得觀眾共鳴。「好多市民一齊睇，一齊喊。」

六四的國家暴力，震撼當時已過而立之年的郭達年。那一年，黑鳥樂隊推出卡式錄音帶《民眾擁有力量》。他形容這盒錄音帶是當年眾人在「好大的情緒波動下完成」，是「好 raw 好血淋淋的經驗」。儘管從藝術角度而言，郭達年覺得仍有相當完善的空間，但「文化藝術都需要機動性，否則回應不了社會狀態。」

其中一首名為〈無助抗爭團結〉的作品，以電子音樂為主調，糅合自新聞聲帶收錄的警號、救護車聲和人語吶喊，講述無助的感覺、抗爭的需要、團結的希望。此作尤其引起解嚴後台灣人的共鳴，近年更有小劇場借用此作，讓它在社區抗爭的劇本上，繼續發揮作用。「我們一開始做音樂，已經強調人們自發流傳，講求的是一種 cultural sharing，不是攞隻碟去搞生產賺大錢。」

守衛記憶，擴張至自由文化

身為音樂人，郭達年不但參與遊行靜坐，更在 1990 年起每年舉辦「六四音樂祭」，用音樂力量提醒市民血的教訓。音樂祭持續至今，他形容沒有「年年都搞」的壓力，從來只是「約到朋友便一起做」。

音樂祭中間數度易名，近年正名為「自由文化音樂節」。郭達年認為，六四的意涵是反映國家暴力的窗口，思考得出結論是「一個社會沒有自由的文化，就不會有自由的生活」。如是，「自由文化音樂節」的作品，不光是六四，也談其他社會議題，例如環境污染、土地正義和言論自由等，「我們不光守衛記憶，而是概念的擴張。」

「自由文化音樂節」多年來都訂於 6 月 3 日舉行，但今年仍未有消息。郭達年強調，無意用《九歌》的發佈音樂會取代，詳情安排仍在討論中，或會延期舉行。今晚，他則會與友人繼續於尖沙嘴文化中心外作簡單演出。他又指，音樂節參與單位都「好自覺地預留時間俾大家去維園」，但以他個人來說，六四去維園不再是必然。「去報數的心情長此下去，就會變成一種 comfort，對參加者來說，那並不是一種動力。」

今年臨近六四，郭達年與朋友就「自由文化音樂節」的安排討論多時未有定案，決定講多無謂，把握時間「做啲嘢」，而「做啲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做作品。「悼念其實很 passive，creative 則是 active 的東西，所以用 creative 去記念最好。」

六四不光是中國人的事

四月底，郭達年談起想做「音象記憶文件」為六四做歷史檔存的時候，獲艺鵠眾人的鼓勵，便下定決心將作品做到底。他打電話聯絡相熟的朋友，形成今日黃仁逵、生田萬二、邱立信等橫跨 50 後至 80 後的陣容。

「音象記憶文件」不是一般音樂唱片，它包括多種聲音創作，例如：讀白、讀詩、唱歌、電子音樂等。其中日本人生田萬二，年輕也是個左派分子，曾到中國「拜訪共產大哥」。直到八九六四，他猛然驚醒中共政權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為甚麼可以這樣戮殺青年人？」懷著糾結的心情，他當年寫下的小曲，今天收錄於《九歌》的音象文件之內。

「好多人覺得六四是中國人的事，其實那是好民族性的、矮化的語言。」郭達年認為，生田萬二的參與，正好反映六四的議題並非只有華人關注。他又以美國九一一事件為例，多少無辜生命的消逝，引起全球各地對極端伊斯蘭聖戰手段齊聲譴責，反映人道關懷超越民族血裔。

郭達年感嘆，八九至今社會愈來愈荒謬，暴力或者不再具象如坦克，卻轉而以其他形式存在。「高鐵某程度上也是暴力。它要了那麼多錢，那麼多人生活。」今年年初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在他眼中同樣是「心理暴力」，以恐懼作為一種暴力。

「根本這是不正常社會，怎麼好似小孩子玩泥沙？傾唔掂就砌佢，但這是國家，有行政制度和憲法，你說可不可惜？」郭達年感到現今社會很多人都望不到出路，希望據於六四再思考的《九歌》，能夠「知道條路怎樣走來，懂得怎樣走出去」。

悼念太被動，創意才是未來

「《九歌》雖然是六四廿七周年語境下的產物，但我們談論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題目。」郭達年看著一片寥落的發佈會，直言即使討論六四的人減少也無所謂，「最重要是關於生存狀態的討論。六四只是其中一個窗口，反映國家暴力的操作。」

大專學界今年六四舉行「香港前途問題」論壇，郭達年完全理解，只補充一點「不過如果流於開好多研討會，出好多論文，就沒有意思了。」他又形容《九歌》也是借鏡當年思考明天的作品，其中邱立信的創作更直接討論本土議題，以美國夏威夷的獨立運動作比較，提出「如果夏威夷作為美國其中一個州，都有權公開地要求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香港點解唔可以？」

面對今日社會的混沌，似是沒有出口的困境，郭達年認為「創意」是黑暗路上的明燈。所謂「創意」，不限於文化藝術圈子，而是「過一種拒絕暴力的生活」，不受制於現實框架，他說：「如果我們再不發聲，不再 living creative 的話，我們下一代可以點搞？好多嘢，唔諗就無㗎喇」。

文／grace

尊子？畫「乜議員」嗰個嘛！這位政治漫畫家自 1970 年代末便筆耕不斷，形象深入民心。尊子今年更參與由碧波押舉辦的「六四漫畫展」，明天起至 7 月 3 日陳示舊作之餘更特地製作新品──是攝影。為甚麼？

過去廿七年，尊子的專欄都創作不少與六四相關的漫畫，而且幾乎每年都去維園燭光晚會。「六四未曾過去。」他感嘆社會抗爭往往沒有結果，儘管感到無奈，但他相信重複不斷的行動，是形成內在文化的根本。

2016 年，尊子決定繼續去維園、舉燭光。不過他同時相信，是時候拉開距離，創造更寬闊的討論，實踐悼念六四的「另類」可能。「能夠做得到的話，希望賦予六四新的意義。」

六四那夜，他隔著電話哭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時，尊子正任職於《明報》。六月三日夜，他回家看著電視傳來坦克畫面，本來打算倒頭睡去，半夜卻收到加拿大朋友的長途電話。「佢問我睇唔睇到個情況，跟住我哋兩個係電話度一齊喊。」這是尊子六四當天最深刻的回憶。

那年的百萬人大遊行，新華社外靜坐，尊子都走在前線。「工作需要，一路睇住事態發展。」他在報刊專欄繪畫六四相關漫畫，後來在編輯文雋鼓勵之下，漫畫於 1989 年底輯錄成書──《黑材料》。

「有些人不知道我已經畫了好幾年，以為這個人突然間跑出來。」他說。其實 1978 年畢業於中大藝術的尊子，早在 1980 年代已開始在報刊上畫漫畫。以政治時事漫畫為創作題材，則是由《百姓》半月刊開始。時值香港前途問題討論的年代，他的作品中不少涉及中英談判，但坊間關注一直有限。直到八九之後，尊子形容這種「關鍵時刻」，市民都特別關注時事新聞，「大家咩都睇，連漫畫都睇埋。」

自此，尊子的政治漫畫為更多人所識。

維園燭光，是一種親密

多年來，尊子筆下的六四漫畫，不乏燭光海的圖象。他自言無意鼓勵市民參加晚會，但認為一片燭光海的畫面，對於香港人理解六四有象徵性的影響力，「是一個共同的視覺語言。」

去維園，點蠟燭。尊子印象中，過去廿七年幾乎無間斷地參與晚會，「可能只是有一兩年出咗門無去。」有人認為，參與集會「點人頭」的意義有限，燃點蠟燭也不過是形式化的行為，但對於每年出席的尊子，晚會還有多一重意義。「去到睇下有咩人係度，會不會見返啲朋友，是一種好 close 的感覺。這也是提醒自己，悼念不只得我一個人在做。」

喜歡獨自去六四晚會的尊子，就像一個觀察者收集社會訊息。誰人參與其中，有甚麼團體出席，甚麼人被冷待；現場的氣氛如何，像叫賣，還是互相針對；籌款情況踴躍與否，甚至派發的傳單寫甚麼文字，他都一一看在眼內，化作日後繪畫的材料。

尊子認為，每年留意警察、政府、大陸反應的差異，便能察覺當中社會變化，為未來創作做好準備。「一般人可能覺得每年六四都差不多，但對我們這些從事傳媒工作的人來說，年年都有這麼一點不同。」

重複不斷，形式沉澱為文化

每年去晚會，每年畫燭光，尊子坦言六四漫畫也有江郎才盡的一刻，「要講嘅嘢都講曬」。作為創作人，他甚至覺得大陸「年年都壓迫吓人，年年都拉啲人，就可以給我們一些新題材。」尊子亦認為，當局對於悼念六四的壓制一直都未嘗放鬆過。

「六四其實未過去，雖然那條線已經拉到好長好幼。」

尊子承認，記憶最大的敵人是時間。當屠城距離今日的時間愈來愈遠，大家持續好一段時間做著相同的行動，就會造成關注疲倦。他感嘆：「抗爭有結果，其實是好少數，全世界如是。搞抗爭首先要學習失敗」。

同時，近年社會議題眾多，亦令大家轉而追求其他目標。身為漫畫家，他笑言：「大家都熱鬧討論，我就求其畫都 ok 啦；當大家不出聲，我反而會畫多一點，提醒大家。」時間或者會沖淡情緒，但他相信資訊流通的香港，青年人要查找六四仍然是「禁不了」的。

育有 12 歲兒子的尊子，近日跟太太陳也都討論起六四與形式化的話題了。他不認為儀式必須改變。尊子以日本原爆紀念為例說明：冗長的發言，再敲鐘默哀。「無人話佢咁悶，叫佢唔做呀。人哋年年如是，行禮如儀。」他認為，香港人總覺得要「有啲嘢睇吓，不然會好悶」，然而「儀式正正是幾十年，不斷地做，重複地做，才能夠成為內在的文化。」

2016 年，是時候賦予六四新意義

尊子透過漫畫悼念六四，持續廿多年。他承認，曾經覺得「已經冇乜嘢畫」，或者覺得畫好之後發現「好似幾年前畫過」。不過單一主題不斷創作，也不是六四獨有。他也習慣了換個人物、顏色、角度，再為漫畫添上新鮮感。這份堅持對他來說，是自己的悼念，也是回應。

變與不變，尊子覺得兩者不是衝突對立，而是可以糅合發展。六四藝術不是新事，展覽也不是第一年舉行。他形容今次碧波押的「六四漫畫展」，正是一次「沒那麼政治正確去處理六四」的展覽。他認為過往六四藝術大多傾向嚴肅，廿七年之後有足夠空間，引入「搞笑、自嘲、反諷」的元素，「能夠做得到的話，就可以賦予六四新的意義。」

擅長漫畫的尊子，也跳出平日報刊的框框，以攝影回應六四。其中一張免治豬肉的影像，是用來嘲諷當年民建聯主席馬力回應六四屠城時的言論：「找一頭豬來測試一下便知道能否變成『肉餅』」；而另一名參展藝術家梁阿平，則參考文革時代的宣傳畫，繪畫人們拿著刷子和洗潔精的形象，寫道「徹底清除六四記憶」。輯錄當年六四漫畫的《黑材料》，亦會印刷成單張，展覽開幕當日在碧波押附近派發。

靜坐廿七年，期間以畫控訴不斷。今日再辦展覽，尊子沒有大抱負，只有小心願：「應該不會有甚麼大效果，只希望那些忘記了的人見到我們，會記起當年曾經發生過的那些事。」

文／grace

一九八九年，廿七個寒暑之前。當日廣場上的青年，今日逐漸步入花甲。坦克屠城的悼念，是出於民族情感，還是人道議題？還有幾多人傳承，又有幾多人忘記？

日前，港大學生會長孫曉嵐，喊出一句：「悼念六四係咪應該有個完結呢？」

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發起。晚會以「平反六四」為主要綱領，其他訴求包括：「釋放民運人士」、「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等等。自 1990 年 6 月 4 日首辦以來，參與人數一直逾萬，近年更達十萬人水平。前年適逢二十五周年，集會更高達十八萬人參與。

去年，本土派團體在尖沙嘴發起六四晚會，與對岸的維園燭光分庭抗禮，學生代表亦一改過往集體出席的做法，僅以個別院校身份參與支聯會的晚會。今年，學聯退出支聯會，十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不再出席，改為在六四當日另行舉辦「香港前途問題」論壇。

為何學生會有這種轉向？比如孫曉嵐就指，這是因為六四悼念多年，運動仍無推進。她強調，其言論不代表「六四」要劃上句號，但她質疑悼念六四這件事，「係咪應該有個完結喺度呢？」中大學生會會長周竪峰亦批評，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儀式僵化」，認為悼念是唯心的事，沒必要舉行儀式。

維園燭光或者最為人熟悉，但記住歷史從來不只一種方法。六四發生那年，藝文界早在屠城前已透過創作聲援北京爭取自由民主的學生，「用自己的方式」回應社會。

進念在遮打道搭起十六個蚊帳，呼應北京天安門學生的帳幕。坦克駛入廣場一個月後，藝文界發起「民主藝墟」，創作人在維多利亞公園就六四作行動回應，例如楊秀卓的裝置作品《四個堅持》，就將共產黨黨旗染上黑色……

六四舞台每年搬演《推土機前種花》、《讓黃雀飛》和《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等劇本；大專學生每年六四自發的「報哀音」也開始思變，就像今年他們改編廣東歌《富士山下》為《天安門前》，呼應當年又不失本地特色。

傳承六四的記憶，也不必哀悼；沒有哀悼，不代表忘記。

政治漫畫家尊子雖然堅持每年到維園，高舉燭光，悼念死難者；今年亦參與在油麻地碧波押舉行的「六四漫畫展」，試圖為毋忘歷史尋找新意。

黑鳥樂隊主音郭達年，多年來持續舉辦「六‧四音樂節」（後來易名為「自由文化音樂節」）。他今年再推出新作《九歌》，邀請九名藝術家，以「音象文本」從當年出發思考當下。

《立場新聞》訪問系列【六四傳忘】，邀請政治漫畫家尊子，黑鳥樂隊主音、曾推出《民眾擁有力量》的專輯回應六四的郭達年。

傳承還是忘記？一雙對立的概念，中間存在無數變與不變的拉扯。正如，藝文界的他們，那夜或在維園，或已不在，但身之所在與心之所想，沒有必然關係。如像詩人鍾國強在 2010 年寫道：「走過維園，並沒有以維園的方式」，又可以不可以？

文／g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