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過去，武漢肺炎確診者在港死亡數字累計近 170 宗。幾乎每兩天，便有人因感染離世。醫管局的新聞稿總是千篇一律，「XX 醫院發言人今日公布，一名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病人今日離世⋯⋯」急速的新聞節奏下，來不及婉惜，報道配上白花圖片便匆匆面世，「死人稿出咗」，仿似已有一點麻木。

親人逝世的生離死別，在黑白的文稿間或無法體會，卻是活生生地在醫護眼前發生，「死亡同確診數字唔淨係一個冷冰冰嘅數字」，這說話出至他們之口，尤其蒼勁有力。

伊院護士 Emma 說，曾有一家人被各自分散在不同醫院或隔離營，期間父親危殆，女兒獲特別安排，由隔離營送往醫院的隔離病房，卻只能隔著玻璃遠望。身處另一間醫院的母親更只能以視像鏡頭，見至親的最後一面，「喺死亡呢個階段，想有屋企人陪住，如果陪唔到都係個遺憾⋯⋯原本覺得好理所當然嘅嘢，原來係做唔到」。

Emma 說，當時女兒情緒說不上激動，但已近在咫尺，卻未能親身握著家人的手，她能感受到女兒的無奈。雖說病情並非醫護能完全控制，她當下仍有點自責，「你好想幫佢哋，但其實做唔到，你會覺得好無能為力。」

或許，會感到無力，大多是因為已經盡力。

受訪的三位護士，都是在院方安排下加入 dirty team，原以為大多會有點不情願，尤其是當時醫管局連能否為醫護提供充足裝備也成疑，但他們都安然接受這項工作，絲毫沒有拒絕的念頭。本應慶幸不用加入 dirty team 的醫護，Emma 卻說，有認識的人因此感到內疚，認為對疫情無付出，「覺得自己好冇用」 ，會自薦加入亞博等治療設施。

大眾都覺得醫護做得夠好，他們卻總認為自己有不足，想著如何盡自己的職責。那些在醫護罷工期間，批評醫護是「逃兵」、不負責任、不顧病人安危的人，大概沒有看到這些畫面，或是刻意忘掉了。

醫護打了一年硬仗，僅獲魚蛋、燒賣慰勞，繼續按機制凍薪，日前更發信要求罷工職員還回薪金，醫管局種種行為，形同逼走員工，又是否置病人安危於不顧？

聯合醫院護士 Amy 曾說，一年下來最感到灰心的，始終是罷工的時候。這種感覺或許很多香港人都感受過，一眾同仇敵愾，盼帶來一絲改變，換來的只是在上位者的漠視甚或譴責。雖無法改變現況，「過咗嗰段時間，都係要繼續行落去」，Amy 還是無法拋棄需要她的病人，「我做呢份工，唔係淨係為 COVID 嗰班人，仲有其他病人需要去照顧」。

報道交稿後，Emma 傳訊息來說，自己漏說最重要的一句，「呢個疫情，政府責無旁貸」，問說最不滿哪一點，她又傳來兩大段文字，由醫護人手不足、罷工要求封關，說到禁堂食、禁特定行業運作、中國入境人士免檢疫等等，簡單而言，政府無一項措施令人滿意。

「依家封關都太遲啦，香港人真係自求多福，自己做好防疫保護自己，靠政府死得。」

醫護的善良或遭到當局踐踏，惟望公眾能尊重醫護付出，戴口罩、勤洗手，已是對他們的最大謝意。

文：趙婉晴

武漢肺炎去年 1 月初蔓延至本港，以特首林鄭月娥為首的抗疫團隊，一年間推出多項防疫措施。但當中不少措施均備受質疑。依民間的說法，是「以防疫之名，行政治之實」。例如 3 月起實施的「限聚令」，便被指是針對示威，令遊行集會無法再舉行。直到去年 7 月，政府以防疫為由，宣布取消立法會選舉，更引起國際間強烈迴響。

本地抗疫措施的考量，亦一直被認為需仰中央政府的鼻息。不論是拒絕全面封關、堅持推行全民檢測、興建臨時醫院等，先多次被批評是向中央「獻媚」。港府記者會上，「感謝中央」的說話，亦已由官員口中說過無數次。

而林鄭月娥經常用以回應質疑的一句，是「沒有政治考慮」。

政府是如何盤想？如何決定？或許無人有確實答案。但《立場新聞》訪問多位不時與政府接觸的人士，其中醫學會會長蔡堅，及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均同意，不少政策是以「政治考慮」為先，甚至有政策「衞生為名，政治為實」。

身兼政府專家顧問的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亦承認，政府難以在每項決定諮詢專家意見，其中導致第三波疫情的豁免海員檢疫一事，就是政府自行決策所致。

抗疫沒有政治考慮，香港人相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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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掛帥　屏棄衞生？

醫學會會長蔡堅認為，政府在過去一年推行不同政策時，經常「話衞生行先，拎專家出嚟做擋箭牌。」他批評，例如疫情初期拒絕封關、第三波疫情豁免檢疫等，均是「有政治壓力逼佢，結果措施做啲唔做啲，變咗尷尬嘅情況。」他口中的「政治壓力」，便是中央。

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則坦言，政府向來不是將醫療衞生放在首要，又以施政報告為例，「醫療衞生係由尾數上來，政府一定係用政治及經濟行先。」

提到以第三波疫情豁免海員及機組人員檢疫一事，陳沛然說，翻查當時豁免的條例，負責的官員並非食衞局及衞生署，而是由運房局負責；其豁免指令亦並非由食衞局局長陳肇始發出，而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意思即係，明顯唔係衞生考慮。」

政府自去年 3 月 29 日起實施「限聚令」，民間則質疑，是為了打壓遊行示威。事實上，去年的七一遊行、六四集會等均被禁止，甚至在街頭悼念科大學生周梓樂、反修例示威者梁凌杰等的市民，亦被票控甚至拘捕帶走。

根據食物及衞生局提供的資料，限聚令由實施至去年 12 月 4 日，執法人員共發出 7,218 張告票，以定額罰款額換算，即共 1,443.6 萬元，其中約 99.3% 的告票由警方發出，另作出 56 宗檢控，其餘 54 張告票則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發出。若計算發出「限聚令」告票的比例，警方巡查 16,111 次便發出 7,164 張告票，即發告票率高達 44%；相反食環署巡查 33,756 次僅發出 54 張告票，比率約為 0.16%。

被問及限聚令是否損害市民的基本人權、自由。蔡堅沒有正面回答，僅稱「大家有眼都見到，唔洗講，講得出口就傷和氣啦。」

身兼政府專家顧問的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限聚令的確可以減少人群聚集，否則難以切斷傳播鏈，形容措施「始終都係走唔甩」，但同意限制的人數可以商榷。他又舉例，政府去年 10 月維持 4 人限聚令，但容許餐廳可 6 人一枱，該決定便沒有諮詢政府專家顧問。

「戴咗都要除落嚟」是林鄭月娥去年 2 月初，引起一時熱話的金句。林鄭當時指，政府已發出內部指引，要求官員如不符合指引要求不可戴口罩。疫情爆發初期，上至特首，下至衞生署署長陳漢儀，其實也堅持，戴口罩並不必要。

陳沛然認為，港府在前年 10 月訂立《禁蒙面法》針對反送中運動，惟疫情在不久後便爆發，「唔洗戴口罩嘅決定，當然係超出衞生考慮嘅問題。」他分析，政府當時難以在《禁蒙面法》實施不久後，便呼籲市民戴口罩。簡而言之，便是政治凌駕衞生。

「銅芯抗疫口罩＋™」去年 5 月由創科局推出，惟口罩在保護性備受質疑，即使是由政府舉辦的聯合招聘考試，亦禁止考生戴銅芯口罩，要求換上外科口罩進場。

陳沛然提到，早於口罩正式派發前，已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分別向創科局及衞生署提問，要求相關部門必須交換意見及合作。而在口罩效用開始被外界質疑後，創科局則曾表示，有諮詢衞生署意見，衞生署卻表示對方沒有諮詢他們。事件亦再次反映，防疫措施上，往往權力並不在食衞局或衞生署，導致不少措施最終弄巧反拙。

醫療掛帥　政治為實？

去年 7 月 31 日，林鄭月娥正式宣布引用緊急法，取消原訂 9 月 6 日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她當時聲稱，這決定完全無政治考慮，只是為免令疫情擴散蔓延，和保障選舉公平公正，更說是香港過去 7 個月抗疫中，她做過「最艱難嘅決定」。但她亦承認，無諮詢過專家意見，「呢件事高度敏感」、「相信佢哋都唔願意表達任何意見」。

林鄭月娥花極大篇幅，描述香港疫情非常嚴峻，疫情已經為香港市民構成極大公眾危機，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可能有多達 300 萬人投票，需要招募 3.4 萬選舉工作人員，會構成極大感染風險，社會亦有「唔少聲音」，質疑選舉能否安全舉行，甚至有人提出、若選舉如期舉行要以司法覆核挑戰，因此考慮後決定押後選舉一年。

陳沛然認為，政府此舉是刻意將衞生考慮升到最高，「你哋成日話我衞生唔係擺到最高，佢就突然間升到最高，繼而取消立法會選舉。」他指，從過去一年經驗可以證明，排隊投票的風險不高，當局亦可以有不同配套措施，例如分時段投票、人流分隔等，且選民會戴口罩及不會進食，因此無取消選舉的必要。

他續指，若政府以「衞生作最大考慮」，一年期間先後將多個場所關閉，按此原則，關閉花市亦是符合政策構思及原因。惟政府在本年 1 月 8 日取消花市後，再在本月 19 日突然「轉軚」。食衞局長陳肇始稱「聽咗花農朋友佢哋一啲意見」後，決定重啟花市，但會縮減年花銷售規模一半。

陳沛然說，政府此舉動顯然已不是衞生優先，「初頭高舉衞生最大，所以你踢波就係壞人；然後再將衞生高舉唔畀行花市…（到）佢轉軚就話平衡各方利益，咪就係將衞生高舉，然後有嘢就 override 咗。」

一意孤行？廣納意見？

林鄭月娥曾說過，專家提供意見，但最後決定的仍是政府。許樹昌承認，由於各專家顧問有正職，政府不會所有措施均諮詢專家意見。他便提到，復辦花市的決定，是與防控措施有衝突，而事前並無諮詢專家小組，「花農畀好大壓力，有市民想買花，係平衡業界空間同市民需要。」

但許樹昌亦有為政府說好話，指政府並非完全沒有採納專家的意見，舉例如取消馬拉松、取消書展、居家工作、公眾地方強制戴口罩等，均是由專家建議，最終政府亦有採納，「專家只係負責畀意見，但到最後建議係咪可行，點樣執行係政府決定。」

他形容，政府「唯一（決定）有啲慢」是指定酒店檢疫政策，但亦認為錯不在政府。他透露，專家早於去年 3 月已提出建議，當時衞生署亦已開始聯絡酒店業，「佢哋反應係好冷淡，當時佢哋仲有生意，係去到近期冇生意先爭住做（指定酒店）。」

討好中央　衞生次之？

過去一年，「感謝中央…多謝中央」在林鄭月娥、陳肇始、聶德權等官員口中反覆重提，不論在全民檢測、派發口罩、臨時醫院、亞博社區治療設施等，中央的影子都隱約可見。其中為期 14 日的「全民檢測」，僅約有 178 萬人參與，只找到 32 宗個案，開支共約 5.3 億元。

陳沛然認為，過去一年的感覺是「特首好想做一啲工作將功補過，佢好想做出一啲成績，結果越來越禍。」他以全民檢測為例，認為措施的確有其公共衞生目的，但「唔係衞生嘅目的係更顯著」、「重點唔係人數，重點係我做咗啲嘢，然後感謝中央支持。50 萬人、100 萬人（參與）都好，感謝中央支持，然後平息第三波，呢個效果係十分重要。」

許樹昌則強調，全民檢測始終有其好處，雖然當時只找到約 30 個確診者，但亦能成功截斷傳播鏈，「萬一有區域性爆發，你已經訓練幾千個醫護人員做採樣，已經係有個價值。」他續指，全民檢測期間政府動用百多個場地，令行政人員、醫護等生有經驗，若未來要再做地區性檢測時將會更容易。

記者｜蔡俊傑

武漢肺炎疫情去年初在港爆發，之後一年，港府公布了多項防疫政策。由限聚令、禁堂食令到最近的取消後復辦花市，特首林鄭月娥雖然多次強調，抗疫政策以科學為本，但亦曾承認，科學以外，政府尚有更多考慮。官員的盤算，市民無從得知，但回顧過去一年的決策，不難發現，政府在多項決定上，都曾「彈出彈入」，令市民無從適從。

由最新的 11 日內花市取消變復辦、全面禁堂食相隔不足 1 日取消、接種疫苗「冇得揀」變「有得揀」等，朝令夕改的施政，顯然對抗疫弊多於利。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便認為，疫情初期，政府誤將武漢肺炎視作「沙士」應對，但至疫情後期，則認為政府內部，連防疫措施的推行目的、效果亦沒有充份理解，更難以回應坊間的不同意見，最終政策飄忽無定，打擊了公眾對政府的信心。

而面對一年間，民間湧現的各式抗疫資訊，即使當中不乏「偽科學」和欠證據的「抗疫產品」，例如蒸口罩以重用等說法，政府亦絕少主動回應、澄清。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便慨嘆，社會上出現不少假資訊，亦有商戶趁機圖利。

當在抗疫戰中領軍的政府，也無法真正以科學解釋自己的行為，輔以坊間「偽科學」蓬勃，抗疫的成果，自然大打折扣。

疫情爆發初期，不論是市民或是政府，均把武漢肺炎視作「新沙士」。但隨著對病毒的認識增加，便發現兩種病毒截然不同，新型冠狀病毒致死率似乎較低，但傳播力或比沙士病毒更強。至今全球已逾 9000 萬人感染。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港府於去年初以來，一直以 2003 年的經驗作參考，應付這次疫情。但盲目地把兩場疫情相比，亦影響了決策，「沙士係好局部小型傳播，同今次全球大流行（唔同），你剩係睇數字，沙士係感染幾千人，而家全球感染九千幾萬人。」

以傳播力為例，梁子超指沙士的傳播主要在病發後，例如發燒後才容易傳染，但病發前傳染性不高；武漢肺炎的傳播力卻似乎更高，特別是發病前的傳播，亦因此出現很多隱性傳播，難以找到傳播源頭。武漢肺炎的病徵亦不明顯，「今次講唔出咩病徵，講唔出咩係綜合症，咩病徵都有機會係感染，無病徵都有機會，用唔到綜合病徵定義呢隻病。」

「將沙士經驗強套喺新冠肺炎，令到初期好多防控措施，方向都係有失誤。」但他亦補充，這個問題並非香港獨有，笑言「其實全世界政府都畀人鬧。」

一年間「轉軚」不斷　梁子超：大家唔知你想做乜

依梁子超的說法，「誤判」是非戰之罪，但在不同政策上「轉軚」，便理應問罪。去年 1 月，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拒絕對高鐵旅客實施健康申報，解釋說會令人流聚集、增加傳染風險。惟事隔一日，已改稱會將填表措施，擴至西九龍高鐵站。

自此，政府在大大小小政策上，均不時可見「轉軚」。最近期的可以數到今年 1 月 8 日，政府宣布取消全港 15 個年宵市場和沙田車公誕新春市場。但事隔 11 日後，食衞局長陳肇始便說在「詳細考慮」下，會在原址重開花市，規模減半。

去年 7 月，政府亦曾推行全日禁堂食措施，規定所有打工仔午餐必須外賣。無法在辦公室用餐的人，被逼在街頭進食。基層工人如速遞員、地盤工、清潔工等，被傳媒拍下在街頭、公園用餐的苦況。最後措施在不足一日內宣布取消，官員的解釋，是事前真的沒有想到，這麼多人須在街頭用餐。

至去年 12 月，政府宣布採購疫苗，但在不良反應的的責任上，亦「兩度轉軚」。陳肇始曾稱，如果市民接種疫苗後出現重大不良反應，調查後發現是源於疫苗本身問題，會追究涉事製造商。之後卻改口稱「似乎喺緊急用途上（免除責任）都係一個國際做法，」及後又再發稿，澄清「並不代表免除藥廠對於疫苗的所有相關責任」。

不良反應的責任誰屬，至今政府仍然說不清。後來政府宣布成立基金，支援出現不良反應的市民。算是清除了部分疑慮。

「公眾唔明白你嘅理念，甚至你提出措施時，都唔能夠解釋點解要咁做，同埋想達到咩目的。」梁子超認為，當每個措施、決定宣布後，社會上必然有不同意見，「有人覺得要繼續實施社交距離措施，有人話會整死經濟，」因此若政府對自己的政策，在內部也沒有充分「系統化」的論證，又沒有足夠的科學、學術理論支援，最後只會因不同持分者各執其詞，政府說不過去下，令政策飄忽不定。每一次的「彈弓手」，亦會打擊公眾對政府的信心，民間不滿情緒日增。

如是者，下一個決定提出時，民間更不信任，更多聲音，政府亦更大機會被左右而更改決策。

惡性循環。

梁子超亦批評，政府每一次發布政策，在解釋政策目的時，對於如何能遏止疫情，也是十分不清晰，市民自然會提出質疑，「點解你以前唔做？點解你咁遲做？點解你做呢個區唔做其他區？大家都唔知你想做乜。」

政府傳訊不力　依賴學者安撫民心

政府現時主要透過「同心抗疫」網站，發布有關武漢肺炎的網上資訊。至於涉及謠言、傳聞等，政府則主要透過 Facebook 專頁 「添馬台 Tamar Talk」，或政府新聞稿回應，但專頁僅有不足 25000 人讚好，新聞稿的海量、官僚風格文字，亦少有市民主動查閱。

政府的抗疫 icon，大概只有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但張竹君雖然得民心，實際上卻只屬「working level」，基本上不參與高層決策。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亦同意，疫情爆發以來，香港依賴的是教授、醫學界專家等回應事件及安撫民心。他又以挪威舉例，指當地早前發現，有 29 名長者接種疫苗後離世，當局已便立即向外澄清，亦解釋各項疫苗資訊。

香港亦即將開始接種疫苗，崔俊明擔心，若政府的傳訊、解說仍是如此「不爭氣」，將影響市民接種的信心，「如果真係有不良反應出現後，香港（政府）一定要回應，當然唔洗話發燒、心口痛都要回應，但一啲嚴重個案，或者多人出現副作用，真係要好快出來解釋，否則傳得好犀利，會令市民信心大大減低。到時有疫苗都冇人打，你講到天花龍鳳都好，都唔會有人打。」

「民間科學」湧現　商戶借機圖利

當政府傳訊乏力，政策失當，民間自然「下有對策」。但當中一些「民間科學」，便衝擊了不少專家及教授的腦袋。

例如到今天，仍可見有市民會隨身攜帶「掛頸式空氣淨化機」，亦有商品稱呼自己為「掛頸式負離子空氣淨化機」或「除菌卡」等類似產品。這些裝置自稱可以抗菌、淨化空氣等。

消委會曾就此發表研究，指這類隨身淨化機在實際環境下，無論除菌或消減空氣中污染物的功效均成疑。但至今仍可見有不少市民佩戴。

若要數到「民間科學之首」，則不得不提去年初「口罩荒」期間冒起的「蒸口罩」。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去年 1 月 29 日在 Facebook 上載影片，片中訪問一名「傳染科博士」，提出可以用「蒸汽」消毒一次性口罩，又或是使用紫外線消毒。蔣麗芸又在帖文中寫：「當口罩供應短缺時，高溫蒸汽消毒可解燃眉之急。」

事件引發一連串風波，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當時炮轟影片是假新聞，內容大錯特錯兼害死人，呼籲市民不要再轉發該影片。但之後「始作俑者」蔣麗芸並沒有認錯。

崔俊明說，坊間的假資訊，當中不乏源於有商戶借機圖利，「標榜自己健康產品，有儀器設備殺除病毒，係錢作怪。有好多商人呃無知市民，其實香港人有好多係跟風，有人推銷市民就信。」

這類「科學 VS 科學」的爭議，在疫苗議題上發酵得特別強烈。崔俊明認為，社會上有一群反疫苗人士，在疫苗議題上屢屢提出不同「故事」，散播對疫苗負面的訊息，甚至將專家發表的意見有意地剪輯，令市民接受錯誤訊息。

「灼見名家」上月中便在 Youtube 發布，由香港生物科技研究員顧小培，分析武漢肺炎疫苗的短片，指 mRNA 疫苗「完全沒有保護作用」，長遠更會導致肝腎衰竭。港大微生物學系臨床助理教授薛達 (Siddharth Sridhar) 事後反駁，批評顧的言論是「偽科學」。但之後顧亦再發文還擊，至今雙方仍各執一詞。

崔俊明則強調，藥物註冊在香港是十分嚴謹，且藥廠對其生產的疫苗亦十分緊張，「你稍為對病人有損傷，間藥廠都好緊張，甚至乎要停產，回收。」他呼籲市民不要盲目「跟風」，要認清楚資料來源。

記者｜蔡俊傑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之初，便被冠上「新沙士」之名，17 年前的恐怖回憶湧出，一時間全城人心惶惶。搶購口罩成為港人日常。但當日一罩難求之際，政府拒絕派發之餘，主事官員亦表明只願援助廠商生產，甚至搬出不應干擾市場的「法則」。

去年初時，中國有市民一句「信政府，唔驚！」成為網上熱談，但對不少香港人來說，對政府防疫的評價，應是剛好相反。

港人每日計算著家中剩餘的口罩，有人選擇不外出，亦有人重用口罩至表面泛起毛粒，縱使如何不適，總比「無罩用」來得好。社區中便有街坊，每日清晨到處搶購口罩，晚上再將所有戰利品原價轉讓同區街坊，「既然政府都幫唔到我哋，怨天尤人都冇用，點解唔靠自己街坊自救」。

到口罩荒解除，政府才派發不能用於醫療用途，不能戴入醫院的「銅芯口罩」。

防疫物資之外，對疫情下市民的生計，政府的措施也乏善足陳。以防疫為名，關閉各處所之餘，對不同行業的援助不足，大張旗鼓的「保就業計劃」，亦漏洞百出。有健身中心負責人為了一家五口溫飽，惟有與其他教練「送外賣」，在不同公園上堂。但一對一的課堂，杯水車薪。

儘管我們可以浪漫地把這一切形容為「自救」，但亦不免去想，為甚麼我們要自救？本身有能力、有責任去「救」的政府，有沒有盡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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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 月底，香港終於失守，錄得確診個案。坊間隨即爆發口罩搶購潮，多區陸續出現數千人排隊的「奇景」，巿民每日追蹤口罩貨源消息，抵著冷風、清晨四出碰運氣，甚至通宵達旦排隊，連站在抗疫前線的醫護人員都不例外。

巿民「求罩若渴」，一眾高官見記者時倒沒有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指，除非有病徵，否則普通社交場合不需戴口罩；特首林鄭月娥亦承認，政府在全球採購口罩，不是很成功，甚至要求政府人員如不符有關條件，不准戴口罩，「戴咗都要除落嚟」。

唔信政府　街坊每日撲口罩

官員的言論，令市民不禁「反白眼」。太古居民小薯（化名）便斷言：「唔信（政府）」。他在 去年 2 月起，到處搜羅口罩，除在住處附近，亦會在中西區、灣仔區打轉，幾乎走遍整個港島。然而由藥房到各大連鎖店，他都只得到一貫公式化的答案，「冇晒」、「唔知幾時翻貨」。雖然天天撲空，他卻觀察到超巿、百貨公司的上貨時間，亦與一些店舖職員混熟，寒暄交談間，得知更多資訊，「咁我咪嗰啲時間去捕，見佢一推出嚟就排隊」。不懈之下，漸有收獲。

他亦留意到，不少藥房雖然有存貨，卻囤積居奇，一盒口罩標價數百元。雖然太古是「中產區」，但他說街坊不一定都是富裕人士，「清貧啲（的街坊）都有，同埋口罩呢啲係消耗品，你冇得重複咁用，你一日一個計番條數都唔係平......咁點解我哋要食差價呢，倒不如我正常價錢買番嚟，我正常價錢賣番俾啲街坊算喇」。

一個小小的念頭，小薯在去年 2 月中開始舉辦「賣物會」。他每日上班前便外出「掃貨」，店舖開門前，他已在外排隊守候，而因為不少店舖都設有限購，他會跑遍一間又一間，最多一天可以買入十包口罩，或十多種防疫用品，由搓手液、濕紙巾、到消毒噴霧，只要價錢合理都會購買。到晚上他會在 FB 的社區群組發文，讓有興趣的街坊留言，並與街坊在區內的公園交收。

如是者，每天他回家時已是凌晨 12 時甚至 1 時，隔天又要再一早出外排隊。

雖然做這件事，他分文也賺不到。原價買來，原價售出，若計上時間和交通費，他甚至要「倒貼」。小薯說，疫症之下，希望能夠與街坊守望相助，「比我哋慘嘅人有好多，我哋都幸運感恩，正常、有手有腳、行得走行，咁點解我哋唔為呢個社區做多啲？」他在太古土生土長 30 年，認為太古作為中產社區，過去一直予人冷漠、不問世事的感覺，因此乾脆把賣物會當是實驗，由自己做「白老鼠」，測試一下社區的街坊情，「既然政府都幫唔到我哋，我哋怨天尤人都冇用，點解唔靠自己街坊自救？」

「太古唔係想像中咁冷漠」

他會在帖文中指明，物資並非先到先得，而是「幸運抽獎」，由他選擇哪位是幸運兒。但他笑言，其實自己會「出啲古惑」，並非真正隨機抽取。例如他便試過，優先將口罩讓給一名行動不便的街坊，「佢比起我哋難買好多」。

小薯的賣物會到去年 3 月後便告終，但他說，是快樂地完結。因為街坊後來亦會在 FB 群組，互助通報防疫用品資訊，又會互相協助採購。小薯說，自己曾發文，向街坊收集用不完的口罩，再轉交區議員，派發給有需要人士。發文當日，他已收到 6 大袋物資，單是口罩便有 1500 個，令他喜出望外，「太古並唔係想像中咁冷漠。」

小薯的小小賣物會，成了推動太古街坊互助的第一步。之後街坊間開始有更多互動，亦曾一同團購受疫情影響生計的良心小店。

健身中心生意跌半　政府資助「交半個月租都唔夠」

口罩等防疫用品的供應在 3 月轉趨穩定，香港卻同時仍來第二波疫情。至 4 月，政府宣布關閉健身中心、遊戲機中心、電影院等場所，緊接下來的一年，這些處所繼續隨疫情又開又關。退役港隊泰拳運動員張冠東，現時是一間健身中心的負責人，對於港府關閉健身中心，他大表不滿，質疑政府一下子就「封殺成行」。一年下來，他的健身中心至少有四個月要關閉，生意額較往年大跌過半。

張冠東的健身中心面積達 8000 多呎，月租連同管理費接近 30 萬元。他說不少行內人都要靠積蓄、甚至按樓交租。他的中心慶幸仍能以過去的營利應付，加上有數名股東，如有需要亦能一同攤分。但目前疫情仍未緩和，被問到預計能再支持多久，張冠東沉默片刻，似是在嘗試計算。然後是一陣苦笑，「我都唔知」，「我哋又唔係大投資者，都係想推廣健身運動，希望用自己積蓄捱住呢樣嘢。」

張冠東說，他們過去都有申請政府資助，惟幫助有限，以「健身中心資助計劃」一筆過 10 萬元的津貼為例，他說不論是一間 500 呎的拳館，或是他們 8000 多呎的健身中心，停業數個月都是獲撥 10 萬元，「講真租都唔夠交半個月」，業界曾多次提議，仿效餐廳的賠償方式，以面積去計算資助，但都是石沉大海。張冠東又透露，據他所知，康文署的「向註冊體育教練提供一筆過補助金計劃」中，有九成教練都不合資格申請，以他的中心為例，便沒有教練申請到，只有他自己成功。

健身教練支援計劃　須領「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牌照

他解釋，該計劃認可的教練牌照在業界並不普及。根據康文署網站資料，計劃過去三次分派發 7,500 元或 5,000 元資助，申領人士需要是奧委會轄下的體育總會，或認可體育機構的註冊教練，而當中與健身業有關的是「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張冠東笑言，「呢啲名我哋聽到都唔會去讀啦」，「大公司或者我哋細公司，都唔會接受呢啲牌照，但係政府認受嘅就係呢啲。」他笑言，大部分香港健身中心接受、較受國際認可的牌照，反而會被政府視為是商業牌照，因而不合資格。

康文署回應查詢時表示，本港的體育團體及教練沒有統一的註冊或發牌制度，而奧委會是香港體壇最廣受認可的領導及協調機構，故定下有關計劃的申領資格。

疫情下多個行業受到波及，而政府的資助計劃一直被批評沒有用得其所，尤其是耗資逾 900 億的兩輪保就業計劃，國泰航空 7 月就計劃獲批 4.58 億元資助，屬獲得最多補貼額的機構，惟仍於去年 10 月，裁去 5,300 名駐港員工，留下的員工亦要簽署新約接受減薪；職工盟去年 8 月曾招開記招，指計劃容許僱主在收補貼同時減薪或放無薪假，未能惠及基層員工。

張冠東是家中經濟支柱，除了供養父母，家裏還有三個孩子，分別就讀中、小學，和一個不足兩歲的幼兒。妻子忙於照顧家庭，無暇分身工作，故由買尿片到書簿費，一切的生活開支、交租供樓，都由他一力承擔。生活逼人下，他亦惟有自救，在早前推出「流動教室」，在戶外與學生一對一教學。

過去每名教練一星期約有 30 課，每班 8 至 10 人。但他說，目前一星期有 8 至 10 課已相當不錯，而且在限聚令下，只能一對一教學，學生人數不足以前的 5 ％。教練亦要先回公司取器材，啞鈴、拳套、腳墊等重達 20 公斤，有時一天要跑三至四個不同的地方教班，地點遍佈港九新界，連裝器材的紅白藍袋都禁不住奔波，破了個大洞。

他無奈地說，雖然這樣教班無法維持營利，但總算是絕境中的一條出路，為了一家五口，只好繼續堅持，「唯有要自己勤力啲，我哋叫做送多啲『外賣』」。

區議員倡全民自救

提到民間自救，區議員亦擔當重要角色。一個盡責的區議員，可以協調採購物資，甚至施壓要求政府處理區內衞生問題。亦曾有網民留言指，區議員提供的確診大廈消息，比起例行記者會來得更快。有區議員直言，疫情下，他們只能放下其他計劃，為政府抗疫不力「埋單」。

年初，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會見傳媒時仍指，無必要減少來回武漢的航班或高鐵班次，又說「止暴制亂」才是當前首要任務；至 1 月 23 日武漢封城後，政府仍指全面封關「不切實際」，繼續開放機場、港珠澳大橋及深圳灣口岸。

翌日，社區組織天水連線，在深圳灣往天水圍的巴士站自設「圍城檢疫站」，為每名下車的乘客量度體溫。天水連線成員、元朗區議員林進憶述，當時擔心該口岸會有大量從中國返港人士湧入，甚至將病菌帶入區內，「政府唔做嘢，希望做個行動話畀大家知，我哋可以自己諗方法去解決問題」。

然而區議員權力有限，政治角力下，亦一直受當局鉗制。林進說，年初鬧「口罩荒」時，元朗區議會已要求撥款購買防疫物資，然而遭當局一再拖延，直至市面口罩恢復正常供應，才成功獲得撥款。在此之前，他們曾獲朋友介紹，聯絡到印尼的口罩供應商，可提供 33 萬個口罩，涉及近 80 萬港元，他們曾一度擔心受騙，但最後仍決定承擔風險、自資購買。幸好該批口罩最後仍成功抵港，送到街坊手上。

林進說，他們把口罩原價賣給街坊，同時鼓勵「買一盒，捐一盒」，即付兩盒的價錢購買一盒， 另一盒則免費捐贈有需要人士，最後有為數不少的人響應，「大家唔係淨係睇自己，喂我梗係有幾多買幾多，我屋企人要用口罩，佢係願意同大家分享」。之後他們亦不時收到街坊捐贈的物資，由他們派發予出現確診患者的大廈居民；政府公布確診大廈慢，又會有街坊主動「報料」，讓他們能提醒其他居民。

「經歷過（沙士）嗰段時期嘅香港人都會明白，嗰種誠惶誠恐嘅感受。但係政府係冇吸收過呢個教訓，成個防疫意識可以去到咁低，呢個我哋好憤怒......慶幸係經歷過成場（反送中）運動，香港人都明白到，呢個政府其實係幾唔可靠。」林進提到，天水連線的一句口號是「全民自救 打破宿命」。他說，即使面對疫情，他們仍希望繼續帶動這個訊息，直至「遍地開花」。

記者｜趙婉晴

2003 年沙士襲港，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8A 病房出現爆發，數以百位醫護染疫，病毒亦繼續蔓延到社區。最終有 8 名醫護因感染離世，成為港人不能磨滅的痛。

事隔 17 年，武漢肺炎疫情爆發。經歷過沙士，不少人常說，要汲取當年的慘痛教訓，其中一點，是保護好醫護人員。遺憾地，「人類總是重覆同樣錯誤」，過去一年，公立醫院仍數次出現懷疑院內感染個案，波及醫護。最大規模的爆發，是聯合醫院懷安科 2D 病房群組，共有 9 名醫護人員、醫院職員及 12 名病人染疫。

猶幸現時沒有醫護因染疫離世，但每當政府公布有醫護確診，港人的那道傷口，便彷彿再被拉扯開。

醫管局發言人曾指，有受感染的醫護可能因餵飯，卻沒有配戴面罩致「病從眼入」。對於局方之言，有護士大表不滿，批評當局指引不清晰，以往一直是靠醫護自己判斷，甚至不同醫院都「各處鄉村各處例」。

對局方失望的醫護們，有人選擇「靠自己」，做好防護措施；也有人灰心、只望能退下火線。

亦有醫護仍期望，局方能真正體諒醫護需要，不只是「口行行」說一堆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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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中時）當係去見識吓，入到去先真係知道係咩事」。聯合醫院護士 Amy（化名）去年年初在院方安排下加入 Dirty Team，在隔離病房工作。她坦言起初比起驚慌失措，更多的是「興奮」。直到真正面對確診病人，面對充滿未知的病毒時，「先真係知道係咩事。」

「武漢肺炎最恐怖嘅係，如果你惹到，就算病情嚴重，要即刻插喉，但你自己係 feel 唔到。」Amy 說，人在血含氧量低的情況下，多會感到頭暈、氣促。但在隔離病房的病人，由於長期躺臥，對於自己的病情多數沒有自覺，甚至認為自己沒大礙，不滿被困在病房。而沒有病徵的確診者亦所有多數，Amy 直言，即使有確診病人混入普通病房，病人本人、甚至醫護亦難以即時察覺。

換言之，不管是隨離病房或普通病房，都無時無刻存在風險。

而 Amy 最擔憂的事，終究於去年 12 月發生。聯合醫院懷安科 2D 病房，去年 12 月底出現感染群組，波及多名病人及院內職員。當時 Amy 雖然已調離 dirty team，亦非負責該病房，但亦曾因工作前往。根據環境污染報告，病房其中一個水龍頭驗出對病毒呈陽性，Amy 說，同事工作後，也可能會在就近的洗手盆清潔雙手，大感擔心，「連水龍頭都中咗，你喺嗰格做完嘢，洗完手都係污糟」。

回家也不敢除口罩

曾經與爆發源頭如斯接近，Amy 也擔心有感染風險，參與了醫院安排的自願檢測。在等待結果的數日間，她擔心傳染家人，即使回到家中，也會繼續戴口罩，由工作，到休班，也沒有除下口罩喘息的機會。直至得知檢測呈陰性，才放下心頭大石。

2D 群組首名確診的女病人，原已住院近一個月，出院一天後才初步確診。Amy 說，病人初入院都會接受檢測，但即使當時無感染，也不代表長期留醫的病人，之後無感染風險，「好多 case 都會轉嚟轉去，有時住得耐，真係唔知身邊係咩人，同埋懷安科（准）畀人探，會唔會將啲病菌帶入嚟？」

爆疫後，院方立即收緊家屬探訪安排，但 Amy 認為，院方有責任更早定下指引把關，尤其懷安科專門接收末期病患，爆發感染對病人或家屬而言，都是更沉重的打擊，「懷安科已經係人生最尾嗰一程，佢哋本身已經係五勞七傷，甚至係 dying 緊，冇屋企人陪好慘。佢哋唔係得老人家，一定有啲好後生嘅 case，你仲要咁樣搞法，屋企人一定冇得探。」

Amy 又說，病人曾調往不同病房以至病格，然而院方並無及早向各醫護公布，所有涉事病人的院內行蹤，她自新聞才得知有病人曾入住深切治療部（ICU），「ICU 如果啲 case stable ，其實佢會 transfer out 㗎嘛，我哋普通病房都會收 ICU 嘅 case」，換言之若 ICU 內有感染，病毒有機會流傳整間醫院。

醫護互相打聽指引如「三姑六婆」

政府專家袁國勇曾指，有職員在餵飯時，未有戴上護目鏡，病毒可能隨飛沫進入眼睛，導致感染。但醫管局同時表示，同事本身有穿戴合適裝備。「如果同事已經著晒裝備，咁佢哋係點樣惹到番嚟呢？」Amy 解釋，過去只有在霧化程序、如抽痰及留樣本等時，才需要「全副武裝」上陣，至於餵飯、漱口等恆常程序，則無明文規定要穿戴哪些裝備，同事過去都是自行評估風險穿戴，或是不同病房有不同做法。直到是次爆發感染後，院方才要求進行有關程序時，需要穿防護衣，以及戴面罩或眼罩。

但 Amy 說，早在是次事件前，聯合醫院亦曾數次有院內病人初步確診，幸無釀成院內爆發，其中一次更是發生在 Amy 負責的病房。她說院方沒有指引如何處理這些情況，記得那時同事都表現徬徨，「嚇到鼻哥窿都冇肉，你守得唔好，你要同病人嘅屋企人交代㗎嘛」。而即使向院方的感染防控組通報，對方也不會現身協助，最後都是由病房同事自行解決。她形容，當時大家互相打聽，處理確診病患的流程，「好似三姑六婆咁，聽講要將啲病人分隔先，之後睇下邊更邊個照顧佢哋」，當局沒有一早交代既定流程，她大表不滿，「要你寫個 protocol 都唔係咁難啫」。

就在 Amy 受訪後當晚，她向記者補充指，院方終於向同事發放指引。但這已是在疫情爆發近一年後。對她來說，醫管局始終，還是沒有保護好同事。

一個 N95 戴足 6 小時　感心灰只想離開

去年伊利沙伯醫院一名隔離病房確診男子「逃走」，引起全城關注。護士 Emma（化名）自疫情爆發以來，便在該病房工作。她說該名病人在院內，早已表示出離開的意願，「佢係覺得自己冇發燒，冇唔舒服，覺得自己唔需要住院，係一個正常人」。但醫護亦無法「禁錮」他，只能警告他，假如離開可能要罰款甚至入獄。惟該名病人住在單人房，房間外左轉便是隔離病房的大門，加上當時是派藥時間，他乘著絕佳的地理位置及時機，得以逃脫。Emma 說，自己當下和同事已追出病房，但病人沿樓梯離開，他們卻錯估病人會乘升降機，最終失之交臂。

相較在普通病房工作， Emma 說他們使用的裝備更全面，的確有更佳的防護。不過她也憶想，年初裝備緊絀時，即使他們面對確診病患，也要使用級別較低的黃色防護衣。防護衣並不防水，假如病人嘔吐或有飛沫，便有機會滲入皮膚。她說，一直至去年年中，醫院仍未全面恢復防水保護衣的供應。

「一句共度時艱就做到你死」

年初時，亦有指院方要求醫護裝起用過的 N95 呼吸器重用。Emma 表示，院方沒有明文規定同事必須重用 N95 ，但會要求同事 Extended Use（延長使用）。她說感染防控組向他們表示 N95 存貨不足，他們完成一個病房的工作後，再進入另一間病房前，只會更換下身裝備，不會脫去頭上的口罩及面罩，便繼續下一個工作，也不能完成一個程序，便更換口罩休息。

Emma 說，一天工作 8 小時中，曾試過連續配戴同一個 N95 長達 6 小時。她說隔離病房的工作忙碌，除了應付確診病人，每日亦有多名等候檢測結果的病人入住，得知結果後，又要隨即轉移病人，病房流量大，「一張床可能一日瞓到 3 個 patients」，「高層係不停要你好快收急症室 case ，上到嚟又要即刻 arrange…...上面一句共度時艱就做到你死，成件事其實好涼薄」。她曾感到心灰意冷，一度要求離開隔離病房，惟最後又因病房人手不足，無奈繼續留下。

病房經理記錄用量　取裝備時感壓力

同樣在伊利沙伯醫院隔離病房工作的護士 Queenie（化名）則提到，並非每人都能安然接受，加入 dirty team 工作。Queenie 工作的病房，本來就是隔離病房，院方亦安排其病房接收武漢肺炎患者。她回憶說，初期有同事得知安排時，忍不住落淚，更有人離職。而她相信自己較其他同事熟悉隔離病房運作，故接受了院方安排。她笑言，當時每天回家都要「隆重其事」，所有家人入房迴避，她便衝進浴室洗澡更衣。家人則在外沿路消毒。

Queenie 說，他們取防護裝備時需要作紀錄，病房經理會留意他們的用量，假如使用數目較其他人多，便會詢問原因。她在疫情初期亦曾被追問，要求解釋。她直言，在取裝備時，難免感受到壓力。

隨著 N95 供應緊張，醫管局於去年約 9 月，採購本地生產的「納米口罩」Nano Mask（Nask）取代 N95。Queenie 說自己從同事間，聽到不少對 Nask 的怨言，指其設計面罩偏大，耳繩卻又太緊，不合乎比例。她又說，在貼面測試（Fit Test）中，包括說話、彎腰、擰頭等不同項目，有同事在試用 Nask 時，有數個項目均不合格，最後卻仍被評為整體合格。測試人員又會要求醫護試用時加扣、紮高髮髻配合等。

Queenie 不滿地說，如此測試，儘管當下勉強合格，但在實際工作時稍有走動，口罩便容易移位。

她又提到，由於 Nask 是掛耳式，沒有足夠力道拉緊口罩至完全貼面，但加扣將繩拉到頭後方又會過緊。有護士便反映，長期戴 Nask 令下巴擦損，即使戴的時間不長，仍會在鼻上留下深深壓痕。

面對有人選擇離開 dirty team 甚或辭職，Queenie 說，到現時仍在醫管局抱有寄望，期望局方能體諒醫護需要，讓同事更有信心留下一同抗疫。

羅卓堯：搵唔到源頭就賴社區

院內感染、醫護感染等，向來是公眾關注焦點，但醫管局發言人對於個案是否屬院內感染，其一貫態度都相當保守。去年 7 月，明愛醫院一間內科病房先後有兩名病人確診，醫管局直至記者在疫情記者會上發問，才公布事件，後來亦指兩名病人為社區感染。惟事隔近一個月後，才承認經甚因排序測試後，相信他們其中一人是被另一人傳染，亦即是院內感染。

同月，伊利沙伯醫院亦出現院內感染，至少 7 名病人確診，一名在該病房工作的病人服務助理亦確診。但院方解釋，出現院內感染期間，該名助理正在休假，且她居住慈雲山地區，當時該區屬疫症重災區，因而推斷她與院內感染群組無關。

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堯批評，院方過去都傾向，將院內確診的病人或醫護列作社區感染，「只要係佢搵唔到源頭，就一定賴係社區」，認為情況令人失望。他在職的東區醫院，去年 8 月亦曾出現懷疑院內感染個案，一名病人入院時檢測呈陰性，住院數日後出現病徵確診，病房後來再有 3 名病人染疫。他說是次院內感染，沒造成大規模爆發只屬僥倖，「好彩在佢冇乜點轉床，如果你嗰啲床真係逼啲嘅，未必次次有呢啲（隔離）措施做到」。

羅卓堯又說，在社區仍有感染的情況下，最理想是減少入院人流，即減少非必要的醫療服務。但他指，醫管局將減省哪些服務的抉擇，交由各部門主管自行決定，「嗰大原則就係 cut 㗎喇，但佢又唔會同你講要點樣 cut」，與此同時，主管仍面對「追數」的壓力。醫管局總部每年都會向各聯網撥備預算，而預算的其中一個考慮，便是各聯網的服務量和需求量。羅卓堯解釋，這個計算方法，變相令各部門為了避免被「cut budget」，而有「追數」壓力，「有個 target、performance index 要去追，嗰年做太少（服務量）有機會俾人 cut 錢」。

他認為醫管局現時是自相矛盾，應去除有關誘困，才能令各部門能大刀闊斧暫停非必要服務。

馬仲儀：高層不要再做「冷氣軍師」

任職聯合醫院的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表示，一般院內感染都有源可溯，如曾逗留確診者附近、有家人探病帶入病菌，假如無相關情況，重覆檢測的意義不大。目前局方已就早前的聯合醫院群組爆發制定相應措施，包括只容許恩恤的病人家屬探訪，並須持有 72 小時內的檢測陰性證明。

就著醫管局往往在爆發後才制定相應措施，她批評是有點「怠懶」，「佢成日都話 WHO（世衞） 咁樣就咁樣跟，佢就喺 WHO 個框架揀最寬鬆嗰個，中間都冇顧及到每次事件發生之後嗰個情況。」她引用瑪嘉烈醫院日間病房的爆發為例，院方懷疑感染是由病人進食引起，「咁一定係你周遭嘅空氣環境可能唔係咁理想」，院方卻將事件歸咎於病人行為，考慮限制病人用膳，如縮短時間、食三文治，而非改善空氣流通或安裝類似餐廳的隔板，形容是「有點可恥」，批評當局太遵循 WHO 導致應變過慢，「講真，今時今日社會嗰大智慧都係唔好迷信 WHO 㗎啦」。

抗疫一年，硬仗卻尚未結束，前線已身心俱疲。談及工作上的辛酸，受訪護士都說只能自行承受。馬仲儀也說，院方要求護士「延長使用」口罩，雖然未必有太大感染風險，但長期配戴下，同事或都感到吃力，尤其現時要採用舒適度欠奉的 Nask，認為當局沒有盡力為前線爭取更理想的裝備。

她又批評當局不重視同事意見，「聯合個事件，高層都話佢哋有拎晒啲資料、分析晒」，「佢哋覺得喺管理層傾咗，就知道晒事情嘅始末，但係前線同事心入面諗嘅嘢，冇人聽佢哋講」，即使事情告一段落，同事心底仍難免懷著滿腔不忿。她期望日後院方高層不要再做「冷氣軍師」，「真係要多啲落嚟，睇下同事病房嘅日常運作，唔好淨係爆咗事件就出嚟望一陣」，要真正聆聽前線員工心聲。

就著 Nask 的問題，醫管局回覆查詢時表示，隨著外科呼吸器全球供應緊張，局方因而引入本地和海外生產的呼吸器，至於有指口罩不合適，局方指已提醒員工在佩戴呼吸器時，每次都必須進行「密合檢查」(seal check)，確定呼吸器可緊貼面部。

雖有員工指院方過去並無就院內確診作出指引，局方則指，醫院與感染控制組在出現確診個案時，會嚴格執行一系列感染控制措施，並與衛生防護中心合作，追查接觸個案作跟進。局方又指，在調整非緊急及非必要醫療服務方面，會按疫情發展、醫院的環境和運作需要、防疫配備和設施的使用情況，彈性調整服務，務求將對病人的影響減到最低。

記者｜趙婉晴

武漢肺炎疫情在港爆發一年，「全面封關」四字，自起初已是民間最大訴求。惟特首林鄭月娥多次表明拒絕，即使在面對醫護罷工時，仍揚言「以極端手段威逼政府不會得逞」。甚至在疫情持續逾大半年後，仍抱怨「封關的口號，真的已經聽得太多，由一月到現在，還在聽這個口號。」

政府口中形容「口號式」、「不切實際」的封關，在專家眼中，反而是在疫下，守住香港的關鍵。

《立場》就此訪問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及港大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繁毅，兩位過去一年皆致力於基因排序。兩人不約而同認為，若首波疫情時，香港果斷對武漢或湖北省封關，縱使終無法阻止爆疫，但或可延遲到來，爭取時間部署。孔繁毅更指出，政府豁免船員等人檢疫，造成第三波疫情爆發，是整年以來最大的防疫漏洞。

而第三波疫情造成的傷亡，港人歷歷在目。

值得留意的是，強而有力的檢疫措施，其實正正是「封關」的一部分。去年 2 年發起醫護罷工的醫管局員工陣線便曾強調，所謂封關，是要求政府做好包括關口檢疫及管制措施，並非不讓港人回港。

一年過去，政府如何解讀和判斷「全面封關」，外界已難以得知。但截至今天，本港已先後發現 10 種外來輸入的病毒株，造成四波疫情爆發。在抗疫至疲憊不堪的今天，大家或者都會想想，若當日政府能「正確理解」封關，今天情況會否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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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及早對武漢封關

1 月 22 日，1 名 39 歲武漢男遊客經高鐵抵港，發燒後檢測呈陽性，被列為「高度懷疑」個案，亦是本港首宗確診案例。香港失守。在首宗確診案例後，已有聲音要求立即對武漢「封關」。最早提出的，是後來的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鳳凰衛視》去年 3 月 6 日播出袁國勇專訪，他透露早在去年除夕當日，已匯報出現一個類似沙士的疫情，並在 1 月 25 日向政府建議控制邊境，但政府無接納。當局直至 1 月 30 日才關閉部分關口。他當時形容，疫情開始時香港「走快了三步」，但出現首宗個案後，便開始慢下來，沒有及早減少邊境人流。

首宗確診出現後，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只是呼籲市民切勿前往武漢，認為毋須「封關」，直至 1 月 25 日，林鄭月娥從瑞士回港，政府始將香港防控措施提升至最高的緊急應變級別，但仍批評切斷兩地往來是不適宜或不切實際，甚至拒絕暫停所有高鐵班次。

但林鄭在一日後「急轉彎」，宣布限制湖北省居民，以及任何過去 14 日到過湖北省的人士進入香港。但措施隨即備受批評，指來港人士申報措施僅靠自律，且帶病毒者或已偏布中國，僅對湖北省封關亦不能對症下藥。

至去年 1 月底，林鄭再次表明拒絕全面封關，亦拒絕禁止中國人來港。她又多次提及世衞建議，稱不應作出任何旅遊、貿易限制，又說封關或者全面禁止中國旅客來香港，並不可行，「我希望全社會採取抗疫措施，互諒互讓，唔係去針對式排斥部分人。」

事實上，在去年 1 月間，多名確診者已先後從高鐵這個「缺口」來港。港府直至 1 月 28 日，才宣布暫停西九龍高鐵站，但仍准許中國人經其他關口來港。被問及為何堅拒封關，林鄭稱認為當時的措施已經十分嚴厲，「如果話所有內地人聽日不能夠踏足香港，對香港影響大家心中有數。」

員工陣線：封關是做好檢疫及管制措施

公立醫院作為抗疫最前線，在疫情初期，已有醫護人員表明應堵塞疫情源頭。醫管局員工陣線多次表達訴求不果，最終在 2 月 3 日至 7 日，發動連續 5 日罷工，亦是本港首次有醫護人員發動罷工，逾八千名醫護人員參與，涉及多個部門。

政府多次強調，醫護提出的封關是「口號」及「不切實際」，惟醫管局員工陣線已曾解釋，封關的意思，是政府做好包括關口檢疫及管制措施，以及拒絕任何人經疫區到港，並非不讓港人回港。但到了林鄭月娥口中，卻變成不讓中國人及香港人自中國回港，進而批評「封關」是極端的表達手法。

醫護罷工期間，林鄭月娥一直沒有與工會代表會面，亦沒有答允任何訴求。工會則指，政府曾派出中間人遊說。政府在罷工首日亦舉行記者會，宣布關閉羅湖、落馬洲、皇崗等口岸，但機場、深圳灣和港珠澳大橋三個關口繼續開放。林鄭當時強調，不是因為醫護人員罷工而改變，「完完全全同醫管局部分員工今日開始五日罷工，完全無關係，任何人如果認為用極端手段可以威逼特區政府…都唔會得逞。」

雙方說過的話，都已寫在歷史。

林鄭的回應逼使醫管局員工陣線將罷工踏入第二階段，但仍不能逼使政府全面封關。五日後，醫管局員工陣線宣布罷工結束。

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向《立場》指，本港第二名確診病人較首宗個案更早發病，體內帶著 O 型病毒株，並曾進入社區，之後在「佛堂群組」、「火鍋群組」等病人的基因排序，均與 O 型病毒株十分類似，亦即幾乎肯定，首波疫情是由中國傳至香港。

被問及當時是否應果斷全面封關。蕭傑恒認為，就公共衞生而言，禁止人士從病區進入香港，是有效延遲病毒進入香港，但認為若非禁止全球人士進入香港，遲早亦會有病毒傳入。他以英國變種病毒舉例，現時發現的病人亦非全部由英國飛往香港，亦即有機會經其他國家將病毒傳入社區。

港大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繁毅則認為，當日若早知武漢爆疫，便可及早宣布對武漢或湖北省封關，令傳播減低，「事實上中央都有做類似嘅野，武漢都有封城，其他省份都有禁止武漢嘅人入城。」

但他同樣同意，即使及早封關，只會是延遲第一波疫情到來的時間。除非香港參考北韓等國家「全面封城」，否則最終病毒亦會經其他地方傳入。

蕭傑恒：家居檢疫是「一個幾錯的決定」

至去年三月，疫情蔓延至全球多個國家。同時海外學生回港，香港爆發第二波疫情。蕭傑恒指，當時東南亞回港人士主要是 S 型及 L 型病毒株，亦即與武漢發現的病毒株吻合。至於歐洲出現的「D614G」變種病毒株，其傳染力則增加 10 倍，例如香港「埃及旅行團群組」、「愉景灣婚禮群組」等均發現該病毒株，顯示病毒已傳入社區。

政府直至 3 月中，才宣布非港人不准從中國以外地區入境，及停止一切轉機服務，要求所有抵港人士，須接受家居檢疫 14 日。被問及是否「封關」太遲，林鄭月娥卻否認說法，並強調措施只是按疫情變化調整，又再指「我們不會向一些口號式的訴求屈服，因為這不會是合適的做法。」

即使政府當時曾推出電子監測手帶，務求令回港人士遵守強制檢疫令，但亦同意措施存在漏洞。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在 3 月 21 日承認，如果檢疫者剪斷手帶後，將手帶跟手機放在一起，並找到其他人協助，替他按當局要求拍攝二維碼，檢疫者就可以隨意外出。

蕭傑恒認為，容許回港人士留在家居檢疫，是令病毒傳入社區的最主要原因，「好多留學生番來，之後傳染咗畀父母，甚至乎父母有 D614G 病毒，好多之後都係好重症，雖然年紀唔係大，可能 40 至 50 歲左右，但都入咗去深切治療部，好危險。」

他形容家居檢疫是「一個幾錯的決定」，指由於香港大部份單位較細小，與外國不同，「香港好多屋企都係豆潤咁細，屋內好難避免感染，有好多負責任家長唔會出街，有啲返工搵食，令病毒帶入社區。」

孔繁毅：唔係豁免檢疫，可能而家只有 4、50 人死亡

第三波疫情在去年 7 月突然爆發，連續多日錄得過百宗個案，最終感染個案超過 4000 宗，甚至比第四波疫情至今的感染人數更多，亦造成多名確診者死亡。

早於第三波疫情初期，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早於 7 月 5 日已指出，豁免檢疫者造成漏洞，但政府在 7 月 19 日，亦即兩星期後，發聲明指是「誤解」，強調豁免檢疫是必須。陳肇始亦在同日表明，無證據顯示疫情由豁免檢疫者所致。

惟之後其餘專家顧問，包括袁國勇及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分別在 15 日及 24 日亦表達同一觀點。直至 7 月 26 日，理大分析病毒基因排序，發現本土確診者的病毒基因，與豁免者的病毒基因相似。至此，陳肇始才終於承認有漏洞，承諾會收緊豁免安排。

孔繁毅回顧整年疫情，認為政府在第三波疫情豁免部份人士檢疫，是一整年疫情以來，最大的防疫漏洞。他提到，當時不少確診者是長期卧床的病患，最終當時造成多人離世。「導致第三波老人院爆發，死亡個案真係上升得好犀利，就係因為豁免檢疫。如果睇返轉頭，唔係因為豁免的話，其實死亡人數會少好多，香港可能而家只有 40 至 50 人死亡。」

蕭傑恒亦表示，豁免檢疫的決定「比家居檢疫決定更加差」。他指，當時機場發現的 GR 型病毒株，很快便在「新發茶餐廳群組」發現相似病毒株，理工大學續從海員確診個案進行病毒基因分析，發現亦是 GR 型病毒株，「海員可以自己選擇唔同酒店，好多海員確診嘅酒店，係散落香港唔同地方，好似放咗粒種子，令病毒擴散出去。」

他亦同意，若沒有豁免檢疫政策，相信第三波疫情不會有如此大規模爆發，「好多傳媒影到出來，海員佢出街時，唔係跟足我哋規矩，好多時候唔戴口罩，係條街度行，會影響病毒傳播。」

林鄭自言「滴水不漏」　容酒店採訪致第四波疫情

經歷首三波檢疫安排的漏洞，民間要求「全面封關」的呼聲再次加劇，包括提出設立「指定酒店」，延長檢疫期等多項建議，加強邊境防疫措施。但政府選擇的，是在 9 月初，疫情緩和期間推行「全民檢測」。

期間，本港繼續錄得零星個案，酒店繼續有不同來港人士確診。惟本港突然在 11 月初爆發第四波疫情，至月中已開始每日確診人數達雙位數，直至 12 月達高峰，確診人數多日破百。

蕭傑恒指，去年 9 月底本港錄得特別多輸入個案，經基因排序後，發現尼泊爾及印度確診者的病毒株，與 10 月本地不明源頭個案的病毒株相似，估計病毒亦可能是自外地流入香港。

他指，在 9、10 月期間，本港有 286 宗輸入個案，當中逾 70 宗在酒店隔離時才確診，「機場係陰性，去到酒店先陽性，可能已經隔咗 7 至 12 日，可能啱啱先開始發病，喺機場病毒量未夠，檢測唔到。」他續指，因此病人有機會在乘的士時，將病毒傳播至的士司機，「一過咗關口好似無王管咁，電子手環有 2 個鐘頭先會啟用，佢可以去好多地方，搭唔到交通工具。」

蕭傑恒又特別提到，酒店容許外人探訪是當時漏洞之一。他憶述，當時驗證酒店可容許外人探訪，自己曾扮演「外賣仔」，到理大附近的酒店，手持外賣袋到酒店房間拍門，「入到酒店好清楚見到，好多人排隊，我入去過程中，冇人問我係咪要 check in、係邊個，我直接可以帶住外賣直搗黃龍，直接去房間敲門都得，冇一個規管，係好大漏洞。」

他估計，不少外來人士來港時，在香港亦有親人，他們或可能曾到酒店探訪，甚至一起進食。若檢疫人士是確診者，探訪人士便將病毒傳播至社區，最終導致本港第 4 波疫情爆發。

翻查政府高官過去發言，林鄭月娥早於第 4 波疫情爆發前，在 10 月 6 日，曾自誇防止輸入個案的措施是「滴水不漏」，直至 11 月中，政府才宣布禁止酒店內的強制檢疫人士接受探訪，亦在再一個月後，才宣布設立「指定酒店」。但疫情當時已在社區不斷擴散，其中「歌舞群組」更成為疫情以來最大群組，感染人數超過 730 人。

至今疫情仍未緩和，新年將至，疫情或又見嚴峻。追本溯源，封關真的是「不切實際」的「口號」？

記者｜蔡俊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