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抗爭一年，那些被控暴動的人

反送中運動至今持續一年，2019 年 6 月 12 日金鐘一帶發生的事，無疑是整場運動最重要的起點。

當日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警方隨即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驅散，事後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將 6.12 定性為一場「暴動」，特首林鄭月娥及後表明同意警方的定性。群眾顯然反對。4 日後的 6.16，200 萬香港人上街，「學生不是暴徒」、「我們沒有暴動」的口號呼聲此起彼落。運動的五大訴求，亦有「撤回暴動定性」一項。

但政府沒回應此訴求，示威者繼續抗爭，被捕的愈來愈多。警方回覆《立場新聞》查詢，由 2019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警方於各區示威活動中共拘捕 8,986 人，已控告 1,808 人，當中被控最多的罪名，正是暴動罪。人數剛好是 612 人。

其中被指於 6.12 金鐘參與暴動的 21 歲救生員早前於區域法院認罪，法官強調示威者「直接衝擊法治」、「無視法律及罔顧警員安全」，稱判刑必須具有足夠阻嚇性及考慮公眾利益。最終在考慮該暴動事件的規模、暴力程度、被告認罪及其年齡等後，以 6 年作為經審訊後罪成的量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終判囚 4 年。

正被控暴動的 612 人，每一個都面臨如此關口。一旦入獄，或許就要付上數以年計的青春；大限將至，卻無法籌算將來。

抗爭一年，《立場新聞》訪問多個在反送中運動裡被控暴動的人，了解他們抗爭的初衷，記錄每一個「612 分之一」在此人生關口上的不安與期盼。

先閱讀〈612 個被控暴動的人〉專題上一篇：《料距還柙只餘 6 星期 情緒病女生怎樣從反送中找到人生意義？》

「有人形容得太過悲壯……畫面好靚，前線班人好型、好威，推住床褥喺前面，但他們當刻面對⋯其實可能係第二次六四、性命攸關的一個決定。大家好壯麗地描繪事件，但係（示威者）背後所承受緊啲咩，大家係咪真係明白？」阿文（化名）這樣形容大家口中的「中大保衛戰」。

阿文是其中一個在中大被捕的學生。他現在所承受的，是暴動的罪名。

＊＊＊

阿文沒有明言留在校園的原因，始終案件開審在即，此內容或會影響他和其他被捕者。他只說，當時現場的人可能害怕面對另一次六四，想堅守校園這個大家眼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學術堡壘，又或在被視為 endgame 的運動中，大家都抑壓久了，想要在此役取得成果。

去年 11 月 11、12 日下午，示威者以中大校園的大型垃圾桶及傘陣為掩護，緩緩向防暴警察返於二號橋的防線推進，他們投擲汽油彈，警察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彈。一片刺鼻和混濁的催淚煙中，警察突然衝前制服多人，兩日如是。結果包括阿文在內的 9 人被控在中大校園內暴動，案件全部將會在區域法院開審。

「唉！仆街！係今次喇喎！」被捕當刻，這是阿文唯一想到的。

他被防暴按在地上，然後在催淚濃煙下被打。阿文說，在這個落街買餸都有可能被捕的時代，自己早就想像過被捕的情景，但到親身經歷的一瞬，當未知、恐懼硬生生壓下來之時，原來已完全不能思考，甚至連對記者鏡頭大嗌自己全名也做不到。他只是感受到生理上的痛，然後本能地屈曲保護自己的身體。

被捕者之中，有人被警察拖行，擦過遍地磚塊和燃燒過的地面；有人遺失自己的鞋；有人頭破血流，披頭散髮。阿文開始想到家人，擔心他們看到自己被捕的樣子。「會唔會接受唔到、好大打擊？」

阿文形容，自己在傳統華人家庭長大 ─ 家人之間沒太多溝通，父母不會主動表達，但子女會知道對方關心、愛錫自己。他獲保釋後，父母很激動，說出平日不會開口講、「其實好關心你」、「有咩可以同我哋講」等心底話。他略有所思，「會 feel 到…佢哋當然支持自己，但支持背後埋藏的，都係好重、好重的憂慮。」

但面對暴動罪的罪名，阿文不想和家人、朋友說太多，太悲觀的想法他也說不出口，包括：「我諗都要坐七、八年嫁喇。」

他進一步解釋，「仲有咩好講？你明唔明依件事之後，你人生剩餘的時間、值得擁有的時間可能已經好短暫…咁仲花咁多時間哭喪、喊苦喊忽？我覺得冇咩意思。」阿文說，現在會當自己沒被控暴動罪，珍惜和家人相處餘下時光，經常探望年老的長輩，又和朋友若無其事地繼續談天說地，「好似以前咁講下無聊嘢，講下聽咩歌，好似咩事都冇發生過。」將來的事？「大家心照就 OK。」 

阿文被控暴動後獲保釋，但要遵守法庭嚴苛的保釋條件；同時，多次提堂和法律程序，融入他的日常生活。例如有時約朋友吃飯，途中要特地到警署報到，然後再乘車回餐廳，阿文覺得這些都是生活中的枷鎖，「每一日都困擾住你生活，係好煩，提醒你仲有單官司要面對，你仲要去上庭。」面對充滿著未知之數的審訊程序，例如不知何時開審、案情會否突然有新進展，阿文認為候審已是一種煎熬，像是「今日唔知聽日事」。

阿文又說，他們「這種人」（被控暴動人士），現在就像身患絕症的病人，醫生已告知剩餘日子尚有多少，然後病人自己就逐日倒數，「好難規劃自己人生，因為到頭來，可能都徒勞無功。一個判刑，已經令所有規劃前功盡廢。」

阿文曾經相約朋友，一同去新疆旅行，但由於法庭程序開始，他無法離開香港；想過找到工作後，請家人去旅行，但如今不知可以何時實踐；想學日文，但現在都無辦法再去日本；想學車，又怕「分分鐘學完入去（坐監）後都唔記得點揸」。連明年身處何方都不得而知，談未來，太奢侈。

隨住陸續有暴動案開審、裁決，有人認罪，阿文開始分析案情和判詞，嘗試套進自己的情況，「會唔會都唔採納警員供詞？」、「當時發生情景對當事人有利？」他不禁想。不過最後還是沒有結論，他只覺得有罪無罪，其實都係睇個官。他苦笑，「好似買獎券咁，睇下抽唔抽中個正常嘅。」他不敢有太大期望，「如果到時落空，落差會太大、太難以承受。」

唯一樂觀的是，阿文的案件提堂多次，預期還有半年至一年才正式開審，阿文形容他正享受「僅餘的自由時光」。儘管現在要守各種繁瑣的法庭保釋條件，但相比或要入獄，未來要承受的可能更多。他說，最想將這份「偷來的光陰」，分給家人和自己。

所謂「分給自己」，其實是他希望繼續用不同方法協助整場運動。這個學期完結後，他幫忙開街站，派文宣、傳單，他笑笑，「我出設（出版與設計，大學生用語）唔叻，都係幫手做下打雜。」

阿文當日在中大被捕後獲釋，然後週末就是理大一役。他身心未康復，卻在家中通宵睇直播，「見到有人去救，班狗開槍，裝甲車衝埋去」，場景歷歷在目。當示威者在作戰，自己卻隔住螢幕觀戰，他的痛苦更加強烈。

阿文看到嘗試逃離理大的示威者被防暴追打，被逼撤回校園，但又有人被制服。他說，很能理解這些人的感受：眼巴巴看著別人跑走，而自己卻被壓在地上，感受很絕望。同日晚上，群眾嘗試接近理大不果，油麻地人更發生踩人事件，很多人被捕。阿文看著直播，已估計他們會被控暴動，「又會多 200 個所謂的⋯⋯『手足』。」而這種「手足」，他永遠不想再多。

阿文覺得自己被捕是痛苦的，但目睹理大一役卻更痛苦；「被告暴動罪唔係唔慘，但其實真係好多人慘過你，有好多人受的苦比你受得更多，有好多人可能已經永遠返唔到嚟。」

記者問阿文，你已被控暴動，所承受的不是太沉重嗎？

阿文引用梁繼平的話回答：真正連結香港人作為共同體的，是苦難。沒人會覺得自己做得夠多，因為總會有人比你付出更多，但如果大家共同感受到苦難，大概沒有人會覺得自己做得足夠。

阿文不認為自己可承受「暴動」罪名，也不認為有人可以承受十年牢獄。但他認為，有些人承受不到，就閉起雙眼當甚麼事都沒有發生；有人承受不到，但仍願面對時代賦予的責任。他說，暴動罪若是時代對一代人的詛咒，始終要有人作必要的犧牲；自己不幸成為被選中的那個人，也不由得個人後悔不後悔。

記者問他，對未來的自己有甚麼想說，阿文只簡單說了句：「祝我好運。」

但他還想對未來的香港人說：「希望大家今次唔好再三分鐘熱度，而是真正好好地堅持，唔好再咁犬儒。過去大家活得太安逸，有咩事就可以移民，有本 BNO 就可以走。但今次唔好啦，有些事情總要面對，如果你依家走，放棄的話，太白費喇。前面太多人付出太多……所以希望大家真係可以好好地堅持落去。」

他給香港人的寄語只有簡單五個字：「請繼續抗爭。」

文／梁天心

影像製作／Fred Cheung

前言：抗爭一年，那些被控暴動的人

反送中運動至今持續一年，2019 年 6 月 12 日金鐘一帶發生的事，無疑是整場運動最重要的起點。

當日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警方隨即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驅散，事後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將 6.12 定性為一場「暴動」，特首林鄭月娥及後表明同意警方的定性。群眾顯然反對。4 日後的 6.16，200 萬香港人上街，「學生不是暴徒」、「我們沒有暴動」的口號呼聲此起彼落。運動的五大訴求，亦有「撤回暴動定性」一項。

但政府沒回應此訴求，示威者繼續抗爭，被捕的愈來愈多。警方回覆《立場新聞》查詢，由 2019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警方於各區示威活動中共拘捕 8,986 人，已控告 1,808 人，當中被控最多的罪名，正是暴動罪。人數剛好是 612 人。

其中被指於 6.12 金鐘參與暴動的 21 歲救生員早前於區域法院認罪，法官強調示威者「直接衝擊法治」、「無視法律及罔顧警員安全」，稱判刑必須具有足夠阻嚇性及考慮公眾利益。最終在考慮該暴動事件的規模、暴力程度、被告認罪及其年齡等後，以 6 年作為經審訊後罪成的量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終判囚 4 年。

正被控暴動的 612 人，每一個都面臨如此關口。一旦入獄，或許就要付上數以年計的青春；大限將至，卻無法籌算將來。

抗爭一年，《立場新聞》訪問多個在反送中運動裡被控暴動的人，了解他們抗爭的初衷，記錄每一個「612 分之一」在此人生關口上的不安與期盼。

先閱讀〈612 個被控暴動的人〉專題上一篇：《電影學生憾未拍畢業作：或是 30 歲前最後香港作品》

去年 6 月 9 日，牛油果（化名）遊行完，她跟男朋友說想在政總留多一會。「走啦，唔好啦。」那晚，她跟着男朋友離開。

6 月 12 日，她看到一班少年在金鐘防線前撐着傘。「師姐，危險呀！」路邊的人跟她說。那天，她留了下來。

百多天後，牛油果在太子被捕，被控暴動等數罪。本身情緒病纏身的她，反送中時想過自殺，但現時揹上數罪，心情卻平靜：「以前我遇到少少挫折就想去死，但而家我知道自己的人生意義，就係唔想香港變咗一國一制。」

＊　＊　＊

牛油果個子嬌小，架着圓圓的眼鏡，一臉稚氣，其實已經二十有七。她的父親早年退休，母親做保安員，年長 5 年的家姐一直無業，所以在社會運動之前，養家的擔子一直落在牛油果身上。

她預計，自己的案件本月中在區域法院提堂之後，案件將押後 6 周以審視證物。到再下一次提訊，她打算承認部分控罪，如無意外屆時便會被即時還押。

「所以我當自己得番 6 個星期囉⋯⋯」牛油果幽幽地說。6 個星期可以用來做甚麼？普通人或者會讀一個短期課程、來一個深度遊。「剩低嘅日子，我想努力賺多啲錢，畀佢哋（父母）做家用。」所以最近她四周求職，最終在咖啡店找了一份兼職。

牛油果去年 9 月被捕，報到數次後「踢保」，直至今年 3 月被預約拘捕，被控暴動等 4 罪。得悉自己被控數罪，牛油果心情跌至谷底。她最擔心獄中的生活，試過上網搜尋鐵窗後的情況，結果只找到男子監獄的資料，女子監獄的情況卻無人提及。擔憂未解，思緒又亂飛，「我啲信用卡綁死晒㗎喎，如果要坐咁點算呢？電話費又唔知點 cut ⋯⋯」

女兒的情緒，父親一早看在眼內。牛油果憶述，父親有一天突然強忍淚水對着她說：「呀女，風來兵擋，水來土掩。你出番嚟咪又係一條好漢。我哋又唔會消失嘅，會等你㗎嘛！」接着又跟她說自己數十年前「游水」來香港的事，不過她早聽不入耳，已哭成淚人。 「我最內疚係佢去到嗰刻，都仍然隱藏自己嘅情緒嚟安慰我，其實我都好想佢哋抒發下自己的情緒，攬住我喊下。」

牛油果兩年前開始有抑鬱和焦慮等症狀，現時每天都要吃 5 種藥穩定病情。反送中事件期間，因不時出入抗爭現場，她病情變得反覆，想過以死向政權相諫，「嗰時覺得犧牲我的生命，去換取香港人的自由好值得，不過梁烈士（梁凌杰）做先過我，佢（林鄭月娥）都無動於衷。我就問我可以做到啲咩呢？我可以行出嚟，做我想做的事，做番一個香港人要做嘅嘢。」

現在還會有輕生的念頭？「呀爸講咗嗰番話之後，我要堅強。」父親的話是她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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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6 月是牛油果一生的轉捩點，不單因為這是她投入社會運動的起點，也因為當時的男朋友曾向她求婚。

「不如你生日嗰時，我同你求婚，你唔好再出去。」男朋友那時的聲音，言猶在耳。

原來結婚曾是牛油果的最大夢想，「好想生小朋友，唔想做高齡產婦。可能有人會問，『香港搞到咁，你仲想生小朋友？』咁我哋咪教好佢囉，可以教識佢關心政治，喺學校唔係反叛而係有獨立思考。」

可惜未慶祝生日，牛油果已回絕了他，原因是她每一次出去都有被捕的心理準備，但「（跟他）結婚嘅大前提，就係要犧牲做危險嘅嘢。」她說，「由我拒絕佢嗰一刻開始，我知道自己可能呢一世都唔能夠結婚。」

 二人最終分手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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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過去，牛油果結識了新的男朋友，候審的日子她忙着跟朋友約吃飯，「想輕輕鬆鬆咁食個飯，唔想咁沉重，藉口又好咩都好啦，我淨係想見番一啲好耐無見嘅朋友。我仲想紋身，陪多我爸爸媽媽一陣，想買張按摩椅給佢哋，太多喇⋯⋯我想喺屋企瞓，我淨係想返屋企⋯⋯」說着說着，牛油果又潸然落淚。

「其實我未灑脫到可以好堅強、獨自去捱過呢一件事。」一年前的她，大概在說出自己的不灑脫之前，已經崩潰。「呢個運動畀咗好多情緒我，但正正因為我多了呢啲情緒，我先知自己要做啲咩。如果無呢場運動，我都係會經常出入醫院，搵唔到人生意義。」

面對入獄的機會，牛油果走過心裡的煎熬，也慢慢做好了心理準備，「可能會坐 2、3 年，盡量喺裡面乖乖哋，扣埋啲假，申請咩 Plan A（監管下釋放計劃）、Plan B（釋前就業計劃），睇下可唔可以早啲出來見到他們（父母）。」

「我希望我坐完監出番嚟之後，可以做番一份平平淡淡的工作，可以搵番我結婚的夢想，香港唔再溶溶爛爛。」

經歷催淚彈的洗禮，回歸平淡是鏡頭前女生的最大願望。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生命熱線：2382 0000
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明愛向晴軒：18288

文／鄧可盈
影像製作／Fred Cheung

前言：抗爭一年，那些被控暴動的人

反送中運動至今持續一年，2019 年 6 月 12 日金鐘一帶發生的事，無疑是整場運動最重要的起點。

當日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警方隨即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驅散，事後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將 6.12 定性為一場「暴動」，特首林鄭月娥及後表明同意警方的定性。群眾顯然反對。4 日後的 6.16，200 萬香港人上街，「學生不是暴徒」、「我們沒有暴動」的口號呼聲此起彼落。運動的五大訴求，亦有「撤回暴動定性」一項。

但政府沒回應此訴求，示威者繼續抗爭，被捕的愈來愈多。警方回覆《立場新聞》查詢，由 2019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警方於各區示威活動中共拘捕 8,986 人，已控告 1,808 人，當中被控最多的罪名，正是暴動罪。人數剛好是 612 人。

其中被指於 6.12 金鐘參與暴動的 21 歲救生員早前於區域法院認罪，法官強調示威者「直接衝擊法治」、「無視法律及罔顧警員安全」，稱判刑必須具有足夠阻嚇性及考慮公眾利益。最終在考慮該暴動事件的規模、暴力程度、被告認罪及其年齡等後，以 6 年作為經審訊後罪成的量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終判囚 4 年。

正被控暴動的 612 人，每一個都面臨如此關口。一旦入獄，或許就要付上數以年計的青春；大限將至，卻無法籌算將來。

抗爭一年，《立場新聞》訪問多個在反送中運動裡被控暴動的人，了解他們抗爭的初衷，記錄每一個「612 分之一」在此人生關口上的不安與期盼。

先閱讀〈612 個被控暴動的人〉專題上一篇：《拍過華為廣告的 YouTuber　抗爭與噤聲之間掙扎》

今年三月，伊朗異見導演拉素羅夫 (Mohammad Rasoulof) 憑批判伊朗死刑制度的電影《There Is No Evil》，獲得第 70 屆柏林影展最高榮譽金熊獎。由於被伊朗政府限制出境，他未能親身赴柏林領獎，獲獎三天後，更收到入獄服刑通知 — 去年拉素羅夫被當局以「攻擊國家安全」罪名判處一年徒刑。

被控暴動的電影系學生 Walter（化名）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說起這個導演的故事。

「以電影入罪」，或成明日香港寫照。可是還未到那天，Walter 也來不及擔心畢業作品的命運。最初他從沒想過以電影參與反送中運動，卻是被捕後的經歷，令他構思中的劇本變得完整。處子劇本開拍無期，他又即將迎來答辯，這份未完成的作品成為他的遺憾，「假設我要坐監，佢好可能係我 30 歲前最後一份香港作品。」

被捕最擔心出 crew

「死啦，聽日都要出 crew（拍戲）㗎喎，聽日 no show 又無電話，突然失蹤點算好？」

Walter 於去年 8 月 11 日在尖沙咀被捕。被警員按在地上時，他腦中一片空白。唯一想到的事是「出 crew」。

從上警車、在警署面對一堆繁複手續，他還未意識到自己已被捕。深夜在「臭格」內，Ｗalter 才回過神，開始想：「會唔會被人告得好勁？保釋唔到？最差情況係點？」

被拘留 30 多小時，終被帶至法庭提堂。與外界隔絕逾一天，他恍如隔世，香港又不同了。「事後先知嗰日都幾大件事，睇新聞先知當晚有人被打爆眼，機場又有付國豪（被襲擊）單嘢，警方去機場驅散。」

Walter 回家休養兩天，「驚魂未定」回到實習的公司，一班同事都對他的被捕過程感到很好奇：「大家見到我，好似睇 Discovery Channel 咁，見到動物好新奇。」

重拾工作，也代表該回「正常」生活。

Walter 如常上班，如常乘巴士，如常在Facebook 看新聞。巴士經過黃大仙時，他從車窗看出去，卻無比感慨。牆壁上被遮蓋的口號、被催淚彈燙過的道路，周末打得再激烈，戰痕在翌日總是消失得無影無蹤，猶如平行時空，「好矛盾，落差感好大，經過（現場）會有戰場感，原來呢度打過。」

太陽照常升起？

他要遵守宵禁令，「無得睇九點半（場次電影），我讀 Film 㗎嘛，想睇戲都要好似灰姑娘咁，十二點前返到屋企。」 

去年某夜，Walter 在宿舍關掉電話數據，專心剪片。重開電話時，一堆來自朋友的 ＷhatsApp 訊息彈出：「你有機會被控暴動。」

Walter 從此想不到未來。

「你會諗唔到聽日做咩、計劃唔到。」因為有可能被判數以年計的監禁。」喺 20 至 30 歲期間 ，四年空窗期唔知做咩。喺社會無咗四年打滾，但拍嘢要練習 keep 住做，仲有人脈⋯⋯唔知要點做、做唔到。」尤其是 FYP（畢業作品），他擔心做不完，就不能畢業。「失業、失學，要坐幾年⋯⋯每日都係咁諗 ，每當同自己相處的時候，就會反覆問自己，究竟點算。」

從前「暴動」兩字只在新聞上看到，Walter 總覺得跟那些人很遙遠，「當時有人被告暴動，係覺得好『新穎』、匪夷所思的事。到現在被人告，原來就係咁近，但（當下）都只係一瞬間的事。」 

正式被控暴動那天，他在 Facebook 說了一句：「功課未撚做，太陽照常升起。」

「你個故仔好敏感」

Walter 被捕後寫了一個劇本，參加公開比賽。故事發生在 2024 年的「後運動時期」，一個約 30 歲的女生因運動而到台灣避世，之後與丈夫返回香港，探望母親及坐牢的弟弟。她再次離開香港時，香港下了一場雪。

Walter 今年得知劇本成功入圍，可獲資金拍攝，也視之為畢業作品。他興奮不已，開始盤算要找甚麼演員、場景⋯⋯創作他人生第一個作品。

然而，先是肺炎疫情令行業停擺，然後招募演員也屢屢碰釘，「這類題材需要一些在行業打滾好耐的演員。我搵過一些演員 agent，他們會話：『你個故仔好敏感，我無得同你合作』。」這幾乎是香港創作界的新常態。「尤其宜家有國安法，你唔知將來會點，呢個地方仲容唔容許去做呢類題材？」

加上擔心官司在身，能否開拍也成問題……他的劇本，就這樣定格在第二版。

其實這個「敏感」的劇本，源於 Walter 去年三月一個單純想法：香港未下過雪 。他最初沒想過用電影「參與」反送中運動，但隨著自己被捕，想法變了，「我畀人拉咗之後，先覺得我個故仔寫到，有唔同碎片出現，慢慢組合成為宜家作品。」

為何沒想過以電影參與、介入甚至推進運動？Walter 稱，自己作品尚未開拍，又不是什麼大人物，「我無咁嘅能力…，如果我係魯迅，我可以寫文學，影響一個人心態，但我唔係。」他又提到台灣導演侯孝賢的《悲情城市》，電影於 1989 年上映，講述台灣「二二八事件」，既是敏感時期中的敏感作品，又因獲獎無數而令「二二八事件」廣為世人所知。「大導演叻在佢哋已經對生命睇得好透，創作都係生命體悟。」初出茅蘆的他，自然未有信心。

30 歲的主角、到台灣避世、2024 年回到香港……Walter 的劇本是否在投射自己的心理狀態？「我都話（劇本）一定好大部分來自生活經驗。點解我會寫 30 歲，因為人越大就越多包袱，參與呢場運動好多都係中學生、大學生。其實大家一直都諗緊，要為呢場運動犧牲幾多？」

遺憾作品未能面世

雖然還未到上庭答辯的階段，但對於坐牢，Walter 也不是沒有想像。「灰心地諗，（與其）要搞咁耐，不如坐咗佢算啦。」

他沉思一會，預計自己將失去自由的時間，「四年應該走唔甩。」Walter 形容這四年會是空白期，朋友笑說他在監獄內看的書，應較待在外面時更多。然而，獄中並非自由之身，很多事情想做也做不了，「你唔會喺入面拍嘢㗎嘛，你唔會識到電影圈嘅人…出返嚟 27、28 歲先正式入行，仲有無得『紅褲子』出身？由 PA（助導）開始做到機工，仲有無呢個機會？咁嘅年紀，多多少少會擔心人哋點睇自己。」

Walter 望著擱在桌上、暫未能開拍的劇本，說：「假設我要坐監，佢好可能係我 30 歲前最後一份香港作品。」《國安法》壓港，Walter 無法預計將來的創作環境，也遺憾未能趁現在表達感受，假如要入獄數年，出獄後再從事創作，可能也會到外地。正因如此，更覺得現時作品未能開拍，很可惜。「我劇本都唔算有挑釁性，但係在呢個地方都好似有些敏感，無得喺你仲有機會講說話時候去講，真係一個缺陷。」

他的人生似乎離不開電影。被捕時想著「出 crew」，等待上庭的日子未能看著作品面世，若將來入獄，最擔心的也是失去在電影圈發展的機會。「作為創作者，一定想做手頭上的作品，這是我情感的總結。不論運動又好，過去廿多年人生又好，這暫時是我一個 conclusion。」

這個電影學生訪問時很少談電影以外的東西。被問到有關家庭的事，他總推說：「家人好少討論⋯⋯唔想講，唔想佢哋擔心自己。」除了電影，難道他再沒有其他不捨之處？

Walter 想了想，終於答：「最大遺憾睇唔到屋企人變老。」

文／馮家淇

前言：抗爭一年，那些被控暴動的人

反送中運動至今持續一年，2019 年 6 月 12 日金鐘一帶發生的事，無疑是整場運動最重要的起點。

當日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警方隨即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驅散，事後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將 6.12 定性為一場「暴動」，特首林鄭月娥及後表明同意警方的定性。群眾顯然反對。4 日後的 6.16，200 萬香港人上街，「學生不是暴徒」、「我們沒有暴動」的口號呼聲此起彼落。運動的五大訴求，亦有「撤回暴動定性」一項。

但政府沒回應此訴求，示威者繼續抗爭，被捕的愈來愈多。警方回覆《立場新聞》查詢，由 2019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警方於各區示威活動中共拘捕 8,986 人，已控告 1,808 人，當中被控最多的罪名，正是暴動罪。人數剛好是 612 人。

其中被指於 6.12 金鐘參與暴動的 21 歲救生員早前於區域法院認罪，法官強調示威者「直接衝擊法治」、「無視法律及罔顧警員安全」，稱判刑必須具有足夠阻嚇性及考慮公眾利益。最終在考慮該暴動事件的規模、暴力程度、被告認罪及其年齡等後，以 6 年作為經審訊後罪成的量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終判囚 4 年。

正被控暴動的 612 人，每一個都面臨如此關口。一旦入獄，或許就要付上數以年計的青春；大限將至，卻無法籌算將來。

抗爭一年，《立場新聞》訪問多個在反送中運動裡被控暴動的人，了解他們抗爭的初衷，記錄每一個「612 分之一」在此人生關口上的不安與期盼。

先閱讀〈612 個被控暴動的人〉專題上一篇：《首罪名不成立　20 歲林同學如何度過裁決前最後 24 小時？》

踏入 Auman Yick（易卓邦）的工作室，第一眼看見的除了是滿滿的相機及攝影器材，還有一塊釘在牆壁上的白板。白板寫著行程，時間卻停在已過去的 5 月，他解釋：「我六月都無 Job。」

Auman 是全職 Youtuber，目前頻道有 13.9 萬人訂閱，其影片是以旅遊為主，其中於 2017 年發布的北韓遊記，獲得過百萬點撃率。不少廣告商與他合作，去年 9 月他更出了一條 sell 華為手機的片。結果被網民大罵。「有留言話我一邊『發夢』（上街抗爭）一邊出國產廣告，其實我都好亂，好似精神分裂。」當時他在網上解釋。

這個 YouTuber 四月起再無更新頻道、五月起無廣告，他的時空彷彿定格在 5 月 14 日 — 當日，Auman 被正式起訴暴動罪。

去年 11 月 18 日，市民「遍地開花」營救被困理大的示威者，警方在油尖旺大舉拘捕，Auman 是其中之一。「這一世都沒想過會走入警署，或者坐在法庭的被告欄內，明明這些事不應該發生在我們這一群年青人身上。」現年 26 歲的他說。

距離案件正式開審還有一段時間，但作為一個曾在抗爭中被捕的 YouTuber，Auman 形容自己已不能回頭。

「簡單來說，他們（警方）替我做了決定 — 我已不能躲在鏡頭後，繼續拍些不關事的東西。」

當法律系畢業生被捕

Auman 做 Youtuber 之前，是一個法律系畢業生。他 12 歲到英國留學七年，2012 年回港入讀中文大學法律系，畢業時因為成績未能考上 PCLL（法學專業證書）當律師，結果選擇當 YouTuber。

去年 11 月 18 日於佐敦被捕，課堂所學的法律知識，終於重現腦海。「我被捕的那一刻，當然想起讀書時學過的刑事訴訟程序、被捕人士的權益等，但到實質被捕那一下，其實都只是理論。你那刻的命運實際就在警察手上，所以他叫你站就站、坐就坐。你還跟他拗（爭論）你有什麼權益？旁邊的年輕人和他爭論，就被多罵兩句、甚至被打，我當然不會這樣做。」

讀了四年法律，被捕當下卻沒為他帶來任何保障，在警察面前，法律似乎不比扮乖有用。他和同案共 15 名被告 5 月 18 日在東區裁判法院首次應訊，其中有兩人的代表律師在庭外向傳媒透露，警方強逼被捕人士於尖沙咀警署停車場面壁跪地數小時，期間不准他們飲食及上廁所，若有人低聲談話會立即遭到警方喝罵。Auman 便是其中一名被逼跪地的被捕者。

「回頭望就會覺得，我讀書那 4 年，學的全是好理論的東西。實質操作上，香港的法治完全跟不上那時讀書所學的理論基礎。我在法律系讀的理論都是基於一個概念 — check and balance（制約與平衡）— 當這東西在制度上消失了，我那四年所讀的，很多已代表不了實際情況。」

Auman 被捕後，警方沒作即時檢控；離開警署時，他認為自己案件不算嚴重，「應該無事」。豈料「踢保」半年後，警方再作拘捕，更正式以暴動罪起訴他。

「本來以為，就算他們（警方）起訴我，都是非法集結罪、不大影響前途的罪名。」結果卻是動輒要坐幾年監的暴動罪。「當下覺得，打亂了生活節奏和未來的安排。」

得知他被起訴，朋友紛紛傳來關心，有人甚至提議他離港，因為「暴動罪好大鑊」。其案件首次提堂前 3 天，被控 6.12 參與暴動的 22 歲青年冼嘉豪因認罪被判囚 4 年。「我坐 4 年都 30 歲了…雖然不是很老，但朋友會覺得不值得。」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如果一走了之，分分鐘我這一世都不能回來香港，我未有準備。」

對 Auman 而言，暴動罪是「大包圍」式控罪，「當他（律政司）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告你，便只能告你暴動罪…『總之我要告一千個人暴動罪，就看有幾多個入罪』，反正他們又沒有成本，一千個中有一百個入罪，都算交到成績。」

案件剛完成首次提訊，距離審訊還有漫長一段路，「不確定」、「未知」是 Auman 目前對身上罪名的形容，「你不知道他（律政司）用甚麼告你，也不知道開審後會怎樣，甚至與反送中運動有關的暴動案例也不多，有好多不確定性。就算我這一刻相信自己是清白都好，仍然存在很多可能性。」

由談論港獨到拍華為廣告

Auman 是個關心時事的 YouTuber。

他的政治啟蒙起源於 2014 年雨傘運動，「那時我覺得，原來香港人那麼和理非是沒用的，政府不會聽。很實際地感覺到原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極權，不單香港政府，還有在港府上面的北京。」自此，他關心社運，留意香港政治生態。

2016 年從法律系畢業後沒當上律師，喜好拍攝的 Auman 決定做全職 YouTuber。同年，香港出現旺角「魚蛋革命」、梁天琦參選立法會選舉被 DQ 、立法會宣誓 DQ 風波等事件，Auman 在 YouTube 頻道發布兩段影片，名為「為什麼香港不是中國」、「五分鐘認識香港獨立的起源」，及後又以「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一片批判香港教育問題。其後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宣誓條文釋法以 DQ 梁頌恆、游蕙禎的議席，他也在直播中談論。

「那時有很深刻的感受，其實他們能在（議會）制度內抗爭，理論上是一件好事，但原來這個極權連這個抗爭的空間也不給予，那是否要推這班人搞港獨？當時我好想將這個感受說出來，告訴香港人和外國的朋友，為何有港獨的思想出來。」

時為 2016 年。Auman 形容當年的自己，「當時剛畢業，比較不知天高與地厚。」

此後幾年，香港不公義的事愈來愈多，這個敢言少年卻漸漸學會很多困憂，慢慢變得沉默。「好實質地，太出（位）或者講的說話太前，會影響作為 Youtuber 或者接廣告的人的生計。」他坦承自己噤聲源於功利考量：「我仍然想用 YouTube 糊口，出來社會工作要顧及收入，所以不太敢說政治。」

生活處處是政治，連食飯都分黃藍，偏偏要賺錢就得什麼都不談。因為政治立場而失去商機或者表演舞台的藝人不少，「當杜汶澤變了現在的杜汶澤便回不了頭，何韻詩也一樣，可能因為說了政治的話，便一世上不了紅館。」Auman 曾經害怕步他們的後塵，以至自己的作品落得孤芳自賞的下場。「作為創作人都一樣， 我亦有夢想、有自己想做的事。如果因為政治不能去做的話，我會覺得好可惜。」

「我接的廣告，多數是旅遊局，相機牌子，手機這一類，去到最上層，莫説是藍不藍，其實全部都很怕接觸到政治，因為他們怕兩邊不討好。」Auman 曾在自己頻道的 2019 年回顧中自白，「為什麼黃色經濟圈在 YouTuber 身上實行有困難？因為香港的市場很細，對比起其他市場來説，其他人的 1%（影片收入）可能是幾百萬 views，已經幾萬元，香港的 1% 是 70,000 views，即是$700，而香港沒有 Patreon 這一類眾籌網站去支持創作者，變相香港 YouTuber 就是靠廣告和贊助來生活。」

於是有幾年，他將自己的創作與個人政治理念分開，盡量不在頻道上講政治，「一方面我會上街（抗爭），另一方面我會為華為拍廣告。」

Auman 的華為手機廣告於去年 9 月見街，負評比正評還要多，有人留言罵 Auman 是「奶共狗」，呼籲大家取消訂閱頻道，有人表示不解：「一邊出嚟發夢一邊奶共賣廣告？？媽我好亂呀」。

Auman 當時留言解釋：「明白大家反應，呢單 job 係兩個月前接，簽哂約…見到有留言話我一邊發夢一邊出國產廣告，其實我都好亂，好似精神分裂。但一單廣告有 kol 有客戶有廣告公司，我唔知可以點做。無論如何，令到大家有負面情緒，我責無旁貸。我會重新審視係呢個局勢下自己應該要有既角色同責任，對唔住。」

同一段片，兩個多月後多了一堆新留言：「Auman 俾人拉埋添啊發夢，唔好亂屌自己人！」、「佢而家被拘捕啊！仲喺度話人！你哋有冇出過去？」

終於「黃咗」然後怎樣？

被捕後，Auman 曾形容自己是名副其實地「黃咗」。終於「黃到出面」，他隨之成為自己曾舉例的「杜汶澤」、「何韻詩」，實實在在地感受因政見而失去商機的滋味。

原本 6 月他有 3 條廣告片出街，全部都被抽起；另外有一條為旅遊局拍的影片，已經拍好、剪好、準備推出，同樣被抽起，「這一刻我回不了頭，已經是非常大的影響。…簡單來說就是他們（警方）替我做了決定 — 我已不能躲在鏡頭後，繼續拍些不關事的東西。」

既然全世界都知道自己曾被捕，廣告商也都嚇跑了，Auman 開始想：「那不如就豁出去，真的講些自己想說的話，拍些自己想拍的東西。」

是想轉型做政治 KOL 嗎？Auman 有過這個念頭，「但那又不是我在行的東西。」身為旅遊 YouTuber，他在行的始終是用相機紀錄走過的地方。

問題是他的保釋條件之一便是不得離港，換言之直到案件完結前，這個旅遊 YouTuber 能走的地方只限在香港。Auman 卻一派輕鬆，「愈拍得多旅行片會愈令我覺得：為何我不多做本土的東西？例如我在北京胡同找到一間好有風味的小酒吧，香港會不會有類似的地方？為何我要去到北京才找到這些地方？」他正計劃拍攝本土系列，想利用這段時間好好記錄香港，「如果第時香港真的大變，或者變成一個我們完全不認識的地方，起碼這一刻的香港，有我們為它留下倩影。」

曾留英讀書 7 年的 Auman，自小對香港沒甚麼感情。他喜歡去旅行，覺得能離開香港是一件幸福的事；他認為香港是一個沒什麼人情味、很功利的地方。直到去年反送中運動爆發，這座「沒什麼人情味」的城市，卻處處體現團結；這個「很功利的地方」，卻有一班人不顧個人前途上街抗爭。他轉念：「現在香港美麗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有一班人出來為自由、民主努力抗爭，就算犧牲很多東西也好，都會站出來。這班人，才是香港最珍貴的東西。」

過去一年，Auman 如今口中的「美麗的地方」，卻有近 9,000 人被捕，逾 1,600 人被起訴，當中 612 人被控暴動罪。如同他在被正式起訴後翌日，在 Facebook 所寫，「那些被捕數字和被控告的人，全都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而不只是新聞上的一個名字，甚或數字。他們都是社會上最寶貴的年青人，都曾有自己的理想，和想要成為的人。」這當然包括 Auman 自己。

為了發聲付上青春、賠上廣告，值得嗎？「見到不對的地方就站出來，這是很自然的事。6 月 9 日你不站出來，過了 6.12 也應該站出來了吧，過了 7.21、8.31 都要站出來了吧，之後還有中大、理大的事件呢，見到警暴不斷升溫，而政府一直漠視市民訴求。所以就算政治冷感的人，都很容易情緒波動、憤怒……無得後悔，因為這是很自然發生的事。」

站出來發聲當然值得，但他又覺得，「若果被捕要監禁幾年就不值」，原因是之後便不能繼續為這場運動去付出，「好確實的情況是，你被捕後，可能便不敢再走出來。但抗爭是靠人做和持續的，當越來越少人抗爭，我們的前路該如何是好，抗爭之路又如何走下去？這是我覺得不值的地方。」

如入獄 怕跟不上世界的節奏

失去廣告，那就拍其他東西；無法離港，那就專注本土 — Auman 看似是個「既來之，則安之」的人。但訪問尾聲，他還是在記者追問下坦白道出內心的擔憂。「我比較擔心的，不是你要我坐 3 年、4年。我比較擔心的，是出來後香港會變成怎樣。」 尤其是現在有了《國安法》。「我不怕坐監，但我好怕出來後發覺這個世界已經完全不同。」他又擔心到時自己跟不上世界的節奏，「我喜歡玩相機，現在有 8K，有5G，到了那時候呢？我好怕到時世界變得好陌生。」

Auman 憶述，11 月 18 日被捕當晚，他和 200 多個被捕人士被塞在尖沙咀警署一間房間內等候。無聊之際，他和身旁的示威者開玩笑，期間大家不知怎的說道：「入到去（監獄）不如就讀個 master（碩士）。」甚至開始討論入面有什麼學科選擇、該修讀什麼等。

「希望這種講笑最後不會成真……如果真的成真，咁咪係入面讀返個 master 囉，冇嘢嘅。」Auman 表情回復冷靜。

文／陳紫君

攝／Fred Cheung

前言：抗爭一年，那些被控暴動的人

反送中運動至今持續一年，2019 年 6 月 12 日金鐘一帶發生的事，無疑是整場運動最重要的起點。

當日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警方隨即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驅散，事後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將 6.12 定性為一場「暴動」，特首林鄭月娥及後表明同意警方的定性。群眾顯然反對。4 日後的 6.16，200 萬香港人上街，「學生不是暴徒」、「我們沒有暴動」的口號呼聲此起彼落。運動的五大訴求，亦有「撤回暴動定性」一項。

但政府沒回應此訴求，示威者繼續抗爭，被捕的愈來愈多。警方回覆《立場新聞》查詢，由 2019 年 6 月 9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警方於各區示威活動中共拘捕 8,986 人，已控告 1,808 人，當中被控最多的罪名，正是暴動罪。人數剛好是 612 人。

其中被指於 6.12 金鐘參與暴動的 21 歲救生員早前於區域法院認罪，法官強調示威者「直接衝擊法治」、「無視法律及罔顧警員安全」，稱判刑必須具有足夠阻嚇性及考慮公眾利益。最終在考慮該暴動事件的規模、暴力程度、被告認罪及其年齡等後，以 6 年作為經審訊後罪成的量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終判囚 4 年。

正被控暴動的 612 人，每一個都面臨如此關口。一旦入獄，或許就要付上數以年計的青春；大限將至，卻無法籌算將來。

抗爭一年，《立場新聞》訪問多個在反送中運動裡被控暴動的人，了解他們抗爭的初衷，記錄每一個「612 分之一」在此人生關口上的不安與期盼。

「案件押後明天裁決！」法官昨日（6 月 1 日）一個決定，令被告欄內、被控暴動罪的林同學愕然不已。

林同學原以為，法官至少會相隔一周才作出裁決，故即使「最壞打算」遭裁定罪成，仍有時間與親友逐一道別，「但想不到咁快裁決……心情好似坐過山車咁。」不足 24 小時後，或許就要失去數年的自由，心情難免複雜。

裁決前數小時，林同學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沒流露太多情緒。「後悔就無，擔心就有，因為完全掌握唔到，不知會發生咩事。」

直至下午，法官裁定林暴動罪名不成立，即場獲釋。宣布脫罪一刻，於公眾席旁聽案件的親友及聲援者隨即歡呼，有人難掩喜悅之情，大叫了一聲「Yes！」亦有人激動落淚。林其後步出被告欄，與親友相擁，一度眼泛淚光，他又於庭外感謝連日來聽審、支持自己的人，透露現時心情未算好，「好多嘢都係無做就無做過。」

離開法庭，這個 20 歲青年終於可以像數小時前訪問中所期許：「同屋企人好好地食餐飯，同朋友好好地去玩下。」

（判決報道另見此）

審訊途中，心情如坐過山車的，除了林同學，相信還有一群陪伴他到庭旁聽的好友。當中周同學表示，法官裁定表證成立時他十分擔心，認為法官有機會相信警察證供。不過法官裁決時逐一反駁警員口供，讓他覺得有機會「打甩」。周同學又說，相信林現時未必有心情慶祝脫罪，但如有機會，一班同學打算約他吃一頓飯。

黃同學則與林在初中時期已認識，他憶述林同學裁決前一晚向他透露，擔心不知法官如何判，兩人亦有哭泣。他又引述林同學前一夜說，連律師都表示不肯定勝算，為避免父母擔心，亦未有叫他們聽審。

黃同學得知裁決結果後，表示興奮及激動，「一開始有心理準備佢會被判入獄，打甩咗就放下心頭大石。」

突如其來的裁決 憂未能好好道別

現年 20 歲的林同學，今年大專畢業，人生原充滿無限可能，但隨著被指去年 10 月於黃大仙參與暴動遭控告，要應付官非之餘，更遇上武漢肺炎疫情，還來不及仔細規劃未來。「人生就好似停頓咗。」他對記者說。

林同學的案件於上周才開審，控辯雙方昨早才完成結案陳詞，但法官已隨即表示，可於翌日作出裁決，林受訪坦言：「好突然，我諗我同身邊人都反應唔切」，只能無言以對。昨日散庭後，林同學跟朋友到旺角閒逛，「大家都無咩點出聲」；晚上回家再告知家人翌日宣判的消息，「佢哋問我勝算幾多，我答唔出……」結果又是相對無言。「跟住大家無咩傾過計，好靜咁食咗餐飯。」

受訪之時，距離裁決只有數小時，問他如今日遭裁定罪成還押，未能與親友「好好地」說聲再見會否覺得可惜？他的回答也簡潔：「都會，因為可能已經見唔到。」

去年 10 月被捕至今，甚至審訊途中，林表示自己心情猶如坐過山車般「大上大落」。等待自己案件開審期間，他看到不少其他案件的被告獲裁定罪名不成立，甚至獲撤控，他一度對自己案件感到有曙光，暗思「下一個會唔會係自己呢？」，但到案件正式審訊，他又覺得，「其實人哋唔會咁輕易放過你。」

審訊至中段，林同學又一度覺得證供對自己有利，「心情又升返小小」；豈料法官突然表示會翌日宣判，「心情又跌返落去，因為真係估唔到。」

受訪時林同學又表示，其實一早做好心理準備有機會罪成，並稱根據案例預計自己可能要入獄 3 至 6 年。對他而言，這不是冰冷的數字，而很可能是真實的牢獄歲月。「有諗過自己可能要坐監，但無諗過要坐咁耐。」

記者問他一旦入獄，最擔心的是什麼？林同學以手指輕掃玻璃杯，帶過一絲不安：「最擔心適應唔到……我適應唔到，我屋企人都適應唔到。佢哋可能會覺得無咗個仔，我在入面（監獄）就更加適應唔到，因為係全新的世界……」

慶幸自己非於「藍絲」家庭長大

被問到最想向家人說些甚麼，林同學感謝家人支持之餘，還說了一句「對唔住」。

他形容，由自己去年 10 月被捕至今，家人的支持令他十分感動，但因性格寡言，他一直未能徹底向家人道出謝意。他說，家人曾特意請假，陪伴他到庭應訊，並指「無論點都會撐你，如果罪成就幫你上訴，打（官司）到最後…」，他暗裡慶幸自己並非於「藍絲」家庭長大 — 家人原本不關心時事及政治「中立」，但在他被捕後，父母看多了《蘋果日報》等報章，嘗試了解兒子的政治信念。

訪問途中，林同學經常和記者形容自己是個很少說話的人。「好少嘢講，係屋企都唔係好講嘢。」案件審訊時，多名師長為他撰寫的品格證明書，均提到他雖然沉默寡言，但熱心助人，不怕吃虧。

或者因為不擅言辭，林同學更習慣以行動表達自己的情感。正如他形容，自己其實是一名「和理非」，由走上街頭表達訴求，到被控暴動罪成為部分人口中的「暴徒」，林同學說已不會在乎別人如何形容自己，正如警察也不會只當前排抗爭者才是「暴徒」，後排就不是，「現時的社會環境，可能你落下街，都有機會俾人告暴動。」

林同學又認為，不少香港人由「和理非」走到勇武抗爭這一步，「其實係社會迫出嚟」，他有次在討論區讀到一個留言，「如果唔係因為呢個社會（政府無視市民訴求），梁天琦今日可能喺酒吧飲緊酒，溝緊女……有一個更好的將來」。

他甚至會如此思考自己被捕這回事：「或者客觀咁講，佢拉咗我一個和理非，就代表有一個勇武走甩咗。」這樣的話，仍然自由的那個人就可以在其他方面作出貢獻 — 林同學這樣想。

裁決之前，如作最壞打算，林同學有可能被裁定罪成即時還押。訪問約在裁決日早上進行，換言之，他或只剩下數小時的自由。

記者好奇問林同學，為何此時此刻仍願意接受訪問，是否有些心聲希望告訴港人？林一陣沉思之後娓娓道來：

「初心係最緊要，現時（抗爭）情況好容易迷失自己，希望大家記得自己的初心，（運動）開始的原意、目的，避免出現更多內訌如「鬥黃」等……」這是林同學當刻認為最重要的話，「堅守初心係好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