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即將完結。今年與 2019 年不同，疫情嚴峻，曾以為永無休止的社會運動近乎消失。臨近年尾，偶然假日在想，如果用不同的家庭照，去拼湊一個關於 2020 年香港的故事，可能是一個梳理一年記憶好方法。

最終變成了這十一個「家庭」的故事。所謂家庭，未必限於傳統核心家庭，更重要是我們在 2020 年中共患難、同喜、同悲的伙伴。

採訪到一半的時候，我發現此《全家福》專題在處理的核心，其實是在回顧這一年、同時在想像未來。今年的種種變化，又如何影響個人選擇。諸如在《國安法》下，有人選擇移民、或者回流，留下來見證。未來的香港是怎樣，仍是一個未知之數，但正如社會是由個人、小家庭所組成，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像一塊塊細小的拼圖，砌上完整的圖片。

開始此專題採訪的第一天，正是 11 月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攝影記者日常多要跑社會新聞，在政治大事件發生的一天，慢慢地在拍攝這些小故事的相片，確是很難抽離。往後，尤其是 12 月初的一段日子，幾乎每天都有大事上演（有線裁員、黃之鋒周庭等入捕、黎智英還柙），香港就如在命運輪盤上，每夜、每清晨，看誰被擲中。偶然問行家，為甚麼夜深仍不睡，他回答：現在習慣了兩點後，確保沒有事才睡，然後清晨看一看有沒有大事發生。在每天都有突發事要去採訪的年代下，確實很難慢慢浸淫一個影像專題。

這專題共十一個訪問，要在短時間處理這數量的相片，同時兼顧日常新聞採訪，確實有時兼顧不暇。專題節奏緩慢，需慢慢等待、捕捉合適的畫面，像捏陶瓷一樣，成形後再去燒製，日常新聞卻講求快、準、全面。疫情之下採訪，與受訪者相處的時間亦相對短暫，部分受訪者甚至是透過視像去進行訪談，再另約一天補相。相片作為一個片段式載體，不一定是畫意美感就可以，還需考慮其展現的脈絡是否完整，能否透過隱喻回應議題，今次相片的處理未必出色，還望讀者包容。

對於未來，每個人的期盼可能各有不同，希望有一天我們終會作見證。

文／攝影記者 P W

【「2020 全家福」為《立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群體拍攝一幀全家福，分享故事，上一篇見此】

阿朱和 Delton 的女兒今年 7 月底出世，訪問時還差幾天才夠四個月，一團麵粉般輕輕柔柔。

趁著女兒午睡未醒來，父母在客廳攤開榻榻米和蒲團，和記者聊聊天。問新手爸媽，全新生活體驗，有何感受？

「覺得…好＿攰！」感受太深，如傾瀉而下，阿朱禁不住聲大笑。Delton 純熟地在 iPad 播放 white noise，躡手躡腳放進臥室，生怕好不容易睡著的孩子被吵醒。

阿朱和 Delton 是大學同學，一對八十後尾的年輕夫妻，結婚兩年。阿朱畢業後從事教育，一直在自然學校、華德福等非主流學校當初小教師。工作日常就是照顧小朋友，但從 0 歲開始、全天候 24 小時、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湊…還是頭一遭。

小小靈魂選擇來到 2020 年的香港，未來將要面對的，或是比對上十幾、二十年出生的哥哥姐姐，不確定得多。席捲全球的世紀疫症，何時褪去？孩子達適學年齡時，學校提供的是何種教育？當她長大後，以良善、真摯的心面對世界，是否就能換來同等相待？

*　　　*　　　*

紛亂時代迎「新老細」

今年肺炎爆發，瘟疫的恐懼感籠罩生活，連不少產前預備班也因疫情被迫取消。但學校停課，變相令阿朱多了時間在家安胎。至學校完結學年，女兒差不多要出世，阿朱就乾脆把工作辭掉了，專注照顧新生兒。

新手爸爸 Delton 的生活一樣起了不少變化。Delton 畢業後先後任職金融及地產公司，長時間加班是常事，拍拖時阿朱已有微言。今年經濟轉差， 丟飯碗的丟飯碗，未丟飯碗的人擔心飯碗隨時不保，Delton 卻選擇全職轉兼職，換取更多時間照顧家庭。後來更覺志不在此，索性辭職與朋友創業，目前全天候在家照顧老婆女兒。

換言之，二人現在都是全職父母，而阿 B，就是他們的「新老細」。

生孩子之前，二人以為 BB 生活不過食和瞓，但未親身經歷，不知原來食瞓已足以令人發癲。阿 B 出世頭兩個月，三個小時就要餵奶，吃一餐用上個多小時，二十四小時如是，阿媽每次就只能抓緊那個多小時的空檔小睡一會，兩個月沒睡過完整一覺。兩三次阿朱幾近崩潰，奶又餵過，尿片也換了，孩子還在哭得聲嘶力竭，阿朱又餓又累，「結果我同佢一齊喊埋一份，喊得仲大聲過佢。」

雖然阿朱和 Delton 都喜歡孩子，但一直未有確切計劃生兒育女。加上 2019 年香港社會風起雲湧，漫天白雲變成催淚煙，數以千計年輕人被送入囹圄。

「出面都仲係混亂緊，似乎大環境未必係 favorable 去生小朋友... 」Delton 說。

但計劃往往跟不上變化，阿朱還記得，去年 11 月，中大、理大示威漫天烽火，自己卻在家吐得一塌糊塗。但阿朱說自己一向身子差，壓力大時嘔吐、經期延遲是常事，也沒有特別理會。之後 12 月的長假期，兩口子還幾次搭飛機往返外地，想不到小生命已在體內漸漸成長。

「懵到爆…個個朋友都笑我，點解你咁樣嘔法，都可以唔知自己有咗？有無搞錯…」

第一次用驗孕棒，阿朱拖了三數天，一直猶豫。終於下定決心，說明書上說顯示一條線是陰性，兩條則是陽性，棒上顯示的卻是一條半；再赴醫院檢查，終於確認懷孕，到第一次照超聲波，看見小手、小腳輪廓，胎兒已 12 周歲。

「吓，咁點算啊？點解會有嘅？！咁點啊？跟住我哋嘅生活會點啊？」阿朱模仿當刻神情，眼睛瞪得圓滾。

震驚過後，沉澱過兩三天，有一天阿朱洗澡時，想起了什麼，頓然釋懷。「突然間覺得，既然佢咁頑強，佢阿媽唔知陀住咗佢、飛咗咁多轉，都可以自己好穩陣咁存在咗 12 個禮拜，咁 OK 啦！佢應該可以好好照顧自己，唔使擔心。」現在回想，她大笑。

「我相信係佢揀我哋。佢有好強烈意志、意向，要選擇呢個時候、through 我哋嚟到地球、嚟到香港、嚟到呢個家庭。…呢個小小靈魂，有呢個 choice，我係 respect 呢件事。」

Delton 也同意，生命帶二人走到這裡，就唯有順勢而行，做好面前每個決定。「既然嚟咗，就睇下點樣盡最大能力去 take care 屋企，同埋 take care 佢成長。」

盡力替她遮風擋雨

未結婚之前，阿朱常憧憬用自己所信的教育法親手養育孩子，到結婚後，卻難免有種種遲疑：自己是否已準備好？為人父母，凡事以孩子為先，是否再無空間追逐理想？不過對阿朱而言，這種遲疑，更多是源於擔心自己未準備好，多於外面世界紛擾。

對未來悲觀，最近不少人討論移民，有人就算不想走，想到孩子還是決定走。阿朱教私校，停課多時，後來才知道不少學生也退學移民了。阿朱和 Delton 近日閒聊，也會講起移民，但都只是隨口說說，未有認真打算。

「我呢排都諗緊 — 係因為阿女都仲細，未殺到埋身..？我都唔肯定，但我又會覺得…話香港衰，但其實去到邊度，都有佢自己的社會問題…」阿朱說。

「外邊係讓人好氣餒，但某程度上我又覺得，世界發生的事，我哋其實 control 唔到咁多，我哋都只可以盡自己能力，有限度咁幫佢遮風擋雨。 」

阿朱本來就對主流學校培養（無論有意或無意）學生競爭心、服從性、或側重學術，輕體藝、情感教育等傾向不盡認同，才會從事非主流教育工作多年。她坦言，就算不是因為教育界一連串風波，本來也不打算未來讓女兒在主流學校讀書，亦因此不太憂慮教材變化會對孩子成長造成直接影響。

身為父母想子女在最好的環境中成長，乃人之常情。在亂世中學習成為正直真誠的人，恆常挫敗、失望、恐懼幾乎是注定的事情，我們還有「最好」的環境嗎？

月前香港上映紀錄片《致莎瑪：敘利亞家書》，導演 Waad 和丈夫 Hamza 分別是記者及醫生，女兒 Sama 出生後，儘管面對政府軍無日無之的轟炸，夫婦和一眾戰友仍然堅決留守。大家在幽暗的地下室躲避轟炸時，Waad 也拷問自己，「你是我們生命最美的事物，但我們把你帶到一個怎樣的世界裡啊？」

但空襲過後的早晨，父母們就讓孩子在爆炸後的巴士殘骸上，用彩色油漆塗塗畫畫，或者讓他們胡胡鬧鬧，角色扮演駕車乘車的日常。

當然相比敘利亞的苦難，香港遠未能同日而語，但如何在絕望中保持韌性與盼望，本身就是生命的恆常課題。

父母笑言，如何在紛亂環境中保持內心平安，同時是二人需作的修行。「出面的環境，總會有好多 ups and downs，或者有唔好的時候，但我哋作為 阿B 佢最親近的 care taker，如果我哋可以保持內心平安，畀到呢種 atmosphere 佢，其實我都相信， she will be fine。」

「disappointment 係一定會有，正如我哋成長都係經常 being disappointed，被政府，或者被社會... 但如果佢在成長中學習到真、善、美，我覺得樣嘢係會 build in 喺個心裡面，會有啲力量可以對抗外面的世界。」

「或者有一日可以倒轉，改變出面個世界。」

訪問到尾聲，女兒睡醒，咿咿呀呀哭起來。Delton 抱著她站在窗邊，小孩子望著風景，吹著午後微涼的風，漸漸安定。

阿朱相信華德福教育理念，其中講究頭、心、手發展要平衡：頭即思想、心即情感、手即意志力。在亂世中成長，父母對女兒的期許，亦不過如此。

「只要佢心地善良，對個世界抱持希望，對美、對真有追求，以至用自己雙手雙腳嘗試去 strive for 一啲嘢，我已經覺得好好。」

文／梁凱澄
攝／P W

【「2020 全家福」專題完】

疫情下基層家庭雪上加霜，媽媽阿詩和 3 歲兒子住在深水埗的劏房，為了節省交通費，他們這一年幾乎無離開過深水埗，日常生活就是圍繞在區內街巿和公園，更多是家中不足 200 呎的空間。

一個平日的早上，阿詩緊牽著兒子下樓，孩子仍一臉睡眼惺忪，陽光灑落在他身上。他伸出小手，拉低頭上略大的鴨舌帽，認識的社工彎下腰向他打招呼，他不作反應，只依偎在媽媽的腿旁，好像對外面的世界感到怯懼。

阿詩說兒子過去熱衷上學、與人相處，停課下他的轉變令她深感憂慮。然而顧及兒子成長的同時，她又得面對經濟的壓力，一星期多日僅睡 6 小時。

儘管孩子未能理解疫情，但環境催逼孩子成長，由當初在樓梯前鬧脾氣，漸漸學會體諒媽媽手上的重量，阿詩說，這是她這年來堅持下去的動力。

疫下收入大減 交租積蓄見底

香港今年失業率一度達 6.4%，為近 16 年來新高，其後雖微跌，但失業或停工減薪，仍是今年很多人的共同處境；另一邊廂劏房租金卻是有升無跌，有關注組的調查反映，高達八成劏房戶因停工等原因，積蓄僅能負擔半個月至一個月的租金。但不少業主態度強硬，僅有零星劏房戶成功獲減租。

阿詩兩母子和她的妹妹擠在深水埗一幢唐樓約 200 呎的劏房，內裏包有廚廁，雖然談不上寬敞，已算是「大劏」，租金自然相應較高，每月 8,500 元，連同水電費至少要 9,000 元。

孩子年紀尚小，阿詩須擔任全職媽媽，家中收入主要依賴於主題樂園任職的妹妹和在內地工作的丈夫。丈夫在內地為教育機構招海外學生，收入主要依賴佣金，疫情襲來，他首當其衝遭到減薪；主題樂園則因疫情關係人流大減甚至關閉，妹妹除了要放無薪假，薪金亦被調低三成。

面對收入被斬去大半，阿詩曾向業主提出減租，對方顯然不太樂意，幾經商討、一拖再拖，她苦笑說對方最後願意減 200 元。較慶幸的是，過去多月仍能依靠積蓄應付租金，「我哋一路以嚟都唔夠膽太大洗，都係睇住份租（用錢），留住份錢交租」，一家人疫下至少不用流落街頭，惟一年下來積蓄都已所剩無幾。

不止住屋，食的穿的也花錢，今年口罩又成了必需品，一度千金難求，阿詩憶述年初搶購口罩的情況，「呢度百幾蚊，嗰度又百幾，洗咗唔少錢都係得幾個」，她又說今年更多人食「住家飯」，街巿經常水泄不通，菜價上調至少三至四成，例如鯇魚由 17 元升至 21 元一斤，收入都是「月月清」。

停課下與兒子「困獸鬥」

經濟陷入窘況，但停課下阿詩難以抽身外出工作。她形容，兒子上學前班時非常熱衷上學，「我哋每次經過（學校）佢都會話『媽咪上去睇吓』，又問我『老師唔見』，等於問我老師去咗邊度，佢放假都會諗住番學」。但今年初第二學期的學前班完全停課，為了節省口罩，她試過久隔一星期多才帶兒子外出到附近商場閒逛，「一個禮拜冇出街，佢坐扶手電梯都驚嘅，好似唔習慣出面，驚外面啲人。」

她又說兒子在家無所事事，情緒較差，偶爾哭鬧，又對媽媽耍賴，「你叫佢執番啲玩具，佢就會一邊執一邊玩，試下你係咪真係要佢完全執晒」。今年 9 月兒子升讀幼稚園 ，每日僅上課一小時，都遭到老師投訴，「佢好似有啲唔聽指令，叫佢做嘢有少少拖拉」，阿詩複述老師的話時，一手放在胸前，「嗰下心理壓力好大，佢做乜變成咁」。

兒子的轉變令阿詩投放更多心思在他身上，她每天都堅持帶兒子到公園運動，又不時替他買新玩具；幼稚園安排的網課，每天影片合共有約 30 至 40 分鐘，她都悉心陪伴兒子學習。然而才剛開播，孩子便嚷著要去廁所，好不容易坐下，又分心向媽媽問東問西，數十分鐘的課程往往要分多次完成。

阿詩都會讓兒子停下休息，自由玩樂，「教佢嘅時候佢唔聽話，你都好扯火，俾啲時間自己冷靜下」，她不希望將積壓下來的情緒向孩子發洩，或強逼孩子學習，令自己變成「恐怖的媽咪」。記者稱讚她開明，她卻說自己不是滿分的媽媽，「你要佢好好學，除非你自己都做得好好，有時都要買餸、做家務，唔係下下照顧到佢，自己都有脾氣唔好嘅時候，你要咁樣諗番」。

悲觀中找鼓舞 疫下人情味更濃

兩個月前，阿詩終於找到合適的兼職，每晚約 9 時趁孩子熟睡後，她就到私人會所做清潔，匆匆回家休息數小時，到翌早孩子飽睡醒來，又再趁他精神、督促他學習。雖然要一人身兼父職、母職以至教職，但孩子成長是她堅持下去的動力。

過去住在天台鐵皮屋，阿詩每次外出都得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抽著嬰兒車爬 9 層樓梯；到今年，阿詩說疫情下盡量不抱孩子，讓他把握機會運動肌肉，但小朋友往往走一段路便喊累。有次買菜後，兒子在樓梯前鬧脾氣，阿詩兩手抽著數日的菜量，只能告訴他：「媽咪拎住嘢重重喎」，他便停止哭鬧，轉身握著比自己高的扶手慢慢上樓。

阿詩今年曾成功登記東華三院的食物銀行，要由深水埗走到南昌取食物，她當時抽著兩星期份量的罐頭、乾糧步行回家，途中也擔心兒子哭鬧。但他整趟路程卻無半句抱怨，雖然步伐小又有點不穩，還是緊緊地跟在媽媽身旁，走了近一小時的路。

為人母親的有種感動，「佢都識得體諒我。」

回顧 2020 年，阿詩笑言為了縮減交通費，兩母子今年幾乎未離開過深水埗，唯一一次，是妹妹在員工抽獎時抽中主題樂園酒店的一晚住宿，因應疫情少人入住，更得以免費升級到豪華房，「我個仔就最開心，佢夜晚都係笑住咁瞓。」

她說過去一年有難過，但亦有值得開心的事，比起吐苦水，她更傾向想好的方面。

例如這一年她參加了由當區劏房社工隊舉辦的街坊會，和街坊交流資訊，了解租客權益、業主如何濫收費用等，該團隊更曾為她修理水喉、提供食物及口罩等。

例如阿詩與樓上劏房、同為人母的鄰居相當熟絡，除了平日互相照應，聖誕更會向對方的孩子送禮物；雖然與隔壁鄰居較疏離，但一牆之隔大家都有一定默契，疫下大家長期在屋內，對方未曾投訴她的孩子哭鬧，她知道對方的嬰兒出生，會盡量不開抽風機，夜晚避免聲響，怕弄醒熟睡的寶寶。

「雖然疫情有好抑鬱嘅情緒，大家都唔好過，但其實人情味係多咗」。

文／趙婉晴
攝／P W

相約前香港眾志成員做訪問，可說是〈全家福〉系列中最沒把握的一篇；記者邀約的訊息被各人已讀不回了好幾遍，半個月後才得到回覆。

沉默背後是猶豫、掙扎，以及訪談到最後才終於說出口的——傷痛。「都唔齊整了。你話前眾志家庭相，但係得五個人... 」何嘉柔說：「究竟我有乜資格代表前眾志影呢張家庭相呢？當我哋都唔齊人，當我哋只係入面其中一個。」

這個一直處於刀鋒浪尖的年輕政黨，在今年 6 月 30 日、國安法生效前一天，核心人物黃之鋒、羅冠聰、周庭及敖卓軒宣佈退出；餘下成員決定即日起解散組織及停止一切會務，表示將「化整為零」、「各自投入本地運動的不同戰線，帶著在眾志的歷練，持續在極權壓迫下，尋求創造破局的可能。」

但隨後接踵而來的，是一人流亡英國、三人入獄；一眾前成員不再有常務會議和合作下，無可避免的變得疏遠。

7.1 前盛傳的大抓捕並無立即發生，但鄭家朗形容，那種心理上的繃緊一直沒有結束。「好似你已經喺斷頭台上面，只睇佢操唔操作把刀斬落嚟。你無辦法計劃下一秒，去想像自己嘅未來可以點。」

過往他們都面對過同伴被 DQ、入獄，再大的挑戰來臨，都有繁忙的政治和傳訊工作填滿自己；沒有一個組織可揹之後，各種各樣的情緒才終於浮面，而他們要靠個人力量去面對黑暗。「我唔想接訪問，可能係有一種預設，唔想係咁放負囉。」黃莉莉說，「我唔覺得自己可以講到啲乜嘢，對於而家香港嘅局勢....我喺這場運動裡講唔到乜嘢、自己情緒上都講唔到啲乜嘢，而家發生緊嘅事，我都講唔到啲乜嘢。」

但最終他們想到，將香港人共同的失語和無望直白出來，面對它，都可以是一種同行。狀態非常接近抑鬱症的廖偉濂說：「行出來俾全世界見到，我哋仲生勾勾企喺度，某程度上都係我哋嘅責任。」

＊　＊　＊

移動的紅線

2020 年對眾志來說，一切都發生得太快。

由準備參選、疫情、然後國安法、DQ，前黨友流亡、被捕、入獄，加上其他政團和抗爭者所面對的打壓，鄭家朗形容，「好似每日都有一樣新嘢衝擊你，要逼你在這個時代思考，究竟下一步路向係點樣。」

朱恩浩亦說：「大家不斷要適應、不斷重新捉嗰條紅線喺邊。」

今年一月的時候，眾志還修改了黨章，將組織宗旨由「推動香港民主自決」改為「推動香港的民主與進步價值」；試試看刪除「自決」字眼後，成員是否可以順利入閘參與 9 月的立會選舉。

「當時內部判斷都唔係好樂觀了，因為 DQ 我哋，早在 2018 年補選時已經發生過。」黃莉莉說：「只係抱住一種，覺得這件事係這個時勢下要做的，就算我哋入唔到，只當係宣傳 35+ 嘅 campaign 都好，都要做的一件事。」但那時再怎麼想，都沒想過最後連公民黨也會被 DQ。

到了 5 月底，開始有風聲說要訂立《國安法》，6 月，眾志對外不斷聯絡英美組織和媒體尋求國際關注，鄭家朗則透過「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發起反國安法的罷工罷課公投，惟最後工會和學生的票數都未達門檻。眼見《國安法》勢在必行，他們開始討論怎樣應對 7.1 後的新秩序。

「每餐都像最後晚餐」

「真係諗到好 worse，因為四方八面都吹好多風，七一就會大規模拉人，至少都拉黃之鋒、黎智英。」鄭家朗憶述，大家想像會有一種很暴烈的清算衝著眾志而來，於是所有討論，都只能以眾人的安全為首要為考慮。

「應該係傾點樣最大程度地保障所有人，」何嘉柔補充：「當中甚至有個最壞打算就係，就算解散咗，其實佢都可以斬落嚟架嘛.... 所以亦討論到，究竟解散係咪必然？或者組織對於我哋嚟講，個意義仲存唔存在？」

以往眾志備受政權針對，成員袁嘉蔚等選擇退黨，其後以個人名義參加 2019 年區選，外界相信是藉此換取成功入閘。若再加上《國安法》，「就算組織依然存在，大家叫做安全都好，其實之後我哋再用眾志個名去做任何嘢，都係有危險。」何嘉柔說，在種種分析討論和逼近的危機之間，根本容不下說捨不捨得。「你問我，我都會想 keep 到大家齊齊整整，但理性上就係無得揀吖嘛。」

「那段時間，每一次開會、食飯都好似一種最後晚餐，唔知幾時就會無機會再咁樣坐低，一齊去傾大家點睇未來、點睇大政治形勢。就算一開始未傾到解散，都會諗，到時或者可以再坐埋一齊嘅，但會少咁幾個、或者唔見咗一啲人。」

被延後的處決

結果 7.1 的太陽如常升起，他們睡醒了打開手機，黃之鋒和其他最高危的成員都仍在線，「仲未死得，第二日又睇，未死得。」朱恩浩說，往後每日早上就是這樣一再確認，那斷頭台上的刀還未降下來。

何嘉柔覺得，那種煎熬和恐懼只是變得更漫長，「個感覺係呢件事一直都無完到，哩種心情就算到呢家，斬咗黃之鋒同周庭佢哋喇……都係有種唔會完嘅感覺。」

但組織確實從那天起已不在了。原本在眾志全職工作的黃莉莉，改以影片製作養活自己，投入經營 YouTube channel「番號 ABC」推動性別議題，螢幕上的拍檔還有何嘉柔和袁嘉蔚。

原本做社工的何嘉柔辭職打算助選，但參選者都被 DQ 了，目前待業，思考社工在這時代的角色和可能。

鄭家朗和朱恩浩都在大學讀 final year，朱恩浩嘗試專心讀書、追回前幾年荒廢了的學業；鄭家朗則再開展了名為「教育野」的 facebook 專頁，在通識殺科、學校染紅等教育議題上繼續發聲。

形像最「硬漢」、花名叫「張飛」的廖偉濂坦白的說，狀態很差，常常失眠，家人都擔心他有情緒病。每逢路過旺角、西灣河、荃灣等地，見到馬路邊那些曾經被挖起磚頭再草草補上的石屎痕跡，心裡就沒法平伏，「會 recall 到好多記憶，突然間觸發我，令到個人好神經質。撳下 facebook、IG，都會唔想再睇落去，所以有時就唔睇電話。」

最近他開始踩長途單車，從上水踩到元朗、沙田，後來越踩越遠，甚至去到屯門。「佢哋幾個判咗入去之後，我覺得頂唔順，要揾啲嘢做下，分散吓自己注意力。」

鄭家朗聽了便關心的說：「你叫埋我一齊踩吖嘛，我都想踩。」廖偉濂橫他一眼：「你踩到咩？ 30km 喎。」眾人大笑。鄭家朗不放棄：「 我坐你車尾囉，攬住你！哈哈哈～」

＊　＊　＊

不是黨友　是手足

何嘉柔形容，以往眾志這個組織存在，某程度上是種安全網，「當你對個政治形勢、對個社會好無力嘅時候，你都仲會有種感覺係，身邊有群人同你 share 緊哩啲情緒，然後就大家一齊傾，諗方法去話俾公眾聽，我哋仲有哩條路可以試、仲可以一齊做啲乜嘢，可以點點點…試吓喺組織上 contribute 多啲，去扭轉那種無力感。」

「但當得返個人身份時，就會要自己去處理哩啲黑暗。」

前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是著名的工作狂，眾志亦總有開不完的會議，「某程度上係一個 campaign 機器。」鄭家朗說，「大家喺唔同位置，有啲人負責街站、有啲負責 media 宣傳，每次開會，working items 一、二、三、四，大家好習慣進入嗰種工作模式，用理性去處理事情。」

就算是 2017 年羅冠聰被 DQ，或者黨友相繼入獄的時期，他們都無暇傷春悲秋。「收到消息只會即刻諗，點樣 draft 聲明啊，因間見記者要 pitch 咩 point 啊，邊個負責影相、邊個負責咩嘢。」當時以 17 歲之齡突然要擔大旗的最年輕常委鄭家朗，幾年來已習慣了這種工作節奏，「好似機械化咗，會自動 load 到啲 point 去回應事件。我之前同《蘋果》做訪問，俾人話我：『乜你講嘢咁似楊岳橋嘅？』」眾人大笑。

但今年 11 月底，黃之鋒、周庭、林朗彥認罪即時還押那天，他們已經不再需要處理這些；那是第一次單純以朋友的身份去聽審，「聽完知道要還押嗰吓，然後…咩都唔使做。」以往沒時間發酵的傷心和恐懼，忽然爆發，鄭家朗當場就抱著一個前眾志成員，激動地哭出來。

「平時工作係會麻木咗嗰個關係，大家好似工作夥伴、上司下屬，佢哋點住你做嘢、tag 你呀等等。但去到那一刻就會問，點解要咁對待佢哋呢，我覺得唔明點解要咁對佢哋。同埋先至發覺，所謂手足呀....大家之間嗰種牽連係好重，佢哋嘅存在係影響自己咁深。」

何嘉柔則是在羅冠聰公佈流亡時，理解到這群同伴像家人般的重量。「以前每個星期都會見面、傾嘢，你日常就好習慣大家存在。就算大家被捕、上庭，都好似好理所當然，因為佢哋就係咁有影響力，有時情緒上好似麻木了，覺得政權一定會咁樣針對他們架啦。但去到嗰一刻，你上網見到、知道一個你身邊好重要嘅人真係離開咗喇……嗰種感覺係好唔同。」

有些人會將這些事情理解為一種分工：有人流亡海外打國際線，有人負責帶頭衝和坐監，有人做後勤「化整為零」等。黃莉莉很抗拒這種說法，「我覺得呢個唔係分工囉，因為你無得揀。我唔能夠代 Nathan（羅冠聰）講任何嘢，但認真問一句，如果香港局勢唔係咁，政權打壓唔係咁，我相信佢唔會係選擇離開嘅人。其實無得揀。唔通周庭之鋒 Ivan（林朗彥）可以舉手：『今輪我負責坐監』 ？唔會係一件咁嘅事。」

她說得有點氣：「就算我哋而家好似無事，都唔係一種選擇。有啲人咁講我都覺得好難聽，話『寧願坐監嘅係我』 。但如果有得揀嘅話，我有時真係寧願坐嘅係自己，不過呢啲嘢唔到你選擇，都唔係你可以安排嘅事。」

寧願自己去坐牢。何嘉柔說，有時自己也會這樣想，而這絕不是偉大，反而她覺得是種感情用事和自私，想像「負責坐監」可能會令自己好過些。「判刑當日就係最後一次見到之鋒佢哋，然後宣佈咗判幾耐嘅時候，之鋒係第一時間對住我哋做咗個打氣的動作。你望住佢哋要入去喇，無得返去日常生活，而你咩都做唔到時，嗰種無力感，你就會寧願自己去代替佢。」

＊　＊　＊

至少要讓自己能入睡

黃莉莉由 2012 年的學民思潮開始，與黃之鋒、林朗彥等走到現在，見證過組織的解散又重聚。對於較新加入的眾志成員來說，黃之鋒等人是社運明星、是「老細」，所以曾經一度產生他們坐牢也很正常的感覺；但對黃莉莉而言，他們就是一起成長的同伴，「2012 年嘅我，一定無諗到 17 年嘅佢哋會坐監、一定無諗過之後會係一個政黨、會選舉……甚至個政黨解散，呢啲所有發生緊嘅嘢，對於我來講都係一件：『吓，點解會咁樣？』嘅事。」

但有了以往的經驗，她自覺今年處理得很好。「咁多年行過來，一場運動唔得喇，好辛苦、好失敗，或者有啲嘢好似成功咗，點樣同大家一齊繼續行落去，我諗喺哩個過程中，我係越來越識得 deal with 自己嘅情緒。當然都有啲突然間好 sad、情緒好混亂嘅時候，我會逼自己做返應該做嘅嘢、或者想做嘅嘢，慢慢冷靜自己。香港唔會突然間變好架嘛。」

2017 年黃之鋒他們入獄，黃莉莉就開始認真做準備、心理和實質上怎樣令自己熬得過坐牢的日子。仔細到已經交帶好朋友，每個月寄六本書的限額要寄哪六本給她；然後又練習打坐和做瑜伽，想像如果連書也沒得看，還可以靠這兩件事消磨時間，「希望就算喺好難面對嘅空間、困難或者時刻，都盡量做返啲日常嘅事，唔想自己捱唔到。」她盡量照顧好自己，運用冥想的方法，在最混亂的日子裡，至少都能順利入睡。

鄭家朗還在努力打教育議題，但最近推了不少訪問，「因為當你面對鏡頭時，好似 preset 咗啲訊息一定要好有希望、要有目的、要令群眾有感覺、或者有後續行動。但講完之後，你自己都覺得講嘅嘢好無力。『我哋要繼續關注染紅教育問題……繼續關注政治犯在囚問題……』類似啦。每個記者都會問，你哋有咩跟進呢？好難答得出。所以，漸漸唔想再回應，回應都係咁樣，好快就會有下一單。」

不過他還是會繼續做，「已經未必會睇係咪爭取到咩結果，重點係個路途上，你知道自己係咪仲堅持緊呢種價值囉。可能係一個驗證嘅階段。」

在不知何時輪到自己被捕的陰霾下，朱恩浩只能努力過好每一天，相信裝備好自己的能力和身體，終有一日會再派上用場。在城大讀政政系的他，今年前所未有地勤力讀書，有時覺得那些理論和課題都很有趣，「但套用返落香港度，又好似無乜意義。有時同 professor 吹水佢哋都會覺得，係咁無奈架啦，呢個世界無人會提出到一個方向架喇，唯有見步行步。」

身邊很多親友都在討論離開香港，又將加拿大、英國、澳洲等移民資訊轉發給他。但朱恩浩覺得，移民對自己來說只是另一種折磨。「你連 physically 留響本身嘅屋企都做唔到，去到另一個地方見住自己屋企淪陷，就好似抽身望住屋企人被射死咁。」

＊　＊　＊

在旁聽隊伍裡重遇

何嘉柔有時也會衡量自己入獄的可能性，如果真的坐很多年監，是否值得呢？「有時我在街上行，好似好膠咁…但我就係會望住：外國無咁高嘅高樓大廈喎、無輕鐵架喎，尤其係，如果而家決定離開，你係有機會無得再返香港，咁哩啲所有你習慣咗、覺得好普通、好膠嘅嘢，你就唔會再見到，咁我 O 唔 OK？」

她目前在事業上未有明確方向，但又會想，如果離開香港也不會能夠為這個地方做到更多更好的事，為什麼要走？這次受訪前的猶豫，也包括希望低調，試試脫去「眾志」的標籤後，可否在其他範疇上有別的探索。「最後都選擇做這個訪問，係因為我想有一個好啲嘅回應同完結。當時講解散，都係 facebook 出咗個聲明，就無咗喇，我哋建立咗咁耐嘅嘢，咁就無晒喇。或者今次都係一個嘗試，去叫做有個收尾，俾公眾知道，雖然個組織無咗，但我哋無放棄過，都依然共同為香港努力緊。」

工作忙加上限聚令，在解散前後，他們甚至沒時間好好吃一餐飯、影一幅大合照。到後來最齊人的一次，就是年底黃之鋒等三人上庭那天。一眾前黨友沒有事先約過，但排隊聽審的隊伍裡，前中後都是那些熟悉的臉孔。何嘉柔說：「嗰吓你就感受到，其實大家係無離開過……」

一直非常緊張 line to take、擔心被以言入罪的鄭家朗連忙打斷：「離開過！！離開咗啦！！……」 白眼反到天上，眾人笑成一團。

眾志這個家散了，但他們摸索著怎樣在香港這個更大的家庭中，繼續做點什麼。

【「2020 全家福」為《立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群體拍攝一幀全家福，分享故事，上一篇見此】

這一年，香港醫護不斷成為鎂光燈下的焦點。

年初武漢肺炎疫情開始爆發，醫護抽「生死簽」入隔離病房工作，中簽者堅守專業工作之餘，為怕傳染家人，要自租酒店居住，不敢回家。

為了秉持醫護專業，他們更進一步。2 月 3 日，超過 8000 名醫護發起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醫護大罷工，要求港府封關抗疫。罷工持續 5 天，最後在參與的醫護表決下，於 2 月 7 日宣布結束。

10 個多月過去，當日發起罷工的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至今仍然是其中一個最大的醫護工會，會員人數 2 萬人，佔了醫管局員工總數近四分一 。與大部分要借地方運作的工會相比，他們擁有自己的辦公室和全職員工，財政亦算充裕。一眾理事也直言，他們是「後新工會浪潮」中，少數仍能「有啲聲勢」的「新工會」。

由罷工、到參選立法會，2020 年，他們也隨著香港經歷高低起伏。經歷過聲勢最浩大的時光，到國安法攻港，萬籟俱寂，一切反對聲音都被壓下，他們也親身感受，「年尾搞緊續會，最清楚。大家嘅熱情已經減退。」連 HAEA 的名字，還能存在多久，亦是未知數，「我哋估就，好快會無咗啦。」

外憂固在，內患亦存。受訪期間，眾人不停搞「爛 gag」，放聲大笑，但說到這一年來，理事會內部的散聚，以至在全港注目下，組織工會的壓力，飲泣聲還是蓋過了笑聲。

這一家，一年來載滿的，都是難唸的經。

*　　　*　　　*

醫護流淚：抽生死簽入隔離病房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接近一年，本身在東區醫院任護士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堯，曾負責過隔離病房及監察病房，他說已習慣「做唔停手」，但對醫管局提供的裝備不足，至今仍忿忿不平。近日聯合醫院出現群組爆發，專家指醫護人員配戴護目鏡，有助防止經眼部感染病毒。羅卓堯便吐苦水，「高層叫我哋用護目鏡，但病房經理又叫你慳住用……但佢反而講到，好似唔戴係醫護問題咁，即係你被人強姦，然後怪你著短裙？」

裝備的爭議年初已出現。即使局方現時指裝備儲存量已經足夠，醫護投訴仍不間斷。羅卓堯形容，在隔離病房工作時，有段時間曾規定 N95 口罩要「慳住使」，官方美其名為「extended use」，「我係去屙屎都戴住個 N95 唔敢除，真係呢…」他突然大笑，「屌，真係會眼前一黑，你谷嘅時候呢，真係會暈一暈。」

羅又說，第四波爆發初期，有一些確診病人來自院舍、有精神問題，「MR（mentally retarded） mix 武肺係最大鑊，佢哋會玩屎啦，打飛機啦……基本上唔會聽你講。」而最難處理的，是餵藥。「你拎住藥入去，一定要佢哋食…就要睇住佢哋，可能咁就一個鐘，你就內內外外都（汗）濕晒。」

以上只是體力勞動，羅卓堯說，做得醫管局，預咗。最痛心的，始終是生離死別，「第三波嗰時啦，有個病人，佢嘅家屬係睇唔到最後一面，而且個病人呢，係好清醒，即使去到臨走一刻，都係好清醒。」「家屬只可以隔住玻璃，如果係（非武肺的）普通病人，佢就可以喺普通病房，好多人圍住佢咁樣走（去世）。」

這些個案並非孤例，媒體亦早已廣泛報道。但作為親自照護病人的醫護，耳聞目睹，又是另一回事。

另一名員工陣線理事，同任護士的 Anne 則說，最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波疫情時抽「生死簽」，「有同事抽中咗，真係全日都喺度喊……當時比起而家仲驚，大家真係當新沙士。」回顧疫情之初，大批醫護不敢回家，要租酒店住，擔心傳染家人。有孩子的也被逼骨肉分離。即使到今天，武肺死亡率暫時看來遠低於沙士，「不過都係有同事，佢屋企有細路啦，抽中咗之後，會日日喊。」

工作壓力、疾病威脅，以至醫管局的差劣行政，他們都能逆來順受，因為他們相信既然「考咗個牌」，就要秉持醫護專業。

「無諗過香港人肯排 6 、7 個鐘入工會」

而年初發起醫護罷工，他們也說，正正是因為秉持醫護專業。

「我哋本身只係新工會浪潮下，其中一個新工會。最初搞工會，係想一齊搞『大三罷』……只係因為武漢肺炎，所以食咗個勢……結果就由我哋開始罷。」主席余慧明坦言，由籌備工會，到發起罷工，都是被時局「推住行」。

今年 1 月下旬，武漢肺炎疫情在港爆發，員工陣線遂要求港府封關。1 月 26 日，員工陣線公布，若港府不願意封關，便會發起罷工。但那時，工會其實還未「走完」整個成立程序，會員也只有約 1200 人。「轉個頭，突然間就「Boom」一聲，就去到 2 萬人（會員）。」理事 Anne 憶述。

理事會中，除了副主席羅卓堯曾擔任過學聯代表，其他人都沒有組織經驗，一下子手忙腳亂，「我哋話 2 月 3 日要罷工，1 月底就有個入會潮，就借咗個地方做入會啦，喺 9 樓，條人龍就一直排到落地下，排到出去行人路咁樣，要排 6、7 個鐘。」另一理事 David 說，「係感動，無諗過香港人肯為咗入會排 6、7 個鐘。」

當時，員工陣線的聲勢一時無兩。司庫 Chris 說，處理入會那幾天，他們是名符其實的「數錢數到手軟」，「好記得，我係搵人班咗部數錢機番嚟，如果唔係，我應該過唔到嗰個禮拜，會死……真係太多（錢）。」

那是他們最躊躇滿志的時間。

「我哋太天真」

當時工會提出「五大訴求」，包括「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大陸入境香港」、「落實確切方案確保口罩供應充足」、「提供足夠隔離病房暫停非緊急服務」、「提供足夠配套予照顧隔離病人的醫護」及「公開承諾絕不秋後算賬」。到 2 月 1 日，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公開要求工會顧及病人利益，不要罷工，陳肇始更在節目上流淚。

但政府仍沒答應封關的要求。

同日，員工陣線發起特別會員大會，表決罷工議案，最終以超過 3000 票贊成通過，反對票只有數十張。

2 月 3 日，罷工正式開始。參與醫護聚集在醫管局大樓地下大堂，高舉標語、呼喊口號，要求政府封關。社會上對罷工意見兩極，有說醫護工作攸關性命，不應罷工，甚至批評罷工的是「黑醫護」。亦有人認同罷工醫護爭取的，是更重要的公共衞生議題。

同一晚，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與余慧明、羅卓堯公開談判。談判桌上，余、羅兩人不停重申，要求高拔陞承諾，會向政府要求封關，但高拔陞一直不願正面答應。這場對話，在不足半小時後，便在余慧明說出一句「我宣判談判破裂」下終結。

罷工最後歷時 5 天，參與人數達 8000 人。回首當日，理事們仍認為，他們已盡力打出值得歷史記下的一仗。

雖然當初的「五大訴求」基本上悉數落空。維基百科上，醫護罷工的條目，結果一欄，乾脆被寫上「失敗」二字。

「我哋都係太天真。」余慧明直認不諱。她以往受訪時提過，政府曾派過中間人與他們溝通，表示願意「用唔係封關嘅字眼嚟封關」，「而我哋真係相信咗，自己 8000 人罷工個力量，真係逼使到佢哋回應我哋的訴求，覺得自己好似打贏咗啦。」

「1 分鐘之前仲覺得自己贏緊，1 分鐘之後，突然間，吓？」

「以為醫護只是帶頭，其他人會接力」

2 月 5 日，即醫護罷工第 3 天，林鄭月娥宣布會要求所有從中國抵港人士，強制檢疫 14 天。外界有評論說，這是「實質封關」，但員工陣線心中明白，這與原本中間人所說的，是兩碼子事。

余慧明苦笑說，他們原本在籌謀是否要把行動升級，「例如去政總呀，衝入去呀。」卻收到訊息，說政府會「實質封關」，「就覺得，掂啦咁，可以返去返工啦。」

直至林鄭記者會當日，他們在學聯辦公室收看直播，然後，「我屌佢老母呀……」但已經回天乏術，「好坦白講，當時我哋係咩都諗唔到。」「就只可以怪自己天真。」

責怪自己外，他們也不掩飾，對其他工會、以至整個社會的失望。「喂，我以為我哋係開個頭，之後其他工會會逐個加入，會變成『大三罷』…但結果 ？ 」余慧明苦笑說。雖然她也認同，醫護界比起其他界別，談判本錢更大，「但係咪大家一齊做，就會得呢？」

這個想法，大概與「如果全港一齊和平遊行，使咩武力抗爭？」的調子相近。

但他們都眾口一詞，罷工並非毫無成果。「好多人話我哋攬炒，唔理病人死活……但你睇下而家（疫情）爆到點？我諗，無論係咩政治立場，都唔會否認封關作用。從歷史睇番轉頭，我哋係做咗一樣正確的事。」余慧明說。

「之後有會員同我講番，覺得罷工呢樣嘢，某程度上我哋做咗第一次，有一個破窗效應。一直以嚟，我哋個道德枷鎖好嚴重，到罷咗工，就可以打破呢啲枷鎖。」Anne 則認為，罷工的最大意義，在於這是「第一次」，「要幫到人嘅，唔只係返工，某程度上，罷工都可能可以幫到人，咁我覺得，同事都一齊跨過咗一個好大嘅心理關口。」

她帶點玩笑意味地補充，「期待再有下一次。」

「參選，係推自己去死」

但下一次抗爭時機，何時出現，或會否出現，來到 2020 年 12 月，說起這個題目，大家都只能四目互望，相對無言。或者如羅卓堯所言，「嚟緊都係中共出牌，我哋都唔會有出牌機會。」

他們本來把籌碼，都押注在立法會「35+」上。說到這，羅卓堯在一旁不住掩嘴偷笑，「我係仆街嚟。我成日推人去死。」說的，是他在背後大力「推」余慧明參選。

依余慧明的說法，她本身不善辭令、不愛面對公眾、心口有個勇字但腦中沒有政治論述…當上工會主席，對她來說已經是 too much，還要再選立法會，完全是苦差。她看看貼在辦公室牆上的競選海報，那個「打晒燈」的三七面，隨即擺出一副「不如一槍打死我」的表情。

羅卓堯說，年初結束罷工後，他們已思量如何延續政治能量；醫護界的背景，加上對時任界別代表的不滿，參選便成了理所當然的方向。

「一係我，一係佢（余慧明）。」但羅卓堯覺得自己有學聯時代的「前朝包袱」，所以便決定「推余慧明去死」。兩人互相一番訕笑後，羅卓堯再正色說，「我都有陪佢去死嘅，而家工會最認到係我哋兩個，到時搞，都係搞我哋兩個架啦。」

參選令員工陣線正式成為「抗爭派」、或建制派的說法，「攬炒派」。余慧明則成為藍絲口中的「余大媽」。

假如，政府不是以疫情為由，取消了立法會選舉，依照民主派初選的結果，余慧明現時已是衞生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問她不用當議員，是不是「執番身彩」？她突然也正經起來，「都唔係。其實，如果 35+ 成功，我真係覺得，可以喺立法會入面做到一啲嘢。」

她補充：「可能我都仲係天真。」

熱情減退時

那或許是另一個平行時空。但現實是選舉押後一年，將來會否再有選舉，或至少有公平的選舉，現在看來機會越見渺茫。「我就覺得係唔會有。」羅卓堯坦言。

同時，國安法臨身。眾人都表明，醫管局員工陣線，注定會成為歷史，被打壓、消滅是早晚之事。11 月，醫管局向員工發內部通訊，指會按罷工醫護 2 月「缺勤」日數，扣除相應人工，但不會作其他人力資源方面的跟進。司庫 Chris 笑言，他們現在還能「棟喺度」，「都係因為武肺啫，我個人估計，完咗疫情，一定會清算。」

羅卓堯則想得更灰暗，「經過咁多嘢，我係認清一個事實，就係佢轉咗個管治模式之後，真係會好似西藏咁打你。」「佢就係要你驚，你驚咪變順民囉，一小撮唔驚嘅，反抗嘅，咪追住你嚟打囉。」

國安法的另一代名詞，是「恐懼」。年末，是工會例行處理續會的時間。他們沒有明確解釋續會的進展，或現時已續會的員工人數，但訪問中，他們一提到續會，便一臉厭世。「驚係真嘅，甚至有啲會員，已經移民走咗，仲 send email 嚟問，喂如果秋後算帳點算呀？」余慧明反一個白眼，「我心諗，你都走咗啦，仲點算帳呀？」

「不過，睇到更多嘅係熱情減退，有啲人當時係一時衝動，一股衝勁嚟入會。」「其實你見到架，好多新工會，而家都無晒聲氣啦。」

站在風口浪尖上的他們，也難以一聲「無畏無懼」便搪塞過去。羅卓堯則說得坦白，「有啲嘢，你做咗，都無得番轉頭，已經唔係驚唔驚咁簡單。」余慧明亦同意，「唔通你 6 月反對國安法，而家又變成支持咩。」

這或者是一個更真實，也更能理解的原因，「洗濕咗個頭」。余慧明再提供一個「高尚一點」的理由，「好多人比我哋犧牲更多，所以無得驚，如果我縮，我就真係當咗佢哋係 Condom。」

Anne 則一臉不在乎，「我又無咩家庭壓力，又畀我讀到書，考到個牌做護士，」然後她高聲大笑，「可能我生嚟就係 for 抗爭！」

本來有點低沉的氣氛，一下子掃光，其餘幾人隨即唱起《無盡》來，「人生夢一場革命不老～」「喂，Supper Moment 係咪唔唱得架？」「點解嘅，點解唔唱得嘅？」

「唔會放棄呢班人」

這家人對抗恐懼的方式，是「圍爐」。「佢哋對我好好架，教識我打高達！」、「嘩～」、「最大得著呀！」、「同埋上次個 card game，好撚好玩！」

但說到離去的同伴時，笑聲頓止。工會運作一年，磨擦固然不少，離去的也大有人在，「都想借呢個機會，同走咗嘅人講，呢場運動都係兄弟爬山，希望佢哋唔好因為喺呢度同大家唔夾，就覺得場運動行唔到落去。」

哭得最厲害的，是 Anne 和余慧明，「呢排睇番當日罷工嘅片段…覺得（有人離開）好可惜囉…」

不停強調自己是「冷血」的羅卓堯，最後還是憋不住，「唔會放棄呢班人，因為有啲嘢一齊經歷過，如果走咗，就係放棄呢班人。希望第時，就算呢個團體唔再存在，第時都可以見到大家」、「有事，記得搵。」

「唔知會喺邊度聚呢？係咪監倉？」

「大佬，我哋同你唔同倉架！」女士們立即反駁。然後，沒人再哭，又笑成一團。

文／劉偉程
攝／P W

【「2020 全家福」為《立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群體拍攝一幀全家福，分享故事，上一篇見此】

動蕩不安的 2020 年，本是個「雙春兼閏月」的結婚好年。John 和 Elam 與不少情侶一樣，原定今年共諧連理，惟 John 年初被控襲警，案件 9 月開審。面對未知的審判結果，兩人還是決意成婚，「襲警最高刑罰入獄 3 個月，我哋計到盡，最壞打算就 12 月（結婚）」。

12 月 19 日，John 和 Elam 在律師事務所宣讀誓詞、交換戒指，於結婚證書上簽署。他們今年經歷官司、肺炎疫情，好不容易走到結婚這一步，誓詞正是兩人寫照。

「從今天開始，無論是順境或逆境，富有或貧窮，健康或疾病，我永遠愛你。」

簽紙過後，兩人到尖沙咀文化中心與親友拍照，這天似乎是「吉日」，同場還有幾對準新人。Elam 父親看到愛女披嫁衣的模樣，整天笑不攏嘴，拿起電話為她拍下最美一幕。

親友漸散，兩人坐在長樓梯，回想今年經歷，也展望新一年。Elam 緊緊挽著 John 的手，「希望我哋兩個順風順水，就算遇到逆境都可以拖住手行過，好似呢一年發生嘅嘢咁」。

*　　　*　　　*

莫名其妙的「襲警」

2019 年 9 月 1 日，John 如常到醫院接任職護士的 Elam 下班。當日 Elam 工作忙碌，連午飯也沒有吃，兩人約好晚上到火鍋店大快朵頤。

John 和 Elam 經過大圍港鐵站，看到大批警員，期間有人大叫「黑警」。他們感到好奇折返，看到一名女士遭男警壓在牆上。Elam 指該女士只是拿著餸菜及雨傘，兩人不忿警員行為無理，上前質問：「點解你捉個女仔？點解你唔搵個女警處理？」

警員向兩人揮棍大叫「行開」，另一名警員突然衝出，推了 Elam 胸口一下，繼而向他們推進。John 擔心自己及女友受威脅，遂用雙手擋住，「一擋佢就話我襲警」。

John 隨即被捕，警員高聲對 Elam 說：「你要落口供呀嘛？帶你去落口供」，她亦被帶上警車。John 當時感奇怪，「我被捕我落『孖葉』，點解佢（Elam）又會同我上同一架警車？」Elam 擔心男友會遭警方虐待，沒想太多便跟上警車，事後才知警方不會「車個人去警署落口供」。

到達田心警署，John 遭扣押在羈留室，同晚亦有一名沙田區議員被捕。他聽到警署外有大批市民呼叫「放人」，聲援猶如一支強心針，「聽到好大聲、好感動，原來香港人仲有心去支持被捕人士」。

擾攘幾小時，律師才能進入警署與 John 會面，Elam 則獲安排在房間等候。她與 John 隔著一道牆，想幫忙卻無能為力，擔心又焦急，只好不斷致電家人和律師、在網上尋找案發片段，甚至想過找醫院同事做證人，「佢（John）平時放工好好，會喺病房門口等我，陪我落去換制服，證明佢係冇參加咩集會」。

「好搞笑，要搵片證明 John 冇犯錯，但係香港法律上應該掉返轉頭，佢哋搵證明我哋犯法」。最後，Elam 聽畢律師意見，決定不錄口供。

John 被扣留 18 小時後獲釋，Elam 收到報平安的電話才稍為安心，「佢放出嚟打畀我，我先識喊。」

*　　　*　　　*

一宗案件 兩個家庭的事

案發後一段時間，John 沒有收到上庭通知，也成功「踢保」，心想應該無事。

結果今年 2 月正式被起訴，同案還有當晚遭男警壓在牆上的女士，兩人同被控襲警罪。他一下子跌至谷底，想到家人、前途，還有籌備中的求婚。「死啦大鑊啦，繼唔繼續好呢？」

John 獲准以 5000 元現金保釋、不准離港，遵守晚上 11 時至翌日 6 時的宵禁令。他平日下班後要進修，放學已是晚上 10 時。宵禁除了影響日常生活、朋友聚會，更讓兩人精神緊張。這段時期，Elam 像鬧鐘催促 John 回家，因他們無法深夜外出，連兩人熱愛的公路單車也不得不放棄。

他們更意識到，案件不是兩個人的事，而是兩個家庭的事。

因為案件，John 和 Elam 都曾跟家人爭執、關係變差，「都唔好話政見，對呢件事意見有唔同……」Elam 憶起未婚夫被捕當晚，她在警署致電父親求助，卻換來對方一句話：「你哋有咩訴求唔緊要，唔好用暴力」。

父親的不解讓 Elam 感難受，何況自己只是路過。談及憋在心裡的委屈，她泣不成聲：「我嗰陣真係拎住個飯壺，個飯仲未食㗎。」

「嗰下發現冇得靠屋企人，要靠自己解決呢件事。」這一年不僅對 Elam 精神折磨，更影響 John 和自己家人關係，家庭幾乎破裂。

作為被告的 John，亦要面對家中長輩微言。他們認為面對衝突應可免則免，「點解要同人嗌霎？你離開咪好囉」。John 說服對方：「由細到大，你教我點樣保護屋企人，佢受到任何侵犯，我要挺身而出。」

即使最後不獲認同，John 無奈道：「冇辦法，長輩要尊重，我唔能夠改變你意見，但盡量都唔想同長輩嗌霎。」

*　　　*　　　*

獲判無罪 一年自由已被剝奪

今年 9 月初，案件正式開審，Elam 每次都會陪 John 上庭。

聲稱受襲的警員供稱，當晚到場看到 John 和 Elam「行得特別近」，不斷高叫「警察濫捕」等口號。他為了保障同事安全，所以舉高雙手至胸前，叫他們「退後、離開、走」。惟 John 無視勸喻，用右前臂「打」他胸口一下，使他疼痛，警員強調自己無主動推開兩人。

裁判官看畢影片，指警員在沒有警告下，直接上前推開 Elam，完全沒有他提及的「企喺度勸喻離開」。

坐在旁聽席的 Elam 上庭前還緊張得睡不著，聽到警員作供反而鬆一口氣，「個官都睇到，片段同咁多位證人供詞係相反。」

John 選擇自辯，道出當晚案發經過，即使面對控方盤問也不動搖，「我冇做錯，只係保護我身邊嘅人。」但他亦作最壞打算，就是或許要入獄，「審訊初期就話入罪率係 50/50，但社運引致好多問題出現，最嚴重係法官（取向）」。

結果如兩人所願，John 獲判無罪。裁判官指警員供詞與案發片段不符，雖然 John 和 Elam 在現場情緒激動，但沒有作出阻礙或襲擊。裁判官亦指當時警方執法時，面對極大壓力，時刻受到威脅，但案發地點非示威現場，兩人亦只是路過現場。若警員能冷靜處理事件，可避免發生衝突。

Elam 聞判痛哭，與 John 步出法庭後相擁。「雖然最後係無罪，但呢一年嘅宵禁、保釋條件，通通都係剝削一個人嘅自由」。他們多番感謝律師及拍片者，「冇段片真係……單靠嗰邊證人口供，個官信咗就係咁先。」

「如果你要我用兩個字形容呢單案 — 『無謂』」。自衛卻被捕、律政司無理檢控、警員口供不盡不實，John 說：「（各部門）做得專業啲，唔會衍生哩件事。」

當時代表 John 的大律師要求法庭將警員作供情況紀錄在案，裁判官直言已超過他的司法管轄權。三個月後，他們能否追究警員口供問題？

「開頭諗好多方向，律政司、法庭、警方、大眾......」John 曾想向警察投訴課投訴，最終打消念頭，改為致函律政司。即使知道成功追究機會不大，亦想表達警員口供的問題不容忽視，「社會上 keep 住好多案件，因為警員假口供而浪費好多公帑，（公帑）可以做更多有意義嘅嘢」。

*　　　*　　　*

兩個人 一個價值觀

兩人拍拖三年多，早有計劃結婚。案件一度打亂籌備中的求婚，連朋友都問：「萬一你有咩事會點？」

「都想繼續（求婚），我做咗我要做嘅嘢，佢唔接受我 OK，但男人責任，我要負返責任。」

記者問 John，會否擔心對方不接受他的求婚？John 坦言曾經沒有信心，但很快打消這個念頭，「大家一齊咁耐，要經歷嘅都經歷過，呢單案已經最深刻，已經肯定對方。」

今年 5 月，John 在相熟的酒吧訂了一個房間，用了一整天時間佈置場地，笑說花了「少少心機」。限聚令下，連同一對新人，房間只能容納 8 人。看到男友準備的驚喜，Elam 感動不已，欣然答應求婚。「我成日同佢講，個官點判我都會嫁俾佢。」

Elam 有時也會感到內疚，哽咽道：「當下我都有啲衝衝子，行出嚟問『做咩要搞個女仔先』，最後我俾人推撞，佢都係因為保護我先會……」。John 摟摟她的肩，柔聲安慰：「OK 嘅，冇事冇事。」 

不過，正是兩人都見義勇為，當晚看到一名女子被男警推撞，有默契地挺身而出。換著其他情侶遇到同一狀況，Elam 說：「另一半心態可能係拉你走，話唔好咁多事啦，但佢唔係，大家同一個價值觀。」

「佢（該女士）係一個需要幫忙嘅人，我哋都會義無反顧咁幫。」John 和 Elam 不害怕發聲，「你可以直行直過，扮咩事都冇發生過，但我哋兩個唔得，唔公平嘅嘢我哋會出聲。」

兩人共同面對難關，當中壓力只有自己明暸，故也只能互相安慰。Elam 望向 John，說他經歷今次案件，成長不少。以往性格衝動的他，現在面對持不同意見的家人，也能表現耐心冷靜，「相對處事成熟咗好多，係我比較安慰一樣嘢」。

*　　　*　　　*

2020 年最快樂一天

案件告一段落，兩人欲開始人生新階段，又遇上新一波疫情。

John 和 Elam 原本打算旅行結婚，初時因案件而被沒收旅遊證件，不准離港。如今回復「自由身」，旅行又遙遙無期。他們欲在港租個小教堂舉行婚禮，可惜婚禮人數由 50 人收緊至 20 人。Elam 擔心政府再收緊人數，同時要顧及親戚感受，「請一個又唔請一個，（無獲邀請的人會諗）『即係唔尊重我啦』— 咁大家都唔好請啦。」

2 人限聚令下，宴請親友吃飯也困難重重，John 無奈道：「6 人（限聚令）都叫食到餐飯，2 人、4 人真係做唔到，隔塊板可以咁做，但好冇意義。」

一個又一個的難題，仍然無阻兩人結婚念頭。John 說：「點解唔諗下當出現變數，點樣係最差環境下，將件事做到最好？」

兩人工作忙碌，籌備結婚時間倉猝，與親友吃飯和辦派對，只能待疫情緩和再作打算。John 和 Elam 最後決定簡單簽紙，還特地不去婚姻登記處，而是找來處理自己案件的事務律師證婚。「從一而終。」John 笑說。

這個年頭，新婚夫婦少不免要面對生育和移民的問題。Elam 喜歡小朋友，兩人亦曾討論過相關話題，但要考慮很多因素，如想子女在甚麼環境生活。至於移民，他們會準備其他國籍護照，但坦言未有實際決定，兩人異口同聲說：「今年發生太多嘢，休息吓先」。

在整個訪問，他們說得最多次的字句是「唔開心」，也代表他們對 2020 年的感受。John 被捕原因，或與香港現況如出一轍，「宜家係發聲都唔俾發聲，呢個唔係我熟悉嘅香港。」

他說政府不理會市民訴求，包括處理疫情，「好多地方因為全面封關，先令到該國家、地區感染人數得到控制，點解香港做唔到？真係好差咩？」Elam 作為前線醫護，感觸更深，「最痛心係全香港醫院都冇探訪時間，替病人唔開心，自己好唔舒服，都想屋企人照顧同探訪，無奈呢一年因疫情冇咗」。

2020 年，大部分的日子或是不快樂。唯獨結婚這天，兩人難得笑逐顏開。

終於走到這一步，Elam 說讀誓詞時很想哭，「原來唔係簽紙咁簡單，我嘅一生交俾佢，佢一生交俾我…」

「互相扶持行到最後。」

文／淇
攝／P W

【「2020 全家福」為《立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群體拍攝一幀全家福，分享故事，上一篇見此】

今年夏天，住在英國 5 年多的 Tony 和 Stephanie，通知朋友們準備返港生活。朋友們卻苦口婆心，半開玩笑、半認真勸道：「唔好呀…唔好返嚟呀…」、「香港唔住得人㗎啦！」…

2020 年，不少香港人忙著移民，英國尤其熱門，二人卻與大勢作對。問他們，這時候回來，擔不擔心做錯決定？

夫婦二人笑言，已有太多朋友問過同一個問題。「我哋一路話返嚟，好多 Friend 都話我哋好似三文魚，逆向移民。」

Tony 和 Stephanie 是大學同學，六年前結婚，婚後數月便一同前往英國修讀博士學位，常年居英，每年通常到聖誕節才會回港探親。不過，二人對畢業後留在英國還是返港，幾年來一直懸而未決。

直至今年肺炎疫情肆虐，英國疫情嚴峻，加上全球經濟萎縮，職位難求，碰巧 Tony 在香港找到大專院校兼職教席…對二人來說，這時候回到香港生活，與其說是逆流而上，對他們來說，其實更是順理成章。

「其實幾年來都 constantly（持續地）諗（返唔返香港），但 constantly 唔做決定。」Stephanie 笑言，「不過因為今年疫情咁嚴重，我哋留在英國都唔係好安樂.. 所以都係決定返香港。」

*　　　*　　　*

英國芝士與香港 Donki

問及上半年在英國的生活如何，兩夫妻先是對視，再啞然失笑。

「啊…好空白！…好似咩事都無發生過咁。」

英國今年先後兩次封城應對疫情，Tony 和 Stephanie 除了上班買菜，其餘時間都要待在家中。「有段時間，連公園都封埋，可能想去戶外抖吓氣都無…」

因各種偶然，最終決定返港。英國雖然不是二人出生和成長之地，畢竟在那邊住了 5 年，與當地社區、朋友同事之間建立了一定友誼。二人返港後，有時會掛念英國的生活，閒適的生活節奏、鎮內的小店、Park n Shop（不是指百佳）的方便、放假時駕車至歐洲各地旅行的自由…但留得再久，英國作為「異地」，有時非習慣就習慣得來。

「好似食嘢咁，可能歐洲人食奶、芝士，無咁易敏感，但係我哋會容易啲有 reaction....」

小至飲食、文化觀點，到可能遭受的歧視，「到某啲位你會發現，你係一個 outsider。」

回到香港，除了家人朋友都在，生活習慣以至於口味上的熟悉感，同樣令人欣喜。

「譬如我哋今日晏晝去咗 Donki…然後出來的時候有種感覺，『啊！我哋就要留喺呢度啦！』」 Tony 說得誇張，惹得 Stephanie 大笑，「始終在香港住咗二十幾年，我哋胃口、生活習慣，始終係亞洲人習性。 」

不過眾多層面上，2020 年的香港，已不是二人 6 年前離開的那個。今年返港，甫踏足香港機場，看見大堂內眾多警察，Stephanie 心內恐懼油然而生。

「係一個 first reaction，感覺唔同咗。」

*　　　*　　　*

「想一齊經歷」

2019 下半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Tony 和 Stephanie 記得，當時在英國每天上班或上課，一放小休總禁不住狂刷 Facebook，希望靠網絡拉近九千公里距離。

6 月 12 日下午，人潮湧進金鐘中環一帶，立法會外相隔近 5 年再次煙霧瀰漫。那是英國上午的時間，Stephanie 正在實習的醫院上班，她向上司申請小休半小時，待在露台上一邊追踪香港消息、一邊聯繫家人朋友，希望確保各人安好。

香港社會運動繼續發酵，英國的生活卻日常如昔，Stephanie 常有一股衝動，想向當地身邊同事朋友解釋香港局勢，訴說自己的家鄉，如何遭受摧殘、人民如何頑抗…後期他們又有參與在英國的聲援香港遊行，但眺望自身土地苦難的鬱結，始終無從排解。

「有日返 placement， office 好靜，4、5 個同事，大家各自做緊自己嘢... 我睇完新聞之後，忍得勁辛苦，最後都係忍唔住同佢哋講。」

但只講了兩句，話題很快就結束。「佢哋唔會好感受到個嚴重性…你有個 urge 想講 ，但唔係講完就舒服晒。」

身處局外的不平衡感，某程度上促成回港的決定 — 縱然明知生活在今天的香港，或將每天直面各種不安與恐懼。

Stephanie 沉默半晌，緩道，「其實，其中一個我幾期待返來的原因，係都想 feel 吓…香港呢家係咩 situation、個氣氛係點樣，我都想一齊經歷下。」

結伴，前行

2020 年，《國安法》壓港，政治環境全面緊縮。有人面臨迫在眉睫的危機，被迫離開香港流亡；更多人憂慮，頭頂搖搖欲墜的劍，不知何時落下。不確定性本身，足成恐懼源頭。

Tony、Stephanie 也是普通人，也非天不怕地不怕。他們坦言，自己不是計劃得長遠的人，但如果別處有合適工作機會，或有朝一日生兒育女，下一代的教育，很可能成為二人再離開的原因。但至少暫時，他們會留在香港。

「對於年輕一輩的人來講，唔單止係驚第二日就被人拉咗，而係嗰種不確定性、或者睇唔到未來點行落去，我覺得都係好真實嘅...」但 Tony 說，二人工作性質未算最高風險，大概還能留在香港 — 或者多一會兒。

Stephanie 認同，「可能我哋都仲未會被人 — 框住？我覺得我哋喺度，仲仍然可以做返自己嘢。」

在外國生活幾年，經歷世紀疫症，Tony 其中一個體會，是不論身處何地，都會有該社會的問題要面對。離開，不一定一勞永逸。

「的確，每個地方都有佢嘅麻煩... 英國都有好多百幾、二百年的企業都要執笠，政府無錢去幫佢哋。疫情期間，口罩、保護裝備都好唔夠，感染咗都無得入院，要吽喺屋企... 」

不過人總有其韌性，在危難之中，反最常見人性光輝。「但最好唔好有壞事啦…就算見唔到人性光輝，我都 okay 啦。」他笑。

英國有句經典名句，叫「Keep Calm and Carry On」。Tony 說，這的確是當地人的生活座右銘。

「無論去到邊度，都會有不確定性、會有難搞的地方…然後你發現自己可以做的就係：保持冷靜，繼續前進。」

對 Stephanie 而言，回來其中最重要意義，是和家人朋友在一起。

「雖然而家因為疫情，唔可以成日見朋友、屋企人，但我覺得返咗嚟香港，好似 — 已經幾安樂咁。」她笑。

文／梁凱澄
攝／P W

【「2020 全家福」為《立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群體拍攝一幀全家福，分享故事，上一篇見此】 

凜冬已至，一年將了，和鄧棨然的細佬、媽媽約在海邊，覓一間溫暖小店坐下。三個月前 12 港人家屬第一次記者會，65 歲的然媽媽緊握細仔的手、泣不成聲，今天她神態顯得豁然不少，邊走還邊提醒記者，天寒要包好頸部，要保暖、健康。

她說「然媽媽」是幫助她的社工起的名字。記者會後，眼見然媽媽情緒崩潰，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主動聯絡鄧棨然的細佬，細佬勸說媽媽，陪她去見社工。

那時候然媽媽每日夜不能寐，擔心大仔鄧棨然被扣押在大陸，不知是生是死。然媽媽出身草根，經歷香港的輕工業年代，穿膠花、啤膠袋帶樣樣精通，那個年代流行到大陸旅行，然媽媽也跟潮流、躋身這批年輕人行列，雖如此，自己從不關心政治，更不要說了解大陸的狀況。怎知幾十年後，自己的兒子會在大陸海域被捕，押在深圳候審。

兩種母親

她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做「針唔拮到肉唔知痛」，過往不經意間聽過種種關於大陸人權和法治狀況的傳聞，一時湧上心頭。以前覺得「唔係自己地方唔駛理」，現在兒子可能就身處那個地方，除了一紙通知書，什麼消息都沒有，不能探監、無法通話，她擔心到害怕鄧棨然「仲係咪生存緊」。

每日半夜醒來，想起鄧棨然，然媽媽就傷心流淚，再也無法入睡。即使現在說起此事，她仍是忍不住紅了雙眼。

心碎之餘，她對政府的不作為感到憤怒。9 月 19 日，政務司長張建宗稱 12 港人健康良好，然媽媽憤然：「你（張建宗）根本一次都冇上過（大陸），你唔好講埋啲咁嘅大話。」

「好似林鄭月娥，妳自己識講自己係母親，點解妳呢個母親咁樣？⋯⋯妳個仔俾人拉，妳會唔會唔理？會唔會唔關心？」

「『母親』，母親妳做過乜？」

四個月以來，港府不回應 12 港人家屬的訴求，鄒家成、朱凱迪等人聯絡家屬，協助他們開記者會、向政府溝通及抗議等。期間，傳媒揭發飛行服務隊曾派機在 12 港人被截獲當日，於附近海域繞行，香港警方被質疑是否在內地截獲港人行動中有角色。

在種種遭遇和質疑之中，然媽媽感覺，自己一些看法也發生了變化：

「好似啲人（反修例運動）話去擲嘢，我都會話有冇搞錯呀，駛唔駛咁激呀，但當而家嘅情形埋到身，自己又會轉咗個方向。點解啲後生要咁樣去做呢？點解要攞自由呢？雖然話係一國兩制，但你個權越來越管住香港。」

獨力支撐

11 月 19 日，部分家屬陸續收到 12 港人「家書」，其中鄧棨然在信中祝媽媽「生日平安」。收到信件時，然媽媽的生日已過。往年是兩個兒子帶自己出街食飯，今年僅有細仔與自己慶生。鄧棨然細佬買了一個小小的士多啤梨蛋糕，插一根蠟燭，媽媽也展露笑容。

「好在有佢。」然媽媽說，「乜都係佢（細佬）話我聽，幾時開會，幾點鐘，邊度。全部佢知道哂。」

自從鄧棨然被捕，28 歲的細佬獨力支撐起這頭家，與「12港人關注組」保持溝通，聘請內地人權律師，在家庭、工作、媒體之間週轉，打點一切。「自己必須去面對和處理，無得縮，一定係你㗎啦。」

細佬小時候老是跟著哥哥，哥哥做什麼自己也跟著做，總是想成為像哥哥那樣的人。長大後，兩兄弟性格各有不同，細佬感覺，鄧棨然性格和爸爸一樣，「懵塞，好難拗。」過往幾年，一打開電視新聞，哥哥就同父親吵架，父親偏向建制派，火星撞地球，細佬在旁不作聲。「佢（鄧棨然）同呀爸嘈得好密。我就盡量唔好出聲。知道佢啱，但唔想氣氛搞到咁差。」

第一次記者會，然媽媽幾經猶豫，還是坐到鎂光燈前。當細佬向媒體說完鄧棨然有皮膚病和哮喘病後，輪到然媽媽，她一開口便止不住哭泣，細佬在旁，捉緊了她的手。

「由細到大，第一次見佢（媽媽）咁樣爆喊。」細佬說，「好心噏、好內疚，我同阿哥都咁大⋯⋯逼於無奈需要父母出來，好慚愧，我哋咁大個都要佢咁操心咁難過。」細佬說。

一點燭光

在細仔、社工以及宗教信仰的幫助下，然媽媽感覺自己終於平復了很多。「如果妳自己都唔健康，第日佢返來嗰時，妳點見佢？」

祈禱的時候，她還會幫 12 港人裏的其他人禱告，「雖然我唔識佢哋，將心比己，你個仔有事，你都會擔心佢哋。」

偏「藍」的父親一直覺得，鄧棨然受點教訓是好，因此沒怎理會事件。細佬靠自己，辛苦數月，卻說自己仍有「得著」，往後知曉如何幫助同路人。

「我諗，到時再見到其他同行的人，因為我經歷過，知道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好多時話啲人被捕、受到傷害，自己可能成日想支持佢哋，有時你一個外人嘅身分，都唔知點樣幫佢哋，因為你未經歷過，你唔知。⋯⋯（現在）你知道可以再做多啲乜嘢。」

說起香港這一年，細佬形容「越來越赤化」。然媽媽在旁問：「乜叫赤化？」細佬：「變『紅』咯。」

「將來都會有更多呢啲事發生。之後受牽連的人，或者不只呢一年參與運動的人，我諗將來好多人，只要你講一啲政府唔願意聽的說話，就會面對今年運動的人面對的後果。」

感受到這城市的絕望氣氛，細佬發現，身邊不少朋友計畫移民、或已離開。他說自己不想被絕望打敗：

「係咪真係只能喺絕望裏面俾佢打敗、蠶食呢？要諗下喺一個咁困難、咁絕望的困境，點樣去對抗。可能只係好微小的力量，可能只係一點燭光，但我諗點樣將呢個燭光變成好多個唔同的燭光。」

細佬說，自己面對 12 港人事件，一開頭都好想放棄，「接受呢個殘酷的事實。」但後來再想，「係咪真係咁冇希望、咁困難的時候，就等於我真係一定要放棄呢？即使我的堅持最後可能冇結果，但係最起碼令自己唔會後悔。可能表面上唔係一個好成功的勝利，但係當我冇俾佢蠶食到的時候，某程度上我都係贏咗嘅。」

「可能佢要將我哋拆毀哂，但即使喺一個咁歪曲、 荒謬的世代入面，唔等於我一定要套用佢嘅價值或者規矩走。我可以繼續走返我過往的價值。」

然媽媽在旁聽到，說自己「out」了，很多東西聽不懂，「年輕人有自己知道的事。」她說自己生日許了願，希望阿哥早日回家。但細佬提醒她，還是作最壞打算好，鄧棨然被控組織偷渡罪，和喬映瑜一樣是 12 港人當中最重的，刑期是兩年以上、七年以下。

文／金木
攝／P W

【「2020 全家福」為《立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群體拍攝一幀全家福，分享故事，上一篇見此】

某日某法院某一審訊，裁判官不帶情感地宣判：「本席決定判處被告入更生中心。」未幾，一個少年被押離被告欄，母親在公眾席上雙眼通紅，無法接受兒子被囚，「我仲以為今日有得保釋。」語畢掩面痛哭。

此時一個中年男士出言安慰：「你一陣去問下職員，問清楚仔仔會先送去邊，你再去探佢，唔駛驚 …」他的聲線沉穩有力，態度不溫不火。「你抄低我電話，有咩想問就打俾我…」

他叫李先生（化名），不是社工，也不是律師，只是旁聽人士；能有條不紊地道出以上程序，只因他是過來人 — 他的兒子是反送中案件被告，今年被判入勞教中心。

「正因為我個仔係比較早嗰批入嚟，我希望將資訊帶給相同處境的小朋友，等佢哋屋企人唔駛咁擔心。」

*　　　*　　　*

遠行

12 月，一個氣溫只有 10 多度的早上，記者隨李生李太長途跋涉探訪兒子 。

每次探訪，兩夫妻都要一大早由新界的住所出發，到達東涌後乘搭約半小時的巴士，抵達大嶼山西南面的沙咀懲教所，再輪候約半小時，才得以與兒子隔著塑膠擋板的半小時相聚。

「值得嘅，你去探佢係畀到佢最大支持，再遠啲我都無問題。」

李氏夫婦有兩子女，長子未滿 16 歲，因參與反修例運動被拘捕、檢控，最初獲判感化，其後因律政司指刑罰過輕申請覆核，最終被改判入勞教中心。

懲教處資料顯示，勞教中心注重嚴格紀律及勤勞工作，務求於短時間內令少年犯感受到衝擊，達至阻嚇再犯的效果，當中 14 至 21 歲受訓者的羈押期限介乎 1 至 6 個月，獲釋後再須接受一年監管。

李先生的兒子判入勞教中心後，短短數月內體重驟跌 20 磅，被問及會否心痛，他輕嘆：「都無辦法啦，我惟有講笑咁同佢講，話你當喺度健身囉。」

在兒子面前，父親還是需要一點故作堅強。

但那天探完兒子，李爸爸還是難掩憂心，再提起兒子日漸消瘦，「雖然佢戴住個口罩…但我見佢輪廓係瘦削咗，無以前咁飽滿」，眼神中充滿無奈與痛心。

李爸爸又想起，早前兒子說過，萬一日後遭「加監」，即懲教職員視乎受訓者表現決定是否增加羈留期，他亦會坦然面對，並當作上天給自己的磨練，李父一度哽咽：「佢真係長大咗，佢唔怕面對呢樣嘢（法律責任），成熟咗。」

「我的兒子值得我驕傲。」

*　　　*　　　*

分離

無論兒子表現如何成熟懂事，父母擔心始終難免。

李爸爸記得，兒子初被判入勞教中心時，兩夫婦都甚為迷茫與不安，他更特意租了談少年犯在勞教中心遭遇的港產片《同囚》來看，只求想像兒子處境，「租咗返黎，都驚媽咪睇咗會唔安樂，但睇咗，我自己覺得懲教又未必真係咁樣。」

隨著兒子其後逐漸適應牆內生活，李爸爸懸在半空的心，才得到一絲安慰；兒子不時獲懲教職員讚賞聽話懂事，更令父親甚感自豪，「有一次我探完佢，阿 Sir 同我講，『你仔仔喺呢度好乖呀，放心啦』，我真係好安慰。」

又有一次，兒子因於勞教中心表現良好，生日當天獲阿 Sir 安排加飯加餸，「好多嘢食，嗰餐食得好飽。」探監時，身為人父的他卻彷彿聽出弦外之音，連番向兒子追問：「下，咁你平時食得唔飽㗎？會唔會瞓唔到？有無發惡夢？」兒子答，平時飯後只有約 6 至 7 成飽，但幸好睡得不差，也沒發惡夢，父親才稍微安心一些。

李爸爸又形容，兒子對獄中飲食始終不甚習慣，如獲釋第一件事最希望能飽嚐美食。「始終都係細路仔…出獄後一定會出去同佢食餐好嘢。」除此以外，尚有一件事讓這位父親更為期待 ，就是盡快一家團聚。

「（兒子）喺屋企就無咩所謂，佢最緊要食得飽、喺屋企，我就開心㗎啦，鹹魚白菜都好好味。」

他又不敢將兒子入獄一事告知年逾九旬的老父，只得託辭兒子去了海外做交流生，因疫情而未能返港，「每次佢爺爺見到我，都一定問：佢（孫兒）幾時返？」

*　　　*　　　*

交流

一場反送中運動，既得不到政府正視訴求，大規模拘捕及檢控，更令無數家庭支離破碎。

李先生卻說，經歷這次事件，與兒子的關係反而更為親密。當中除了抓緊每次半小時的探訪機會外，父母和兒子之間，還有另一個更為深入及重要的聯繫 — 書信。李先生說，兒子性格比較含蓄，兩父子以往交流甚少觸及內心世界，「佢會講啲一般嘢，玩呀，打波，因為佢好鍾意打波。」如今藉著寫信，父子溝通卻更為坦誠及深入。

「好多時個口講唔出，但文字上可以表達到，其實阿仔都唔係好習慣寫咁多嘢，但呢段時間因為疫情，我哋探唔到佢咁多，佢都主動寫多咗好多信，一個禮拜都有一至兩封，問候吓屋企人，問吓出面發生咩事…」

他們向記者出示一封獄中書信，兒子在信中就叮囑母親要注意身體、好好休養，「最緊要唔好操勞」。

而父母亦會頻密寫信給兒子，「始終靠一個星期見一次面係唔足夠，我不斷寫好多鼓勵說話畀佢。 信入面，有時肉麻小小我都會寫㗎，我唔介意嘅，最緊要畀到佢支持。」兒子性格雖然含蓄內向，但在信中也會主動關心父母，叫他們保重身體，叮囑天冷時添衣。

「以前佢喺屋企，點會同我哋講呢啲嘢㗎！」

*　　　*　　　*

家庭

始於去年初夏的反修例運動，經歷四季輪迴，戰場由街頭移至法庭，牆內服刑者愈來愈多，當中不少是初嘗牢獄滋味的青少年；牆外家人為他們四處奔波 — 由搞清楚服刑地點、尋找探監交通路線班次、購買符合規定物品探監等，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經歷，難免手忙腳亂，不知如何入手。

李生李太是其中一對奔波的父母，而他們也深知道，同樣勞碌的香港家庭，根本不計其數。

「辛苦都唔止我一個，全香港大把人辛苦，拘捕咗萬幾個人，上庭者更是多不勝數，其實每一個被捕人士，背後都有一個家庭。」李爸爸說。

李生李太以往不太熟悉政治，反而是兒子中學起開始看書，了解六四、文革，還問父母會否去燭光晚會。父親當時只答：「你哋都細，我哋都唔去啦。」

李爸爸最深刻的，是某次兒子在爺爺家中「睇手機」睇到喊，細問之下，才知道當時他在查閱李旺陽在獄中受苦的情況，憋不住哭了。

這一哭的一年後，反送中運動爆發。兒子的參與，反而令父母多了接觸及關心社會事件。

判刑那刻，他只覺得司法制度太殘酷，「對年輕人絲毫沒有寬恕憐憫的心，是要狙擊年輕人，打壓他們至懼怕。」

如今除了探望兒子，李先生力所能及的，就是盡量抽空旁聽其他反送中案件，「一啲小朋友、青年人、他們是為了爭取一個普世價值，而搞到入嚟呢啲地方…佢哋係無接觸過呢啲地方，根本無人知道入面的生活規律究竟是怎樣…」李爸爸就以過來人身分，支援其他手足無措的家長，「等佢哋屋企人唔駛咁擔心。」

而作為過來人，他更希望那些被捕、在囚年輕人的家長們，可多些理解及支持自己子女，「呢班年輕人今日做的事、所爭取的東西，其實不是他們這一代可以享受到，而是再下一代才可享受到。」在他眼中，年輕抗爭者行為並非真的想破壞香港，反而正因為他們喜歡在香港生活，但社會環境惡化，他們受影響，所以才奮力爭取。

「明白呢段時間好艱難，但都希望家長可以盡量抽時間，寫多啲信。」

兒子預計明年二月出獄，期間李先生及妻子將會風雨不改地探望兒子。這次探訪過程中，大多數時間都是李先生在談，李太靜靜陪伴在旁，細聽丈夫發言，偶爾搭一兩句話，神情之間卻仍流露對兒子的疼愛，甚至是對兒子身陷囹圄的自責。

即使甚少發言，亦能感受到她撐得辛苦，訪問結束之際，李太用微微顫抖的聲線問：「佢哋呢一代應該係要受盡寵愛，我都唔明點解會搞成咁 ...」

文／April
攝／P W

【「2020 全家福」為《立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群體拍攝一幀全家福，分享故事，上一篇見此】

2020 年，武漢肺炎疫情席捲全球，至今已奪去本港逾 130 條生命。

Mavis（化名）年逾八旬的父親不幸是其中一位。7 月 28 日，她隔著電話屏幕，親眼看著咫尺天涯的另一端，爸爸躺在東區醫院深切治療部的病床上，渾身插著喉管，一動也不動，安靜地離開人世。

當日下午五時許，港泰護老中心院友張伯離世，死於武漢肺炎。

近五個月過去，本港疫情已到第四波，未有消褪跡象，每日發布的疫情新聞，不乏院舍爆疫，長者撤離的畫面，Mavis 腦裡總會不期然想起爸爸， 「好似仲見到爸爸喺老人院同我講嘢個樣，嗰種神態，就覺得爸爸好似仲未走。」

《立場》今年八月曾訪問 Mavis ，對當時的她來說，失去父親是這一年莫大的傷痛。近日她再受訪，說起今年面對的第二個打擊，是與唯一弟弟因父親的事而決裂，「屋企已經無乜親人，無諗到同細佬會係咁。」父親走了，家散了，屬於 Mavis 的全家福，再不可能影到。

不忿

七月，港泰護老中心是本港首間爆疫的院舍，7 月 7 日，衞生署深夜派出專車安排院友撤離，由慈雲山送往薄扶林傷健營檢疫，Mavis 父親三日後發病送院。撤離時，沒有人為他收拾助聽器、假牙，在傷健營那三天，張伯音訊全無，「諗返爸爸嗰幾日點過，仲係好難過。」

這個傷痛，她每次說起還是雙眼通紅。

至父親去世，她才得知，傷健營是兩人一房，而且，是張伯的同房首先發病。

Mavis 始終認為，傷健營安排不當，父親很可能是在檢疫時染疫，「咩叫『隔離』啫，就係應該分開，我接受唔到。」她很想為父親追討，事後，她聯絡上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對方協助下諮詢律師意見，認為要先申請開死因庭，釐清責任誰屬，才方便追討。

然而，她慢慢意會到，要申請法援，再開始司法程序，過程「會好漫長好麻煩」。疫情持續，自港泰之後，更多老人院相繼出現爆發，當時父親在港泰等了四小時才去檢疫，但即使後來不斷有老人院撤離安排混亂，似乎都不見有家屬如她一樣發聲，令她愈加卻步，「人哋會諗，你兩個人（同房）咪好，好過人哋無得去。」

另一邊廂，身處現今香港社會，《國安法》生效後好像每日都有入獄、流亡、清算的新聞，Mavis 形容，看著「咁多出來幫我哋攞自由嘅人，全部都畀人拉，真係好失望，對住呢個香港。」同時也使她害怕，高調追究會引來政府針對，「真係有啲驚，點知佢會唔會話，唱衰佢係煽動社會乜乜乜……」她頓一頓，慨嘆：

「我哋呢啲普通市民，真係唔夠佢（政府）鬥，好灰，自己都係過得一日得一日，無再去諗（追討）。」

內疚

Mavis 今年 55 歲，是家中長女，本來有三個弟弟，最大和最細的弟弟近十年相繼因病和意外去世，僅餘二弟。她年輕時早已嫁人離家，父母則一直與弟弟同住，弟弟結婚後生了一對兒女，於是六人一同住在四人公屋單位內。

她說，父母二人相依相伴，好感情多年如一，年輕時是流動小販，媽媽「一直都食住爸爸」，後來母親在 60 歲時中風，無法言語、一隻手動不了，患病這十三年，變成爸爸反過來照顧媽媽。惜近年爸爸年紀漸長，身體也變差，Mavis 偶然上門探望，發現弟弟一家並沒有好好照顧兩老，「好凄涼，喺屋企無人煮飯，無人理佢哋。」

本來她一直想著息事寧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去年十一月，爸爸肚屙入院，媽媽在弟弟家足足三日無人照料，躺在床上有氣無力的，「成條學習褲又屎又尿，我問佢沖涼好無，佢即刻點頭。」翌日帶母親去做檢查，才發現媽媽整個口腔都是潰瘍「爛晒」，「唔怪得之唔肯食嘢，成個口入面都係生痱滋嗰種白。」

她不能再視而不見，馬上請教社工，去申請綜援把兩老送進護老院。「我同爸講，你陪阿媽去啦，我多啲來睇你哋，好過喺屋企受氣。無諗過，去老人院半年，爸爸會走咗……」她再次哽咽，「初初真係覺得，係我害死我老豆，其實都仲內疚，到依家仲好似，見到爸爸同我講嘢嗰啲情景。」

爸爸是因武漢肺炎離世的病人，只能在醫院殮房等，一個月後直送往火化，之後在紅磡簡單完成打齋儀式，過程簡單得雲淡風輕；加上雙親進老人院不久，疫情就爆發，院舍謝絕探訪，她只能偶爾送食物過去，也見不上幾面，令她沒甚麼實感，「唔覺得爸爸係走咗。」

裂痕

另一個令 Mavis 的內疚感久久不能釋懷的，還有弟弟的指責，怪她選中了一間爆疫的老人院，這番話一度令她情緒陷入低潮。然而，當初找老人院時，弟弟沒有提出過意見，雙親往院舍後，未幾他更換了家中的鎖，又向房署申請換戶主。

她後來仔細回想，姊弟間的矛盾大概從照顧父母責任漸重起，已悄悄埋下種子。父親去世後，二人因帛金問題有過一番拉扯，Mavis 從弟弟處討回費用，關係卻也跌落冰點。縱使母親院舍就在弟弟所住地區，但 Mavis 說，只有她定期關顧母親需要，WhatsApp 群組裡弟弟總是已讀不回，私下更已完全沒聯絡。

「個屋企已經無乜親人，我無諗到我細佬係咁，」她過去一直以為只是弟婦和父母不睦，連帶和自己也不親近，她叫自己不要太介懷，照樣把弟弟的子女視為己出。她沒想到，原來連弟弟也不願和她往來，「咁多年，我無同佢計較過阿媽阿爸的事……我好後悔無同佢計較，如果一早叫細佬一家搬走，可能爸媽就唔使咁凄涼。我好憎我自己，唔一早出聲，幫爸媽爭取一啲嘢。」

「無可能再齊齊整整影張相。」她賭氣道，沒想過要和弟弟修補關係。

疫症蔓延，人們失去聚會的因由，彼此更沒有下台階，她遲疑著一字一頓道，「可能無呢個疫症，或者如果約，帶媽咪去屋企或者點……可能會無嘢，但係，因為呢個疫症，所以，無。」

牽掛

如今，除了遠在日本剛產子的女兒，母親是她僅餘的牽掛。

Mavis 母親本來也是港泰院友，但在 7 月 3 日，恰巧港泰爆疫前，成功獲分配政府資助院舍的宿位。就是那天，Mavis 到港泰帶媽媽轉院，沒想到已是最後一次跟爸爸見面。

現在她卻怎也想不起，那天跟爸爸說了些甚麼。

老伴離世的事，在院舍的媽媽至今仍不知情。Mavis 起初是不知如何開口，不敢說、不忍心，「（疫情間）探唔到佢，老人院已經話佢唔食嘢，佢心情唔好，十幾年講唔到嘢，又經歷過太多身邊人離開佢，走咗兩個仔，之前有抑鬱，如果畀佢知（爸爸的事），我諗佢真係會唔食嘢。」

可以的話，她說，這件事會瞞她到百年歸老的那天，「我真係無信心講，諗住一路呃落去，最多話爸爸喺嗰度（檢疫中心）唔願出來，唯有咁。」

如今，Mavis 盡量每星期抽時間，上早班後到院舍送些奶粉之類的用品，偶爾送媽媽愛吃的蛋撻、乳鴿、湯水，已故大弟的女兒偶爾也會幫忙。令她稍稍安慰的，是媽媽現時住的院舍，姑娘很盡責，事無大小都會打電話來報備，又會帶媽媽到花園散步，拍照 send 給家人看。
 
院舍也會安排家屬預約視像通話，就在幾日前，Mavis 在電話中看見，媽媽穿著綠色外套，精神似乎不錯。媽媽不能言語，她心知，媽媽該是掛念爸爸的，「如果佢會（開口）問，多數都會問阿爸點。」但就算如此，Mavis 只能扮唔知。

如果有天避無可避，她也想好要如何扮懵：

「你老公好 OK 呀，喺嗰邊呀，成日食呀、瞓呀咁囉。你又要加油呀，又要食呀、瞓呀咁，開心多啲。我哋依家探唔到你，你唔好自己起身行呀，要姑娘同你一齊，唔好懶醒呀，去到醫院無人理你㗎啦，依家啲姑娘個個對你咁好，你要聽姑娘話呀……」

文／丁喬
攝／P W

【「2020 全家福」為《立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群體拍攝一幀全家福，分享故事，上一篇見此】

2020 年最後一個月，阿超、阿兒、Dinna、三才，四位街坊應記者邀請，聚首在西環正街拍張「全家福」。

2014 年雨傘運動後，不少人主張散落社區、深耕細作，而西環也算其中最早有街坊自發組織、辦地區報的一區。街坊們搞過導賞團、漂書箱，動員街坊關注區內區外議題。又辦過社區年宵、音樂夜、放映會，舉行的地點就是正街。

不過因去年「反送中」運動，加上今年疫情，這些自發的社區活動這兩年接近停擺。更甚，相識於傘後、一直是社區中堅分子的四人，其中阿超、阿兒、Dinna 已計劃離港生活，短期內成行，餘下只有 67 歲的三才未有去意。昔日多姿多彩的社區活動，不知日後是否仍有人承辦？

四人加起來，住在西環的日子超過一個世紀。離開扎根的地方，準備離開的人，各有顧慮。

阿超十多年前結婚後才搬到西環，兩個就讀小學的子女在這裡長大。當年六四，阿超太太曾隨家人移民澳洲，九七後回流。二十多年後，一家人再次準備離開。

太太有澳洲護照，小朋友按法例同樣享有澳籍。香港的社會、教育問題並非這兩年才忽然出現，阿超說，其實家人一直有計劃移民澳洲，但過去感受不到要離去的趕急，今天才頓覺，危機已迫在眉睫。

阿超自言「賴皮」，雖然去年運動期間，政府一直寸步不讓，但未到非走不可一刻，還想多留一會。「我老婆成日都問，你幾時真係的起心肝走呢？因為佢覺得有兩個小朋友，係無任何懸念、好有決心一定要走。」

2019 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阿超曾有一刻覺得，就算街頭運動失敗，日後仍能在區政層面努力 — 一如 2014 年後的光景。但隨著民政處以各種手段架空區議會，加上《國安法》臨港，阿超自己亦一度惹上官非，幸而最終獲撤銷控罪。他頓覺，2020 年的香港，連關心社區議題也變得不再安全。

「以前做社區嘢，漂書、回收，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希望維繫一班街坊，或者去散播一啲民主思考的種子 ... 」

在今天彷彿被認出「黃絲」就會惹人針對的大環境，阿超坦言恐懼。「個氣氛已經係去到，你再做呢啲嘢都好危險，感覺對方一定會出來搞你。」

「香港已經死咗」

Dinna 1984 年在加拿大出生，同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父母帶她回流香港，一直住在上環至西營盤一帶，讀書也是在區內。

現在是兩子之母，下一代未來生活，也成了 Dinna 選擇離開的最主要推力。她說，一家人希望 2021 年內離開香港，但仍未想好目的地，只知道一定要走。

「我覺得，香港已經死咗，我哋熟悉的香港已經徹徹底底咁完咗。」Dinna 斷言，沒有一絲爭論空間。

她列舉不少例子：言論自由、法治、昔日優秀警隊、中上環的西餐廳，漸漸被重慶火鍋店取代... 曾經嘗試盡力守護，但事到如今，Dinna 覺得，此城已崩壞得無可挽回，不如離開。

「如果淨係追求生活安穩，我覺得自己絕對可以留響香港。但我哋算係覺醒咗的人，唔係淨係追求溫飽，而會追求思想上有... 自由咯。」她說，「如果我將呢個意識灌輸比下一代，我唔危險，但佢哋好危險。」

Dinna 期望，年幼的孩子移民後，就該盡情投入外地的生活，無需再留戀香港，她寄望自己亦如是。

「我都幾決絕，如果去咗外地，應該唔會再返嚟。」

張力

2020 年香港的變化，彷彿標誌一個時代結束。將近七十歲的三才，是四人中唯一未打算離開的人。三才也有子女準備移民，但也勸不動他。

六十年代在左派學校讀書，三才年輕時經歷過六七、及後加入職工盟，參與工運多年。多年來接觸不少中國大陸以至海外工運團體，運動苦無寸進、反抗者遭報復囚禁的故事，三才多年來聽得多。香港現在的壞境況，他相對上看得雲淡風輕。

「以前（香港）上街都係三幾百咋嘛，呢家三幾千、三幾萬，運動已經壯大咗好多倍，我覺得有成果嘅，」三才說，「我覺得移民 — 即係棄戰嘅啫。一定要同政權鬥長命...」

無心的一句話，卻彷彿戳中其他人痛處。

「我唔係介意失敗，但如果有人因為我做呢樣嘢而坐監，咁點啊？你明唔明啊？」阿兒有點激動，本來尚輕鬆的氣氛，變得稍為緊張，眾無言。

阿兒也是社區的中堅分子，經歷這兩年後，她正計劃放棄香港的花店生意，跟朋友到台灣開建築公司。但她還未決定，以後會不會再回來香港。

年輕時在台灣和澳洲讀書，阿兒 2013 年才回港，原因是當年戴耀廷搞佔中商討日，「我就覺得自己要拋棄晒以前的生活，返來香港參加 D-day。」

雨傘清場後，阿兒未覺灰心，繼續搞大大小小社區工作。但至今年，日復日的打壓、清算，她找不到堅持下去的原因。

她強調自己不是因為失敗而氣餒，也非恐懼，卻是覺得，在今天香港的公民社會環境，再無自己可著力的位置。

「我當時（2013年）係覺得，我嘅時候到啦。當時大家有好多唔同意見，傾將來應該點走、件事應該點做... 當時我覺得，我係一個好適合去加入呢件事的人。」

「但其實到 2019 年，比較直接行動、攻擊的時候，我已經發現自己好唔擅長、可以做嘅嘢好少... 而當呢個階段（運動）都完結之後，我就知道，我已經完全做唔到任何嘢。」

近半年每天起床看到的新聞，盡是誰誰誰被警方上門拘捕、哪位哪位宣布流亡海外。「每一日我都好嬲，但每一日都無一樣嘢做到，你要.. 你要咁樣對自己到幾耐？我都只不過係一個人...」

離開香港的原因，阿兒說得直白。「我想試下行開下，過返自己的生活，希望可以開心啲。」

上半場完

阿超、阿兒、Dinna 三人形容離開的原因，是因為香港已沒有空間讓他們參與政治或社區事務。但他們坦言，離開之後，就不會再想香港的事情；人在異鄉，對當地沒有深厚感情，恐怕也不會積極參與社區事。這不是很矛盾嗎？

「知道自己唔能夠再（在香港）做呢啲嘢，你去到第二個地方做同樣嘅嘢，其實都會好痛苦。」阿超說，對於一個社區的感情，不輕易抹走，即便選擇了離開。

住過外國十幾年的阿兒，說得舉重若輕，「我知道我會失去啲咩，嗰度唔係你屋企、就唔係你屋企，你永遠都係一個過客 ... 但喺一個唔係屋企嘅地方住，係咪好大問題？又唔係。」

「我唔會睇到件事好大，香港無咗我，無咩分別嘅啫 — 咁我無咗香港，又有幾大分別？ 」她說。分不清是晦氣說話與否。

明年的今天，阿超、阿兒、Dinna 或已離開香港，定居在不同國家。不過三才說，他還會繼續留在西環，做他的環保組織、大廈法團主席，「做到幾多就幾多，起碼唔好畀佢一片藍、一片紅吖。」

訪問結束，行經港鐵西營盤站。阿超忽然記得，幾年前港島西延線通車，大夥兒還去通車典禮踩場示威。

「以前幾撚癲... 」他吃吃地笑。

阿超說，他們一代就如 — 或事實上就是，這樣的一群香港人：20 幾歲經歷回歸，曾天真地相信《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甚至是普選，民主進程緩慢，大概還可以用和平抗爭推一把..

二十三年過去，夢乍醒，人生日子餘下一半，有兒有女，開始想為自己和家庭打算。

「我哋的期望，已經落空咗。我哋想做嘅，都已經做過。唯有喺 50 歲、下半場人生再一個新開始。」

文／梁凱澄
攝／P W

【「2020 全家福」為《立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拍攝一幀全家福，分享故事，前言見此】

11 月某天，涼風輕輕拍打著機場的窗。黃老師（化名）一家四口肩並肩、推著載滿行李箱和紅白藍袋的手推車，徐徐步向離港閘口。

他們踏上了飛往英國倫敦的單程客機。

曾經，黃老師是個「左膠青年」，擁抱共產主義理想。曾經，因嚮往香港的社會制度，他想盡方法從澳門移居香港。曾經，九七回歸人心惶惶，城內的人趕著離開，他留了下來。

但 2020 年六月，《國安法》一巴掌摑醒了黃老師和太太。這次，他決意離開，為了自己的下一代。

兩夫婦都是中學教師，是社會眼中踏入「收成期」的中年人，走過了最順遂的時代。到香港經歷低潮，他們可以說走就走；但有年輕人連離開的自由也沒有，有人已陷牢獄，有人被沒收護照，亦有人被困一河之隔的看守所，回家無期。

「我們付出很少…是覺得有點愧疚，如果我後生一些，可以幫年輕人做多點。」

*　　　*　　　*

擠滿人的歡送會　舊生：為何要走？

離港前一星期，黃老師一家數百呎的房子裡擠了 40 餘人，都是來道別的舊生。畢業於 2012 年的他們，早已被社會洗脫臉上青澀，有人手抱著嬰兒，有人遠走美國發展，只能以視像鏡頭參與其中。

但於黃老師而言，他們依舊是昔日班房內的一群懵懂青年。

很久不見的他們閒話家常、聊聊近況、「抽抽水」，又跟黃老師一對子女打成一片，房子內瀰漫著笑聲。

一片噓寒問暖後，終有把聲音忍不住問：「為甚麼要走？」

這大概是年輕人最想知道的。

「希望子女將來做一隻自由飛翔的雀仔，可以在自由自在的環境成長。」

黃老師站在電視櫃前，面向坐在房子另一邊的舊生，耐心地解釋離開的原因。這個畫面似曾相識，猶如以往在課堂講課，只是老師身旁多了跳跳紮的兒子和乖巧的女兒。

執起教鞭 20 多年，黃老師和太太桃李滿門，連歡送會也辦了 3 星期。家中桌上放著一本木製紀念冊，裡面寫了一句：「現今社會動蕩，多虧您在課堂上分享時事新聞和正確價值觀，令我在這嚴峻環境明辨是非，堅持自己的原則。」

文字來自畢業於 2015 年的舊生，前一年秋天雨傘運動，他們在校園掛起直幡明志，黃老師在班房與他們討論時弊。

他們對社會的觸覺，來自當年黃老師於黑板前的一字一句。他對學生的影響，遠超物理課上的知識。

如今老師要走了。記者問，覺得離棄了年輕人嗎？

黃老師無奈點頭：「年輕人付出好多，而我因為有小朋友就帶住藉口；或者說有肚腩、肥、跑不動。」

過去一年的遊行他均有參與，但拖著兩小一大的他，眼見警方的武力日漸升級，只能留在家中。目睹直播畫面中的年輕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催淚彈爆開一刻人人落荒而逃，他憤怒，但無事可做。

「當他們去前線衝的時候，我只能留在家中訂閱『黃營』媒體。」

告別「左膠青年」

曾經，有位來自澳門的中大學生每天到觀塘開源道投注站外，無懼路人的吆喝與冷眼，設街站宣揚民主自由。

那是 1989 年的黃老師。當年他每天看著北京的新聞度日，但人在香港幫不上忙，失落至荒廢學業。

如今少年已成他人師長，白頭髮長了不少，卻放不下昔日走上街頭的自己。

黃老師輕輕地從公文袋拿出一大疊泛黃信件，上面全寫著中文大學宿舍地址，是他大學時與同儕來往的書信，文字裡談生活、談感受。「諗緊要唔要（扔），過到去（英國）都係放喺箱底。」

但有些記憶，即使塵封多年，也無法「斷捨離」。

黃老師生於 60 年代的澳門，其父親曾受到國民黨逼害至流離失所；當年澳葡政府積弱，中共在澳門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巨大，澳門被稱為「半個解放區」；他中學時需必修中史至中四，亦懂得唱國歌，來港升讀中大後曾與同學一起唱革命歌，自詡為「中國人」。

「簡單而言，我是左膠一名。」

雖然大學唸物理系，底子裡卻藏著「文青」的基因。他加入國是學會、新亞學生會代表會；經常於新聞系流連；讀共產黨宣言，更曾跑到相機生產商做暑期工，深深體會「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成效；社會主義理想進一步潛移默化，成為他心中的烏托邦。

「後生時覺得共產黨可以信任，有好多人後生時都是左派，思想要顛覆體制很吸引，如何令沒有權力的人有更多權力。」

直至 2014 年秋天，人大就香港普選落閘，催淚彈於地上爆開那刻，他的幻想也破滅：共產黨答應的事從來沒有兌現。

「你俾人呃一次 OK，但呃咗咁多次，你仲繼續俾佢呃？」他形容自己多年來「痴心錯付」。

「愈來愈覺得我要跟這個身份、國家 detach（脫離），Made in China 的衣服我不會買；仔女要學國民身份認同，教國旗國歌，我會告訴他們你拿著葡國護照，你不是中國人，你跟老師說我們不唱這首歌。」

那秋過後，他徹底與「中國人」身份割裂；移民的念頭漸漸埋藏於腦海中，更為子女申請歐盟護照。

所以，6 年後這次告別，來得不算突然。

但「催化劑」始終是國安法。今年中《國安法》通過，教師陷入政治清算漩渦，太太任職教師的同學在教材中提了「黃之鋒」，便收到教育局警告信。

他擔心子女被國安教育「洗腦」，怕自己因政見被「以言入罪」；他很清楚，為了不活在中共陰霾下，為了子女能自由健康地成長，他們非走不可。

坐上那班飛往未知的客機

離港前數天，房子變得空蕩蕩，只餘數不清的紙皮箱和大大小小的行李。

「我們一家都未去過倫敦。」黃太邊把書本放進箱內邊說。

父母在「最後衝刺」執拾行李，小孩卻悠閒地在梳化上看電視，沒絲毫準備要離家的感覺，大概是因為他們對移民沒太多概念。

記者問兩姊弟，你們會帶走甚麼？

弟弟 Ronald 一邊下載準備在飛機上看的影片至 iPad ，一邊從背包取出粉藍色毛毛頸巾及手套，說是準備帶到英國禦寒，「香港冇咁凍好少戴，但媽咪話嗰邊好凍。」然後把毛公仔和漫畫書放進行李箱。

就讀小五的姊姊 Rachel 很懂事，有條理地寫下一張清單提醒自己要帶走的東西：用來畫畫的筆記簿和文具、搓手液、iPad、AirPods、書本及玩具等。她說，移民是最好的選擇；每次黃老師帶同她上街遊行，她都會問「點解我哋做咁多嘢，個政府都係唔聽人講？」又覺得警察「好衰」，「亂咁打人」。

雖然在此之前，他們到過最遠的地方是日本。

對於英國的天氣、文化、語言，他們一家統統不熟悉。父親顧慮子女到埗後不能融入和適應；母親憂慮在英國的生計；女兒擔心自己英文不佳，無法與同學溝通；兒子害怕的是當地天氣很冷。

移居至完全陌生的地方，黃老師明瞭有一定的風險與不便，但形容這遠遠不及留在香港的危險，「我講錯嘢被告發或會釘牌、被捕，可能連公積金都冇埋。」

他說，要告別這片植根逾 30 年的土地，沒有太多不捨。僅餘的不捨，可能只是思想一致的香港人。

「人生最開心的日子是在香港，一些想法如政治、是非對錯，在澳門沒有朋友能聊這些，想拍枱罵政府時不會找到共鳴；這裡至少可以找到同聲同氣的人。」

黃老師生於澳門，但他清楚自己屬於香港。

再見，曾經美好的城

離告別前的最後數小時。

這天，前往機場的高速公路上，天空一片粉橙色的朝霞、空氣瀰漫入秋的涼意。早上 7 時許，黃老師一家四口穿著厚外套、Heat Tech，手中拿著 BNO 和歐盟護照，拖著行李箱步入冷清的機場；他們沒叫親友來送別，說不想太多離愁別緒。

一年前，黃太帶同一對子女到機場參與「和你飛」。那時入境大堂擠得水洩不通，那時他們沒想過要走。

一對子女睡眼惺忪，離開前惦念點心、想著牛腩河，告訴記者前一晚在家中「打邊爐」。同學送的畫作和道別卡，他們珍而重之，畢竟最不捨的是家人和朋友；姊姊傳了短訊予最好的朋友說再見，弟弟則與同伴玩了最後一次遊戲機。

站在離港標誌下，兩夫婦緊握著小孩的手，臉上擠出笑容，記者按了按快門。這或許是他們與香港的最後一張全家福。

「我們離開是保留實力，期望小朋友日後回來可以替香港創造另一番將來。」這是黃老師彌補虧欠的方式。

十一月某天，城內的人再次趕著離開；黃老師終踏上這班單程機，在雲層中俯瞰這座崩壞的城，說聲謝謝，然後告別那活於過去的美好。

又一波移民潮來了，這次他沒有留下來。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黃老師一家均使用化名）

文／莫泳浵
攝／Sheryl Wong

2020 年，香港社會、以至世界，風雲色變。

一整年的肺炎疫情，全球死亡人數破百萬，經濟萎縮，無數人生計不保。各地爆發社會運動，美國，白羅斯、泰國等地示威持續。

在香港，體制中異見聲音全面退場，政治清肅、檢控、判監，無日無之。港人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終於墜下。

大時代、大政治下，有時難免讓人感覺，家庭小故事、個人感受，彷彿微不足道。但生活在社會中，每人的日常軌跡、生活變化，雖看似私密而個人，往往受社會脈絡所牽扯，映照出時代背景。

《立場新聞》2020 年年終專題，邀來不同香港家庭分享他們故事、拍攝一幀全家福，細說這一年的喜怒哀樂。其中有親人身陷囹圄，家庭生活被硬生褫奪；有人為未來惆悵，選擇離開香港；有人被疫症奪去至親，照片上獨遺一人身影。

但有時，即使外面風起雲湧，家庭仍是個小小的避風港。誠如有同為反修例運動案件被告的情侶，選擇今年共諧連理；有人在眾多不確定性中選擇回流，待在家人朋友身邊 ；有家庭迎接新生命降臨，只期盼孩子在亂世中平安成長。

「全家福」也不限於原生家庭，為同一目標奮發的戰友，如對抗疫症的醫護、如已解散組織的成員，如「家庭」般在風暴中並肩。

2020 年終將完結，未來是更好或更壞，無人能預知。一年過後，千百個香港人，千百種經歷、千百種抉擇。唯一共同的，或是我們都只能繼續，昂首前行。

（專題第一篇：教師家庭的移民故事：去年帶子女「和你飛」，今天在機場告別香港）